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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 /何频:海外信息传递成政治势力斗争工具
發佈時間: 10/9/2012 11:45:55 PM 被閲覽數: 29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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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

 

《苹果日报》2012-10-7


严家祺


    现在提起中国公安系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立军。从王立军身上,党性与人性、残暴与良心、黑暗与光明、狡诈与诚实极其扭曲地交织在一起。不过,在中国公安系统,也有于浩成那样充满人性、良心,光明磊落、忠厚诚实的人。
    我认识于浩成有三十多年了。我们一起参加理论务虚会,一起参与筹建中国政治学会,一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于浩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担任中国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他还主办《啄木鸟》杂志,又任《法学》杂志主编,《法律咨询》社长。在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时,他批准群众出版社可以到香港等地区进口一些国内禁止发行的书籍。借此,群众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专为高官看的“内部图书”,如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描写苏联斯大林时期集中营情况的《古拉格群岛》等等。于浩成爱书、出书、读书、写书,在北京的书房,起雅称“新绿书屋”,一进“书屋”就可以看到挂着的一对轴联: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是他二十多年前因“六四”被关押前的书房的轴联。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于浩成、李洪林、戴晴、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和我等十二人,在统战部会见了学生代表,并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宣读呼吁书。于浩成还参加了一些签名,就这样,被关押了一年半,出狱后又禁止他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
   于浩成的“党龄”超过胡锦涛的年龄,他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牢,却两次坐共产党的牢。在“文革”中,于浩成被关进监狱,罪名是他在香港进口书单上,圈购了一本《中国电影史话》。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和她在上海当电影明星时的情况。这本书在公安部,放在专设的“内部保密室”中,一般人不能借。公安部领导张志民借走後又借给了一位女同事。文革中这位女同事揭发了此事,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于浩成和张志民同时戴上了手铐,被塞进了囚车。
   在秦城监狱,于浩成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打油诗”:

自从被捕离了家,身穿黑衣如袈裟。


窗前终日听笑骂,世路崎岖曲如蛇。


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乱人麻。


何日方得出牢去,重回书斋喝酽茶。


    于浩成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三年又一个月後,被叫到监狱办公室向他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浩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送到五七干校,由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江青当上“反革命”後,于浩成彻底平反了,公安部仍然让他当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一九八一年,于浩成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党委不应该继续审批案件》的文章。接着,于浩成又上书中央,说饶漱石作为一个公民,长期关押在监狱里,既不审判,又不释放,一直关到死,这是违法的,希望把这一意见写进当时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幸亏是胡耀邦当总书记,于浩成信寄出三天後,胡耀邦就批示肯定了于浩成的意见,但向他说明,他的意见无法写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于浩成有对中国“敏感问题”好提意见、好发表评论的“毛病”。在他接受香港《镜报》主编林文采访的谈话在《镜报》上发表後,被胡乔木抓住了。一九八五年七月《镜报》的题目是:《“第三梯队”提法质疑——访于浩成谈大陆法制理论与前景》。胡乔木当时掌管中国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下达了一个“批示”说,他没有看《镜报》文章,但看到一篇批评《镜报》采访于浩成的文章,于浩成认为选择“第三梯队”仍是“你办事我放心”一套。“此事似应提请公安部注意,并对此提出必要的批评。”公安部党组发出了《有关于浩成发表错误言论的报告》後,六十岁的于浩成从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职务上“宣告离休”。在胡耀邦垮台後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力群又把于浩成列进了准备开除出党的十二名“自由化分子”名单。由于赵紫阳的保护,于浩成这次没有被开除出党,但“六四”後,在胡锦涛还没有出生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于浩成,再一次被开除出了共产党。
   “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

   摄于纽约Brooklyn严家祺家,1994-6 自左至右:严家祺、于浩成、李洪林
   于浩成在关押释放後,应邀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一次,到访我家,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起了他的家史。于浩成的祖父是清朝的“八旗子弟”,当过光绪朝的大官——神机营管带,受到岑春暄的打击,被发配新疆。父亲董鲁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后来参加革命,任华北联大教育学院院长。于浩成与他妻子张晓薇是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认识的,结婚六十多年,逆境中对他不离不弃,生活上照顾的更是无微不至;于浩成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怕老婆,什么事都听老婆的。我这么大岁数,结婚这么多年了,只有她最了解我的生活习惯,我吃惯了她做的饭,我郁闷时,她总会备一点酒,端上一盘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谁会对我这么好?!我尊重她,我离不开她。”他谈及从小丧母,长嫂如母,她的大嫂真的犹如母亲一样关爱他,呵护他成长。大哥去世後嫂子嫁给了柯庆施。他讲到一位上海文化界人士认识柯庆施老婆(于浩成大嫂),因得罪柯庆施,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令人惊讶不已。我劝他写出来,可惜至今没有看到相关文字。他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让我更体会到共产党革命不过是中国几千年王朝循环——从“大清王朝”到“中共王朝”的一个插曲。
   于浩成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访问学者结束後回到了中国,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联系。前不久,我从美国出版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于浩成在北京“新绿书屋”中的照片,墙上的一对轴联换成了一幅精心裱装的李洪林手书: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历尽严寒酷暑,


何惧雨骤风狂。


   (发表时,编者改题目为《新绿书屋主人》)
(2012/10/06 发表)

 

 

何频:海外信息传递成政治势力斗争工具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瑞迪
    
     中国政治的不透明运作为小道消息流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2012年初,原本仕途坦荡、信心十足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夜之间垮台,使得中共十八大高层权力交接之际的政治生活平添许多戏剧性的色彩,促使各种传言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广泛传播,更随九月初有望在十八大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习近平神秘隐身谜团,进入一种近乎亢奋的状态。如何看小道消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小道消息是否可能促进中国的消息传播走向较为正常的道路?媒体面对真假传闻如何自处?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以披露中国政治生活内幕见长的海外中文出版集团明镜集团总裁、旅居美国的政治时事评论员何频先生。
    
    十八大不仅仅是中共简单的政治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也是利益分配,所以,人们对十八大信息的需求也比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来得急切。
    访政治时事评论员何频:小道消息与中国政治
    
    法广: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小道消息一直伴随中国政治生活,经年如此。但这次围绕18大,情况是否与往年有所不同?
    
    何频:非常不同。其实,小道消息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新闻报道中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大新闻最初都是先从小道消息开始流传的。但这在中国就更加明显,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新闻自由,而且,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力量提升,社会矛盾和冲突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小道消息流传就越来越广。当然,这同现在信息发达也有关系,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信息勾通最普通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来发布消息,传递消息,这就是小道消息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另外,十八大不仅仅是中共简单的政治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也是利益分配,所以,人们对十八大信息的需求也比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来得急切。
    
    中国特殊之处: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
    
    法广:围绕18大,各种传闻不断,可以说是一种传闻大爆炸,在您看来这说明什么?如何解释这次中共高层人事争斗之激烈?
    
    何频: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想象的事情、不符合逻辑的事情,结果在中国都一一发生了。比如,今年2月2号,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的时候,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是非常迟疑的,非常怀疑的,我们发稿时,也是非常小心的。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所有最开始传出的小道消息都是真实的。几个月后,我们又得到关于令计划儿子车祸的消息,我们在发布的过程中非常谨慎,反复求证。其实,后来我们也没有得到非常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从几个管道获得证明这些消息有很高的可能性,我们就决定发表了。当时,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媒体对我们提出质疑和批评,比如香港的《亚洲周刊》,台湾的《旺报》等。但是,几个月后,令计划被贬职了,更多的媒体加入报道,证明了我们的报道是真实的。所以,正像有中国网友在玩笑里所说,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遥远的事实,很快就会得到应验……这是中国非常特殊之处。因为,政治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像1989年,当时,人们都有些单纯的理想,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化,或者是需要反腐败,等等,人们对政府还有比较大的信心,但后来的结果是发生了六•四流血事件,镇压了学生运动。当然,那时候,整体来讲,社会上民众比较单纯。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经过了几十年,中国民众对国际情况了解更多,对普世价值了解更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民智已开。再加上科技发达,信息传递工具的改变,使人们传递消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而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增加了,因为中国如今在国际社会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对任何国家来讲,他的变数更多。国际上,商人和政界人士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变化,这样就使小道消息传播的热情比以前更大。
    
    海外信息传递成为政治势力斗争的重要工具
    
    法广:在这种传闻大爆炸的情况中,有些所谓小道消息是不经意流传出的内幕,但也有一些消息是故意而为之,传发给媒体。这种取道小道消息的做法可以对执政当局产生怎样效果?是否影响政治生活?
    
    何频:因为中国的媒体没有任何可以看的消息,官方媒体完全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内,所有的官方媒体的报道都是苍白无力,都是空话、假话、套话,所以,人们渴望看到来自海外的消息。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就利用海外的消息,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决策。比如,某些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很多都是通过海外媒体披露出来,然后影响到政府的最终决策。比如,令计划(令计划儿子法拉利车祸事件)就是在海外媒体广泛传播,慢慢进入中共高级基层,使得高层每个人都知道了此事,令计划再也捂不住了,胡锦涛也捂不住了。所以,我觉得,海外信息传递就成为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这样的结果当然迫使政府不得不越来越透明。
    
    像关于习近平的身体问题,各种消息流传很多,我看到在英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等,习近平能够得的各种病都报道出来了,这个说是心肌梗塞,那个说是面瘫,又一个说是中风,还有人说得了肝病,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到底真相在哪里呢?但是,在这个(小道消息)传递的过程中,就迫使中共不得不做出一些透明的动作出来,来证明习近平是不是生病。我觉得,只要小道消息的流传越来越广,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会强迫中国政府加强透明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道消息是非常有必要的。
    
    短期内看不到中国开放对媒体控制的希望
    
    法广:那这种局面是否会促进中国政府逐渐开放对媒体的控制,让信息传播走向一种相对正常的方式呢?
    
    何频:短期之内根本不会。如果中共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它就根本不可能开放媒体。如果他开放媒体,那一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海外媒体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中国的微博,中国其他的民间媒体也会发展起来,而不是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国官方媒体的透明度在短期之内,我看不到前景,除非习近平改革的信心比较大,启动比较大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那有可能开放媒体,否则,在短期之内我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希望。可惜的是,中共不得不看到一种悲剧性的情况,那就是现在他们控制不了舆论了,舆论不仅是掌握在一个海外媒体的老板,或者海外媒体的记者手中,也掌握在每一个能够使用网络的人手中,普通民众可以把他知道的消息、他的想法随时随地发布出来。
    
    法广:政治人物有时候会利用媒体传播想要传播的消息,那怎么看那些消息灵通的媒体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么?
    
    何频:我觉得,任何媒体最看重的东西不在于是谁给它消息,而在于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如果是传递错误的消息,无论这个消息来源是谁,作为媒体,都是不应该的。一个媒体长期的公信力,在于它的专业,它的理性,它的不受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治势力操纵,无论这个政治势力是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或者是民运,或者是其他宗教团体,或者是其他任何政治势力。成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治势力的传声筒,那都是一个宣传工具,是舆论工具,不是媒体。如果是媒体,无论任何人向它提供消息,只要这些消息是可靠的,是应该让大众知道的消息,就是应该报道的消息。我 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变革过程中,比较强大的民间媒体,不受中共、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所控制的媒体,会慢慢成熟起来。
    
    要从复杂的咨询中得出自己正确的判断
    
    法广:您手下领导的明镜集团多年来以披露中国政权内幕见长,这些年也在舆论界打出了一定的信誉。明镜集团面对这样一种传言四起、信息爆炸的局面,是如何辨别真伪,做出报道?
    
    何频:我们采取两种方式处理新闻。一种是我们尽可能引述或转发各个媒体、甚至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关于某个事件的看法,这样可以让人们在明镜网站上得到很丰富的资讯。但是,我们反复强调一点:读者的判断能力非常重要,哪怕是《纽约时报》或者英国《金融时报》,我们经常都会发现,事后,事实证明他们的报道是不准确的。这表明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是可以让人绝对相信的,需要通过不同的资讯来丰富你,使你从复杂的资讯中得出自己的正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独家报道。有些独家报道后来被证明是对的,也有些报道后来被证明有偏差,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说习近平神隐事件,我们每天都得到不同的信息源发来的不同信息,有人说是生病,有人说是背伤,有人说心肌梗塞,有人说中风,有人说面部扭曲,还有人说是政治权力斗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我们不是找两个人问问,这是真是假,而是通过不同的管道,来交叉印证消息的可靠程度。所以,我们始终没有发出一条关于习近平生病的消息。
    
    我们在得到消息以后,还要通过我们的专家、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进行核实。
    
    我们一个是核实消息的来源,另一个是根据中共公开的资料和历史传统,以及中共自己的制度,来进行一个比较。但是,随着我们的影响扩大,我们处理新闻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这对我们产生的一个不利后果是,我们的消息会比较晚一些才发出来,不像以前那样,一得到消息就会马上发出。得到消息马上发出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要尽量让网友和读者感觉到我们的可信度越来越高。但是,中国的情况是求证很困难,所以,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的所有信息都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苹果日报》2012-10-7


严家祺


    现在提起中国公安系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立军。从王立军身上,党性与人性、残暴与良心、黑暗与光明、狡诈与诚实极其扭曲地交织在一起。不过,在中国公安系统,也有于浩成那样充满人性、良心,光明磊落、忠厚诚实的人。
    我认识于浩成有三十多年了。我们一起参加理论务虚会,一起参与筹建中国政治学会,一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于浩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担任中国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他还主办《啄木鸟》杂志,又任《法学》杂志主编,《法律咨询》社长。在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时,他批准群众出版社可以到香港等地区进口一些国内禁止发行的书籍。借此,群众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专为高官看的“内部图书”,如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描写苏联斯大林时期集中营情况的《古拉格群岛》等等。于浩成爱书、出书、读书、写书,在北京的书房,起雅称“新绿书屋”,一进“书屋”就可以看到挂着的一对轴联: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是他二十多年前因“六四”被关押前的书房的轴联。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于浩成、李洪林、戴晴、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和我等十二人,在统战部会见了学生代表,并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宣读呼吁书。于浩成还参加了一些签名,就这样,被关押了一年半,出狱后又禁止他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
   于浩成的“党龄”超过胡锦涛的年龄,他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牢,却两次坐共产党的牢。在“文革”中,于浩成被关进监狱,罪名是他在香港进口书单上,圈购了一本《中国电影史话》。在这本书中,有许多江青在三十年代的照片和她在上海当电影明星时的情况。这本书在公安部,放在专设的“内部保密室”中,一般人不能借。公安部领导张志民借走後又借给了一位女同事。文革中这位女同事揭发了此事,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于浩成和张志民同时戴上了手铐,被塞进了囚车。
   在秦城监狱,于浩成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打油诗”:

自从被捕离了家,身穿黑衣如袈裟。


窗前终日听笑骂,世路崎岖曲如蛇。


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乱人麻。


何日方得出牢去,重回书斋喝酽茶。


    于浩成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三年又一个月後,被叫到监狱办公室向他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于浩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送到五七干校,由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江青当上“反革命”後,于浩成彻底平反了,公安部仍然让他当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一九八一年,于浩成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党委不应该继续审批案件》的文章。接着,于浩成又上书中央,说饶漱石作为一个公民,长期关押在监狱里,既不审判,又不释放,一直关到死,这是违法的,希望把这一意见写进当时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幸亏是胡耀邦当总书记,于浩成信寄出三天後,胡耀邦就批示肯定了于浩成的意见,但向他说明,他的意见无法写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于浩成有对中国“敏感问题”好提意见、好发表评论的“毛病”。在他接受香港《镜报》主编林文采访的谈话在《镜报》上发表後,被胡乔木抓住了。一九八五年七月《镜报》的题目是:《“第三梯队”提法质疑——访于浩成谈大陆法制理论与前景》。胡乔木当时掌管中国新闻出版界的生杀大权,下达了一个“批示”说,他没有看《镜报》文章,但看到一篇批评《镜报》采访于浩成的文章,于浩成认为选择“第三梯队”仍是“你办事我放心”一套。“此事似应提请公安部注意,并对此提出必要的批评。”公安部党组发出了《有关于浩成发表错误言论的报告》後,六十岁的于浩成从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职务上“宣告离休”。在胡耀邦垮台後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力群又把于浩成列进了准备开除出党的十二名“自由化分子”名单。由于赵紫阳的保护,于浩成这次没有被开除出党,但“六四”後,在胡锦涛还没有出生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于浩成,再一次被开除出了共产党。
   “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

   摄于纽约Brooklyn严家祺家,1994-6 自左至右:严家祺、于浩成、李洪林
   于浩成在关押释放後,应邀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一次,到访我家,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起了他的家史。于浩成的祖父是清朝的“八旗子弟”,当过光绪朝的大官——神机营管带,受到岑春暄的打击,被发配新疆。父亲董鲁安,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后来参加革命,任华北联大教育学院院长。于浩成与他妻子张晓薇是在华北联大教育学院认识的,结婚六十多年,逆境中对他不离不弃,生活上照顾的更是无微不至;于浩成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怕老婆,什么事都听老婆的。我这么大岁数,结婚这么多年了,只有她最了解我的生活习惯,我吃惯了她做的饭,我郁闷时,她总会备一点酒,端上一盘我最爱吃的红烧肉,谁会对我这么好?!我尊重她,我离不开她。”他谈及从小丧母,长嫂如母,她的大嫂真的犹如母亲一样关爱他,呵护他成长。大哥去世後嫂子嫁给了柯庆施。他讲到一位上海文化界人士认识柯庆施老婆(于浩成大嫂),因得罪柯庆施,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令人惊讶不已。我劝他写出来,可惜至今没有看到相关文字。他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让我更体会到共产党革命不过是中国几千年王朝循环——从“大清王朝”到“中共王朝”的一个插曲。
   于浩成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作访问学者结束後回到了中国,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联系。前不久,我从美国出版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于浩成在北京“新绿书屋”中的照片,墙上的一对轴联换成了一幅精心裱装的李洪林手书: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历尽严寒酷暑,


何惧雨骤风狂。


   (发表时,编者改题目为《新绿书屋主人》)
(2012/10/06 发表)

 

 

何频:海外信息传递成政治势力斗争工具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瑞迪
    
     中国政治的不透明运作为小道消息流传留下了广阔的空间。而2012年初,原本仕途坦荡、信心十足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夜之间垮台,使得中共十八大高层权力交接之际的政治生活平添许多戏剧性的色彩,促使各种传言借助现代通讯手段广泛传播,更随九月初有望在十八大后掌握最高权力的习近平神秘隐身谜团,进入一种近乎亢奋的状态。如何看小道消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小道消息是否可能促进中国的消息传播走向较为正常的道路?媒体面对真假传闻如何自处?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以披露中国政治生活内幕见长的海外中文出版集团明镜集团总裁、旅居美国的政治时事评论员何频先生。
    
    十八大不仅仅是中共简单的政治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也是利益分配,所以,人们对十八大信息的需求也比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来得急切。
    访政治时事评论员何频:小道消息与中国政治
    
    法广:由于信息流通不畅,小道消息一直伴随中国政治生活,经年如此。但这次围绕18大,情况是否与往年有所不同?
    
    何频:非常不同。其实,小道消息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新闻报道中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大新闻最初都是先从小道消息开始流传的。但这在中国就更加明显,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任何新闻自由,而且,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整体力量提升,社会矛盾和冲突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小道消息流传就越来越广。当然,这同现在信息发达也有关系,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信息勾通最普通的一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网络来发布消息,传递消息,这就是小道消息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另外,十八大不仅仅是中共简单的政治权力分配,更重要的也是利益分配,所以,人们对十八大信息的需求也比任何一次代表大会都来得急切。
    
    中国特殊之处: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
    
    法广:围绕18大,各种传闻不断,可以说是一种传闻大爆炸,在您看来这说明什么?如何解释这次中共高层人事争斗之激烈?
    
    何频: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我们认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想象的事情、不符合逻辑的事情,结果在中国都一一发生了。比如,今年2月2号,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的时候,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我是非常迟疑的,非常怀疑的,我们发稿时,也是非常小心的。但是,后来事实证明,所有最开始传出的小道消息都是真实的。几个月后,我们又得到关于令计划儿子车祸的消息,我们在发布的过程中非常谨慎,反复求证。其实,后来我们也没有得到非常非常有力的证据,但是,我们从几个管道获得证明这些消息有很高的可能性,我们就决定发表了。当时,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媒体对我们提出质疑和批评,比如香港的《亚洲周刊》,台湾的《旺报》等。但是,几个月后,令计划被贬职了,更多的媒体加入报道,证明了我们的报道是真实的。所以,正像有中国网友在玩笑里所说,谣言就是遥远的真理,遥远的事实,很快就会得到应验……这是中国非常特殊之处。因为,政治转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像1989年,当时,人们都有些单纯的理想,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化,或者是需要反腐败,等等,人们对政府还有比较大的信心,但后来的结果是发生了六•四流血事件,镇压了学生运动。当然,那时候,整体来讲,社会上民众比较单纯。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经过了几十年,中国民众对国际情况了解更多,对普世价值了解更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民智已开。再加上科技发达,信息传递工具的改变,使人们传递消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而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增加了,因为中国如今在国际社会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对任何国家来讲,他的变数更多。国际上,商人和政界人士都非常关心中国的变化,这样就使小道消息传播的热情比以前更大。
    
    海外信息传递成为政治势力斗争的重要工具
    
    法广:在这种传闻大爆炸的情况中,有些所谓小道消息是不经意流传出的内幕,但也有一些消息是故意而为之,传发给媒体。这种取道小道消息的做法可以对执政当局产生怎样效果?是否影响政治生活?
    
    何频:因为中国的媒体没有任何可以看的消息,官方媒体完全在政府控制范围之内,所有的官方媒体的报道都是苍白无力,都是空话、假话、套话,所以,人们渴望看到来自海外的消息。一些政治势力可能就利用海外的消息,来影响中共的某些决策。比如,某些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很多都是通过海外媒体披露出来,然后影响到政府的最终决策。比如,令计划(令计划儿子法拉利车祸事件)就是在海外媒体广泛传播,慢慢进入中共高级基层,使得高层每个人都知道了此事,令计划再也捂不住了,胡锦涛也捂不住了。所以,我觉得,海外信息传递就成为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这样的结果当然迫使政府不得不越来越透明。
    
    像关于习近平的身体问题,各种消息流传很多,我看到在英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等,习近平能够得的各种病都报道出来了,这个说是心肌梗塞,那个说是面瘫,又一个说是中风,还有人说得了肝病,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到底真相在哪里呢?但是,在这个(小道消息)传递的过程中,就迫使中共不得不做出一些透明的动作出来,来证明习近平是不是生病。我觉得,只要小道消息的流传越来越广,就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就会强迫中国政府加强透明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小道消息是非常有必要的。
    
    短期内看不到中国开放对媒体控制的希望
    
    法广:那这种局面是否会促进中国政府逐渐开放对媒体的控制,让信息传播走向一种相对正常的方式呢?
    
    何频:短期之内根本不会。如果中共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它就根本不可能开放媒体。如果他开放媒体,那一定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海外媒体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中国的微博,中国其他的民间媒体也会发展起来,而不是中国官方的媒体,中国官方媒体的透明度在短期之内,我看不到前景,除非习近平改革的信心比较大,启动比较大幅度的政治体制改革,那有可能开放媒体,否则,在短期之内我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希望。可惜的是,中共不得不看到一种悲剧性的情况,那就是现在他们控制不了舆论了,舆论不仅是掌握在一个海外媒体的老板,或者海外媒体的记者手中,也掌握在每一个能够使用网络的人手中,普通民众可以把他知道的消息、他的想法随时随地发布出来。
    
    法广:政治人物有时候会利用媒体传播想要传播的消息,那怎么看那些消息灵通的媒体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呢?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么?
    
    何频:我觉得,任何媒体最看重的东西不在于是谁给它消息,而在于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如果是传递错误的消息,无论这个消息来源是谁,作为媒体,都是不应该的。一个媒体长期的公信力,在于它的专业,它的理性,它的不受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治势力操纵,无论这个政治势力是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或者是民运,或者是其他宗教团体,或者是其他任何政治势力。成为任何一个单一的政治势力的传声筒,那都是一个宣传工具,是舆论工具,不是媒体。如果是媒体,无论任何人向它提供消息,只要这些消息是可靠的,是应该让大众知道的消息,就是应该报道的消息。我 相信在未来中国的变革过程中,比较强大的民间媒体,不受中共、不受任何政治势力所控制的媒体,会慢慢成熟起来。
    
    要从复杂的咨询中得出自己正确的判断
    
    法广:您手下领导的明镜集团多年来以披露中国政权内幕见长,这些年也在舆论界打出了一定的信誉。明镜集团面对这样一种传言四起、信息爆炸的局面,是如何辨别真伪,做出报道?
    
    何频:我们采取两种方式处理新闻。一种是我们尽可能引述或转发各个媒体、甚至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关于某个事件的看法,这样可以让人们在明镜网站上得到很丰富的资讯。但是,我们反复强调一点:读者的判断能力非常重要,哪怕是《纽约时报》或者英国《金融时报》,我们经常都会发现,事后,事实证明他们的报道是不准确的。这表明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是可以让人绝对相信的,需要通过不同的资讯来丰富你,使你从复杂的资讯中得出自己的正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我们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独家报道。有些独家报道后来被证明是对的,也有些报道后来被证明有偏差,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反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比如说习近平神隐事件,我们每天都得到不同的信息源发来的不同信息,有人说是生病,有人说是背伤,有人说心肌梗塞,有人说中风,有人说面部扭曲,还有人说是政治权力斗争,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在收到这些消息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我们不是找两个人问问,这是真是假,而是通过不同的管道,来交叉印证消息的可靠程度。所以,我们始终没有发出一条关于习近平生病的消息。
    
    我们在得到消息以后,还要通过我们的专家、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进行核实。
    
    我们一个是核实消息的来源,另一个是根据中共公开的资料和历史传统,以及中共自己的制度,来进行一个比较。但是,随着我们的影响扩大,我们处理新闻的态度也越来越谨慎,这对我们产生的一个不利后果是,我们的消息会比较晚一些才发出来,不像以前那样,一得到消息就会马上发出。得到消息马上发出的情况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要尽量让网友和读者感觉到我们的可信度越来越高。但是,中国的情况是求证很困难,所以,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的所有信息都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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