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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拟用750万奖金在北京买大房子/魏京生:莫言获诺奖是讨好共产党/获奖后半小时
發佈時間: 10/12/2012 5:52:39 PM 被閲覽數: 37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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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拟用750万奖金在北京买大房子 被提醒买不了多大

文章来源:
 
 


原标题:新华视点:对话莫言

新华网济南10月12日电(记者王海鹰)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文学对他意味着什么?如何让现下的读者重新亲近文学?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莫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对获奖没有太多期待”

记者:你是从什么渠道获知得奖消息的?

莫言:向媒体公开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得奖的消息。

记者:在这之前你对这个奖有没有期待?因为你的呼声一直比较高。

莫言: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记者:听说你小时候能背新华字典?

莫言: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

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没几本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光了,其实也就是十来本书,几本经典著作。

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至于说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就是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

记者:那个时候你几岁?

莫言:大概十来岁吧,因为我12岁辍学以后就没有书可看了,天天在家里劳动。刮大风、下大雨不能下地劳动的时候,就躲到我们家的一个磨房里看这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记者:我很奇怪,你为何对书如此痴迷?

莫言:(当时)没有文化生活,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们家的人实际上都爱看书,我二哥也是个书迷。我们家原来有一条门槛,当时农村没有电,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这个煤油灯的火苗像一个黄豆一样那么小,我母亲在锅灶上做饭,我们就一脚踏在门槛上看书。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我们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

“严肃的文学不可能是热闹的”

记者:那么,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莫言: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当然了,继续写下去的话,故乡也不断地扩展,写作的资源也不断地补充、丰富。这就需要阅读,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记者:有不少评论说你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你对这样的评论怎么看?

莫言:现在网上的评价五花八门,我最近也没有看。我觉着我肯定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的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当然,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媒体,能够吸引那么广大的观众。

记者: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已远离了文学,文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舞台中心撤到了边缘,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你如何看中国社会对文学的疏离?

莫言: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是正常的。

我记得20年前我读过一篇前辈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文章,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大举引进中国,人们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电影院里,那时汪先生就对这个现象发表了一些很悲观的议论,说这样下去小说会没人读了。

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跟汪先生当年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对小说的压迫是一样的,现在更多了,又有网络、又有电视,但是我觉得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它就不是特别正常。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热潮,一首诗歌万人传诵,一部小说能够引发一种社会性的轰动,为什么会那样?因为中国经过了十年文革的文学荒芜时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学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文学,附载了很多不属于它的功能,所以这种轰动是不可能持久的,是非正常状态。

现在,很多人说小说会消亡,我觉得它永远不会消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审美功能是别的艺术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美术,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候那种感觉。语言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估计‘莫言热’最多一个月就过去”

记者:目前社会的浮躁风,无论是阅读上的浮躁,还是写作上的浮躁,都对文学构成了伤害,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莫言:从时间分配上来讲,那肯定是一种侵占了。听音乐听多了,看书的时间必然就少,你在网上聊天的时间多了,你干别的活的时间必然就少了。现在娱乐方式、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文学阅读时间。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

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也天天抱着电视机看。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记者:实际上你的获奖,我觉得已经促成了一些人重新回归阅读。

莫言: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

记者: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

莫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记者:最后还有个简单的问题,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你准备怎么用?

莫言(笑):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言名成利就:中共党员与作协副主席 跻身作家富豪榜

文章来源:
 
 
  样貌似农民,经常烟不离手的莫言,原名管谟业。他说,只要把其中「谟」字倒过来看,就变成「莫言」两字;当初会用这个笔名,他说,主要是在激励自己少说多做。他投身写作的原因,是因为小时候家境贫穷,认为写作可三餐温饱。现在,他不但靠写作跻身作家富豪榜,当上内地作家协会副主席,名成利就,还成为首位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家境清贫,至小学五年级便遇上文化大革命,12岁辍学,过着每日放牧或到工厂工作的生活;当时他听闻当作家、靠着写作可三餐温饱,这让他从小便怀着写作梦。

  文革尾声,20岁的莫言决定入伍当兵,其间暗暗写作,并将自己名字中的「谟」字一分为二,以莫言为笔名,主要是激励自己少说多做。当时他从农村移居城市,发现落后的农村别具特色,于是把家乡山东高密的传说,以梦幻角度和融入天马行空的描述,写成乡土情怀浓厚的小说。1981年发表作品《枯河》、《秋水》、《民间音乐》,并在内地期刊发表文章。

  1986年他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轰动,随后他陆续围绕主题发表多篇作品,翌年结集成书《红高粱家族》,导演张艺谋以其作品改编成电影《红高粱》。

  随后他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进修,退伍前毕业,1997年毕业后转到《检察日报》工作,当年他凭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奖金最高的「大家文学奖」,获得10万元(人民币,下同)奖金;之后他转到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进修,取得硕士学位。

  莫言陆续推出不同作品,包括《檀香刑》、《四十一炮》及《生死疲劳》等,受欢迎兼在海内外获奖;至2006年内地首次发布作家富豪榜,莫言以十年345万元版税收入,在富豪榜排第20位。

  文学令他名成利就,他之后获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一,外界却批评他与中共关系太密切;莫言早前与其他内地作家参加「手抄毛泽东」活动,亲笔手抄老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质疑是维护中共体制、反对普世价值、不具备基本是非的人。

 

京生:莫言获诺奖是讨好共产党 柴玲从《蛙》看到希望

 

2012/10/13  消息来源:BBC  

  在中国作家莫言(英文著作)获颁诺贝尔(专题)文学奖的当天,流亡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魏京生批评说,诺奖评委会把今年的文学奖颁给莫言(英文著作)是“讨好共产党政权”。

  有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先驱之称的魏京生说,莫言(
英文著作)是个有文学才华的作家,但他的一些做法令人怀疑。

  魏京生指出,莫言曾与其他一些御用文人一起,应共产党要求手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歌功颂德。

  魏京生还说,这次诺奖评委会选择莫言,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得到共产党政权的容忍”。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当天的新闻中迅速报道了莫言获奖的消息,这对于一个通常只重点报道国家领导人言行的官方媒体来说相当罕见。

  而在刘晓波获颁诺贝尔(
专题)和平奖问题上,中国媒体实行了全面封杀只字不提的做法。

  与此同时,流亡美国的当年六四学运领袖之一柴玲则说,中国媒体欢迎曾在小说“蛙”中批评独生子女政策的莫言使她看到了希望。

  柴玲说,她希望莫言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思考式批判能够有助于民众认识这一政策所造成的危害。

 

 

言获奖后半小时全记录: 在阁楼破例抽了根烟(图)

 
文章来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如果因为这个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就没有意思了。”

  莫言

  外面响起了庆祝的礼炮声,亲戚好友在屋子里激动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莫言只是静静地坐在高密市南翰林苑阁楼的木椅上。这是一块专属于他的地方,他的很多作品从这间小阁楼诞生。10月11日晚7:15,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时间,本报记者独家亲历了莫言获奖后的半个小时。

  你们比我

  还激动

  6点吃完晚饭后,莫言来到楼下的大哥家,客厅的电视上正在直播诺贝尔文学奖将花落谁家。在等待奖项公布的时候,莫言和妻子、妻妹、大哥、大嫂并不激动,倒是14个月大的外孙女非常兴奋,不住地笑。等了近一个小时,悬念终于揭晓,大嫂王梅棣立即转向莫言:“50多岁就得奖,太不容易了!”这位新科诺贝尔奖得主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看上去,莫言没有为今晚进行过多的准备,此前,他没有收到任何他将得奖的通知。甚至,他衣着有点“土气”:深色的格子衬衫和运动裤并不搭,一双拖鞋也很随意。

  好消息传得很快。晚上7:15,本报记者随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第一时间来到了莫言家。邵春生见了老友,立即把莫言抱入怀中,随后到来的四五位亲戚朋友也抢着抱抱莫言,莫言有点拘谨地站在客厅,抿嘴微微笑着,他尚未习惯这么热烈的问候方式,“不要太激动,我觉得我比你们还平静,你们比我还激动。”

  今天开心,

  算是破例了

  楼下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莫言快步上楼,这间阁楼是他平时进行创作的地方,装修非常简单,一张小桌、两把木椅。莫言从书房取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燃,深吸一口。王梅棣知道,莫言戒烟已经两三年了,有了外孙女之后,更是很少抽烟,“今天开心,算是破例了。”

  亲友们想留下获奖最初的喜悦,纷纷请求与莫言合影,莫言笑着一一满足他们的愿望。

  外面响起了礼炮声,在莫言得奖的消息疯传多日后,小城居民终于迎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

  因为得奖忘乎所以

  就没意思了

  越来越多的记者涌到楼下,在莫言居住的小区,居民们也陆续走出家门,议论着隐藏在小区里的这位“大人物”。

  莫言的手机响个不停,在奖项揭晓前,为了避免被打扰,他一直关机。他甚至向亲友和宣传部约法三章: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不接受采访,也不让亲戚朋友接受采访。

  “得奖不代表我就是最好的作家,这不是体育比赛,我清楚中国有很多作家写得和我一样好,很多作家都具备了获奖的资格。”莫言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如果因为这个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就没有意思了。”

  兴奋五分钟

  就可以了

  家人们顾不得这些,兴奋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个劲地夸他,莫言只是静静听着,偶尔附和两声,点点头。“应该尽快忘掉这件事,尽快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莫言说,未来主要还是写作。

  “得诺贝尔奖对您是一种认可!”家人赞许道。

  “别激动。”莫言又一次重复这句提醒,“我都不激动。”

  “今晚是个不眠夜,太高兴了!”一位亲戚激动得说话时都有点吞吞吐吐。

  莫言低头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7:30,“我10点就睡觉,就那么回事,兴奋五分钟就可以了。”


莫言兄长:农家孩子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希望他不要骄傲


 听闻莫言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时,二哥管谟欣认为,无论莫言最终是否得奖,他的付出和努力大家都看得见,“农家孩子走到这一步不容易”。

  “莫言好动贪玩,也嗜书如命”

  管谟欣比莫言大5岁,今年62岁,高中毕业后,就在村里做农活,之后做过农业机械,如今已退休在家中,照看已有93岁高龄的老父亲。

  在管谟欣的印象中,小时候的莫言是个“调皮蛋子”,“他好动,也贪玩,什么都喜欢摸摸看看。”回忆起莫言小时候的样子,管谟业的脸上也露出孩童般的笑容。

  但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与莫言“抢书看”的经历。管谟欣说,当时因为村里人读书的不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富裕,能读的书就只有家里留下的古书和小人书。所以每次只要家里一有新书,莫言就和二哥管谟欣开抢。“因为,每次他看完书就喜欢把书藏起来,当成自己的东西,这样别人都看不到了。”

  “那时候,晚上看书没有电灯,就点着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莫言当做耳旁风。”管谟欣说:“莫言那个时候就已经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为了换取别人的书看,莫言就去给别人家推磨,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能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脸春风。”

  在管谟欣的记忆中,莫言上学的时候语文成绩很好,而且还有一个特殊嗜好,就是背《新华字典》。正着背完,倒着背,有时候,问起哪个字在第几页,莫言都能答出来。管谟欣也常常因为弟弟的这些聪慧而觉得自豪。

  “我看莫言作品,看到的是他的不易”

  “莫言今天能够得到认可,也是他自己一步步努力的结果,他吃过的苦在我们几个兄弟里是最多的,农家的孩子一步步走出来不容易。”回忆起莫言当兵前在县城打工的日子,站在莫言旧居院子里的管谟欣突然语调低了下来。

  莫言18岁的时候,父亲让他到县城的胶莱河去干活。当时他不想在最好的年纪丢掉书本成为一个靠劳力吃饭的人,但是因为家庭条件困难,兄弟姐妹多,已没有钱来供他念书。

  “由于莫言身子还没有长壮实,刚到工地时,只能拉锁链,两双手的掌心常常是被勒出一道道血痕,破了长好,长好了又被勒破。”管谟欣说。因此,直到现在,无论谁提起莫言有多大的成就,说起莫言的作品多么富有感染力,管谟欣都笑而不和,他心里清楚这些为人瞩目的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心酸,“大家看莫言的作品,看到的是大悲大喜的情节和故事,而我看到的是他的童年、他的成长和不易”。

  “希望莫言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虽自莫言当兵后,兄弟俩基本分居两地,但管谟欣对莫言的关心却从未因距离的拉远而减少过。莫言每次有了新作他都会关注,但“莫言的各类小说和散文出得太快了,有时我们也来不及看”。

  近几年来,莫言因创作繁忙,回家的时间也少了,时常是年节里回家看望年迈的父亲和渐老的兄长。

  “父亲和我都希望莫言能在外健健康康的,至于得不得奖、排不排名都无需放在心上,安心做好自己喜欢的事就好。莫言这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希望他能够不骄傲,继续以此为新的起点,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路。”管谟欣说。


莫言的军旅故事:吃18个馒头 用写作实现水饺梦和美女梦

导读:他的经历,是长篇;他的作品来由,是中篇;他的一颦一笑一个表情,是短篇;就连他一时兴起的话,整理整理,也是一篇泛着深蕴美意的散文当然,这样的散文有时候也很酸涩很冲辣很“刺猬”现在,这样一位当代中国文坛响当当的作家,首度开腔于他的军旅生涯了。拭目以待吧,看他怎么翻检这篇!


 一到军营就吃了十八个馒头

  跟莫言一起当兵的有三十多人,新兵拉练结束后,他们便各奔前程。莫言跟他的三个老乡一起被分到黄县,大单位的一个分部,负责秘密工作的一个单位,而分去的小兵都是站岗或者做饭,人家干什么怎么干都与他无关。他的两个老乡都被分去做饭,只有莫言去站岗了。其实莫言很愿意去做饭的。你想,从小没吃饱过,做饭多好啊,起码能吃饱。还有,想吃水饺的话可以自己偷着包。其实,人家领导调高密的小伙来这里,本来是要都安排做饭来着,高密人实在啊,一般干不出偷吃之类的事来。但莫言一到军营就吃了十八个馒头,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假装吃完了,但看着别人的嘴唇吧唧,他的嘴唇也吧唧,别人的喉咙蠕动,他的也蠕动,领导怕了乖乖,如果让他做饭,那不得把我那点军粮全让这小子吃了。就把那两个看起来比莫言老实,比莫言饭量小的人去做饭了。那个大饭量的小子,对不起,站岗去!

  莫言屈啊。本来让自己晚出生一年,削尖脑袋当兵的本意并不是无怨无悔的保卫边疆啊,他首先想的是能吃上一咬就流油的肥肉馅水饺,现在可好,连饭都吃不饱-别人吃四个馒头就饱了,可他已经吃了八个肚子还觉得空,再吃又怕让领导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低,光剩下吃心眼了。他就咬牙不吃了。但肚子饿啊。现在无论男人女人都以平滑的小腹为美,但当时莫言的肚子,不是平滑,而是往下塌陷了。

  塌着肚子的莫言在站岗的时候哪里都饿。他就在站岗的时候腿没熘号脑子熘号了。他幻想那戴着麦秸草编成的被硫磺勋得雪白的草帽的美丽的姑娘麦秸草编成的草帽是莫言见到的最漂亮最金贵的草帽,家乡的漂亮姑娘都戴这个,不漂亮的戴芦苇篾片编成的斗笠,打死莫言也想象不出太阳帽还有别的材料制成,那姑娘戴着草帽美丽地来到海岛边疆,对在那站岗的大兵一往情深,然后日弹钢琴三百曲和那优雅的能日背唐诗三百首的大兵相和相合。想到这里的莫言往往裂嘴笑了,就忘记了自己的肚皮贴嵴梁的现实。

  但现实总是现实,它以很坚实的物质提醒你许多没有的东西。比如,跟他一起来当兵的小老乡在梦里还吃的叭嗒嘴,然后香得笑出声了,他的肚子早就叽里咕噜地说话了。青春的饿和肚子的饿让他睡不着了,然后就起床,把站岗的白日梦落在了笔上。漂亮的姑娘,帅气的小伙子,美丽的海岛,坚定的信念这些都是他缺少的,恰恰是他做梦都想的,当然他还渴望写的东西,能换来稿费,好自己去餐馆吃一顿肥肉馅的水饺,自己去吃,让自己吃个饱。写完后,伸个懒腰,想到能换了肥肉馅的水饺,迷着本来就不大的眼,美美地笑了。

  这样,没能做饭的因为饭量大只能站岗的莫言,只能用写作实现他的水饺梦和美女梦。想不到竟写成了气候,这是后话。

  儿时的莫言不遭人待见,在新书《聆听宇宙的歌唱》里,他对自己总结很不客气:丑、懒、馋,不遭一大家子人待见。儿时经历混在一场国家的运动中,让家中长辈行事说话都小心翼翼,对孩子说的最多的也是:别在外面给我惹麻烦。

  十二岁那边,莫言因为拔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回家后被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抽打。至于么?有着些许世外仙人气质的爷爷也是这么说的:“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吗!还用得着这样打?”但终究,“中农”出生的家庭让每个人在这场运动中都得小心翼翼,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

  莫言的童年是压抑的,压抑的童年让人想逃离。所以在选了四年兵之后,莫言终于在1976年爬上了装运新兵的车,别家孩子都与亲人流泪告别,他则雀跃如同飞出牢笼的鸟,满脑子想的都是新疆西藏、天涯海角……只是车在开了三百华里之后,停了。从高密到黄县,一路上的欣喜瞬间变成失望。雪花覆盖,来路无影。

  莫言记得当时新兵连设置在黄县县城西北角一座叫丁家大院的豪宅里,那座豪宅在胶东半岛都赫赫有名。进去时,首先看见的是一座高大的影壁,上面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数十个新兵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名。“管谟业。”“到”。“跟着班长进去。”“是”。他随着一个老兵进到一栋雕梁画栋的大房子里,把背包一放,好了,莫言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虽说未能实现“天涯海角”的愿望,可“树挪死,人挪活”的古话还是在莫言身上有了些许的应验。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吃一种口感差到要命的杂交高粱,到了这里,托后方基地农场的福,他不仅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还是那种用小麦磨成的精粉!

  他觉得,当兵还是蛮靠谱的。

  两年匆匆而过。

  领导拿着莫言的作品就到北京总部“推荐贤良”


  从第三年开始,莫言开始给战友们上课,学习内容是三角函数的基础知识。

  这事儿看起来蛮不靠谱!莫言没有上过多长时间的学,因为历史原因,少年时期的他不仅没有圆了大学梦,就连初中都没上完。但他的学识是有的。莫言的父亲上过私塾,因此全家人对知识文化都很重视,莫言也继承了父亲极强的自学能力,他还“自动升级”成了现在的现学现卖!

  因为授课认真,莫言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说是工作,其实就是等待提干。可一位领导觉得莫言刚过来,直接提干不太合适,就说要考察一年,结果考察完一年,关于战士提干有的新要求“必须进过考学,或者……”失望是当然,莫言倒是没闹什么脾气,那个年代,包括童年的记忆让他成了内敛的人,也有压抑的成分。

  两年后,郑州工程学院在莫言所在的部队开了一个学习点,问莫言能不能当老师给学员们授课。莫言也不客气,揽下活就开始研究教材,他从三角函数老师,自己给自己换科目成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照样有领导来听课,一位颇为惜才的副主任在听完莫言的讲课后还提了要求如“不要背书,要口语化”等。当时莫言已经在《莲池》等杂志有发表作品。那位副主任拿着莫言的作品就到北京总部“推荐贤良”。莫言也因此得到了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机会。

  “这段时间”的人物经历是混乱的,局促的,可以一带而过的,但关于莫言的写作,“这段时间”又是不可或缺,使莫言得到宝贵的关于自己的反面教材并最终确定写作方向,从此,中国文坛上竖起了一面新旗,号:高密东北乡。

  当时,他提笔想写很多东西,因为固执的认为童年是酸涩到不堪的,他在文字有意“去高密”化。“我努力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对我的诱惑,去写海洋、山峦、军营,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他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息,他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等等等等,脱不了泥腿子的附庸风雅,满鼻子牛屎味儿的胡编乱造!

  莫言的这些“评价”完全出自他的《聆》,他总是喜欢把他自己逼到绝境,退无可退之时,好好修理一把,用严重的自虐倾向得到最敲打人心的语句。只是“这段时间”他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直到《白狗秋千架》的诞生,“这段时间”才被终结。

  有一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他本是讥讽莫言,但莫言把这话当成是对自己的最高嘉奖。他扛着“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自己的文字天地里当起了开天辟地的圣者,发号施令的皇帝,先前的那些钢琴、面包、原子弹、臭狗屎、摩登女郎、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统统被他塞到高粱地里去了。“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无疑等于拍了他一记响亮的马屁。”莫言对自己身上能绑上一条高密东北乡的“破麻袋”相当高兴,“在这条破麻袋里,狠狠一摸,摸出一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一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处几个短篇。”

  这么一条“破麻袋”是莫言独此一家的Logo,让他的文字有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在军艺,他拔出“透明的红萝卜”

  时间晃晃荡荡,走到1984年,莫言圆了他的大学梦。那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恢复招生。

  莫言的大哥在60年代初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在那个闭塞的小地方,别说是大学生,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是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小时的莫言就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听见有人压低了嗓子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了一个大学生”、“这家是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他不管听了多刺耳的话,心里也是相当的受用,有一次趁着大哥睡着了,他还偷偷把大哥的校徽摘下来别在自己胸前,小伙伴讽刺说:“是你哥考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莫言因此按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最终,因为历史原因,他的大学梦被击碎了。

  得到消息后,莫言很兴奋,没想到37岁“高龄”的他居然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拿着几篇作品,他就跑到军艺,一打听,人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他的小说《民间音乐》让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到了,徐先生大赞:“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补了名字进考生表里,莫言一颗心放了下来,他这些年的老师不是白当的,文化考试里虽然有点点小插曲,但最终考得第二名,伙同作文最高分,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军艺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当时军艺正大修大建,四处都是泥浆黄土,相当的接地气。莫言接着地气,在学习期写出了诸多精品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其中之一。

  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莫言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梦,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太阳……从起床号响起,他就沉浸在这个辉煌的梦境里,上课时,他一边听课,一边把整个梦境用笔头“勾”出来,两周后,稿子出来。他拿不定主意,甚至连算不算小说都说不上来。他把稿子拿给系里一位干事看,干事看完后很兴奋:“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徐怀中看完后还拿给自己的夫人看,结果得到女性角度的评价:“小说里那个黑孩子让我很感动。”系里更是召集几个同学座谈了这篇小说。

  1985年3月,刚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了这篇小说和座谈纪要,主编冯牧先生在华侨大厦主持召开了小说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名家参加了会议……自此,《透明的红萝卜》成了莫言的“成名作”。

  “前年,因为编文集,我又重读了这篇小说,虽然能从中看出许多笨句和败笔,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莫言的话明显有惆怅,看来不管是名家还是俗者,谈及过去,都有惆怅味道。那时的自己,可能青涩单纯、可能幼稚可笑,但满满的,都是青春!

  军艺毕业后,他被分到一个部队,直到1997年离开部队,这些日子,他生活围绕着笔尖穿行,理无可理,按下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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