谢选骏： 基辛格《论中国》一书的常识性错误
2012年10月09日
（现在党委书记薄熙来倒台了，而且被扣上了一大堆吓人的刑事犯罪的帽子。对此种种，仅仅在一年前还为薄熙来书记吹拉弹唱的基辛格老博，不知道是否需要修改自己的评论？因为据说，基辛格的这本《论中国》不仅是一本书，而且是一个最新的外交行为。不过这里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要说基辛格犯下的常识性错误。）
美国前国务卿、1970年代中美秘密谈判代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2011年出版了《论中国》（On China）一书，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不过初读下来，却发现其中有不少常识性错误。可惜的是，《纽约时报》雇佣的日本书评作者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还是罔顾事实地称赞该书“迷人而敏锐，有时标新立异”：这如果不是有意识的揶揄挖苦，就是无来由的抬轿吹捧了。
信手拈来几则基辛格的常识性错误略表如下：
1、“蒙古（蒙古可以说是半个中国）的铁木真大败印军，攻陷德里，杀了十万人。”
（谢选骏：基辛格错了。自封“成吉思汗”的铁木真从未到达过印度，更不用说“大败印军，攻陷德里，杀了十万人。”几百年后，是突厥化的蒙古人巴卑尔确实入侵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不过这不等于说是在此之前几百年的铁木真就入侵了印度并建立了蒙古帝国。这就像基辛格做过美国国务卿，但不等于基辛格的十八辈犹太祖宗也做过美国国务卿。）
2、“从公元三百年前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直到清朝的覆灭，中国一直是亚洲体系的中心。中国皇帝被看作为（也被邻国承认）天下政治等级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国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国的语言文化和政体就是文明的象征，就连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采用以装饰自己的合法性， 而这也正是他们最终融入中国的第一步。”
（谢选骏：基辛格错了。中国不是公元前300年而是公元前221年统一的，但是，中国的君主早在秦始皇征服六国之前就被看作为天下政治等级制度的至尊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诗经·小雅·北山》里的句子。）
3、“黄帝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辟华夏的英雄。但是，传说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创建中国，中国早已存在。在历史意识里中国永远都存在着，只需不断统一和复兴，不需创建。这一悖论在孔子时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国文化礼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称他没有创立新礼教而只是复辟在动乱年代中丢失的旧礼。”
（谢选骏：基辛格错了。早在秦始皇之前的韩非，在其著名论文《五蠹》中写道：“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这些历史人物中根本没有黄帝的名字。在《十过》里韩非子记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这里有了“黄帝”，不过却是一个神话角色，召集的则是鬼神之会：六条蚊龙为黄帝挽车，神明蚩龙在前边开道，风伯雨师洒扫道路，虎狼和鬼神前呼后拥。而腾蛇与凤凰并列，一下一上，地位显然比龙还要高些，是神话了的蛇。）
4、“中国文字始创于公元前二千年的商朝。那时，古埃及文明正处于巅峰期，古希腊的城市王国文明还没开始，而罗马文明还有待一百年后出现。然而，商朝流传下来的文字体系正在今天被十几亿人沿袭使用着。今天的中国人能够读懂孔子时代的文籍，他们的书籍和语言中蕴含了几千年的战争典故和朝闻轶事。”
（谢选骏：基辛格错了。商朝不是公元前二千年，而是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66年前后。而所谓的“罗马文明”即使算它真有其事，也绝非“待一百年后出现”的，而是晚于商朝一千年以后才出现的。）
5、“中国历史上亦上演了无数次的战乱。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当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时候）。正如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也是毛青年时期的最爱读物）的开篇语：‘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传下来。”
（谢选骏：基辛格错了。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所谓“黄帝的先例”。因为前面已经说过而且谢选骏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中也已经说过：黄帝不是历史人物，而是神话角色；既然如此，何来黄帝作为政治“先例”一说？）
6、“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中国几乎没有与有其相当规模文明的对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国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当时由多个分治的王国组成。两国通过丝绸之路有过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间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马拉雅山脉阻断。与近东的波斯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甚至罗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残暴风沙而举步艰难。尽管时有贸易驼队穿越其间，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没有与另一个有其相当成就的文明社会有过深度交往。中国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两国似乎从不承认对方的至高权威。欧洲在当时更是遥不可及。”
（谢选骏：基辛格错了。西域文明和印度佛教曾经颠覆了先秦两汉魏晋的第一期中国文明，而参与塑造了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的第二期中国文明。这在谢选骏的《第三期中国文明》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
基辛格的上述这些错误是很不应该犯的。尤其考虑到基辛格对中国读者的广泛影响力，基辛格的错误应该已经发生了深远的误导作用。《华尔街日报》2011年10月25日发表的评论文章《基辛格〈论中国〉对印度的启示》，就专门涉及到了基辛格有关“铁木真入侵印度”的谬论，但却没有指出这是谬论，相反却全单照收了下来，结果难免贻误后人：
“基辛格在参考了大量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资料后写下的这段历史，与印方关于中国是有预谋地发动侵略的说法背道而驰。他的描述也不同于美国当时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的观点，即那场战争纯属意外。（约翰是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好友，1962年他在新德里，在事件发生时扮演了关键角色。）相反，1962年的这场战争似乎是双方刻意选择后的结果：尼赫鲁试图在边境测试他的战略空间，全然没有考虑中国可能的反应和后果；而中国显然希望通过这场边境战争向印度表明自己的“红线”。毛泽东和尼赫鲁之间观念的冲突也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于历史的诠释中。在尼赫鲁的历史观中，中国和印度在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从未曾交战过，因此这两个邻邦间不可能会爆发战争。而另一方面，根据基辛格的记述，毛泽东对他的指挥官说，在1962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实际上打过一场半战役：第一次是在1,300年前，当时唐朝派兵帮助印度一个王国抵御外敌，另外半场是指蒙古统治者铁木真进兵印度大败印军。毛泽东解释说，由于当时中国和蒙古同属一个政权，因此那次‘中印战争’算半场。”
令人纳闷的是，这个全单照收基辛格错误的人（Ajit Mohan），其身份竟然是“常驻新德里，曾在多家私人和公众机构任职。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是《华尔街日报》‘印度实时报’专栏作家”。这样的一个人。居然对印度的历史完全陌生，真是匪夷所思。
还有一个作家也很奇怪：西蒙·沙玛（Simon Schama），据介绍是“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讲师，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BBC纪录片解说员，美国《纽约客》杂志文艺评论员”，他写了一篇书评《基辛格和他的〈论中国〉》，其中竟把基辛格的短处当作长处来宣扬：
“基辛格从艾略特那里学到的是，如果不掌握很长的时间跨度，那么对政治和政府的任何阐述都将是浅薄和适得其反的。在这本关于中国的著作中，这种长远视野得到了全面展示。该书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坚持从中国古典文化的起源开始讲述，历数‘中央王国’的诸多朝代，之后才论及衰落、割据和革命时代。基辛格微笑着讲起他在这本书开篇时提到的场景，毛泽东把党内领导人召集过来听他讲述唐朝发生的一场战争。‘这就像我们的某位领导人回顾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代的战争一样。’你能够听出来，基辛格是在认为我们的领导人回顾历史并没有什么坏处。他还哀叹‘现代的政治家们太缺少历史感。对他们而言，连越南战争都久远得难以想象，朝鲜战争就更是与我们不再有什么关系了’，尽管朝鲜半岛冲突还远谈不上结束、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从‘冷战’转为‘热战’。基辛格叹息道：‘这（即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喜欢说的“失忆合众”[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是一种重大的残缺……我和政策制定者们交谈时，如果引述一些历史做类比，他们就会想“他怎么又开始扯历史了”。’”
……
基辛格批判“失忆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nesia）有其道理，但是历史记忆应该以真相为基础，而不该像毛泽东那样信口开河，更不应该像基辛格那样对信口开河的“历史”如数家珍，最不应该的像这位号称“英国历史学家”的人，居然对上述谬误全单照收。
历史外行家基辛格对历史的无知也许还是情有可原的，但“英国历史学家”怎么可以把肉麻当有趣呢：
[
第一次启程去与周恩来会面的时候，基辛格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了解多少？“一开始……呵，毫无了解。”因为那时候保密是第一位的，常规机构都拒绝向他提供任何资料。于是他回到了哈佛，希望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术大师费正清（J.K. Fairbank）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能给他上几堂速成课。“他们想跟我谈为何应该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UN）的事情，并向我提供了各种会让这件事变得轻松的方法。我认为这么做当然是非常明智的。不过，他们谁都没有坐下来告诉我：‘现在你真的该去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了。’”基辛格随后进行了大量自学，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想要达成任何成果，就必须摆脱美国官僚机构和国务院的通病，不能动不动就提出索赔和赔偿之类的法律问题，而应直奔基本原则、从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开始。“一个中国”的立场，是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北京共产党政府都坚持的。
]
正因为基辛格对中国的历史如此无知，根本无法理解“两个中国加起来也等于不了一个中国”，所以基辛格对中国的现实也就不能做出如下的误判了：
[
邓本人（邓小平在文革运动中曾两次被打倒，他的一个儿子也被盛怒的红卫兵迫害致残）他们的下一代，开始认为也许毛泽东“出发点是好的……但一如既往地做过了头”。文革的痛苦与恐怖已是上一代人的记忆，基辛格说，这一代人“怀念……一种不一样的社会”。“现在在重庆，”他告诉我，“有一位党委书记，叫薄熙来，正在引领某种毛泽东思想的复兴。我一位曾在中国呆过的同事告诉我，十年前，大学毕业生们都想成为高盛（Goldman Sachs）的高管，而现在，他们想当政府官员。”毛泽东本人面对当今的中国会怎么办呢？“我想他会头痛。他确实相信他对中国人民负有道德使命。而当今中国雅皮士们的自私会让他头痛。”
]
现在党委书记薄熙来倒台了，而且被扣上了一大堆吓人的刑事犯罪的帽子。对此种种，仅仅在一年前还为薄熙来书记吹拉弹唱的基辛格老博，不知道是否需要修改自己的评论？因为据说，基辛格的这本《论中国》不仅是一本书，而且是一个最新的外交行为。
悲哉，亨利·基辛格所著的《论中国》（On China）由这样由美国著名的艾伦莱恩出版社（Allen Lane）出版了。
但是任何出版社，也无法抹掉基辛格《论中国》一书的常识性错误。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