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知道你无耻，但你的无耻还是超出我的想象。你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
   如果能自由发言，为什么中国监狱里关着这么多异议作家？
   如果能自由发言，为什么中国政府豢养着庞大的五毛集团军？
   看来，你不仅是哑巴，还是瞎子。
   2011年1月底，我从中国逃到澳洲。为什么逃，因为我在中国‘不能自由的发言’。

   
   2010年9月底，三个国保一个民警到我工作的单位。国保处长说：“孙宝强，你要把你写好的文稿，发到我的邮箱；你还要把你尚在构思的，未完成的文稿也发到我的邮箱。”我说：“你是否要劈开我的脑子，检视我脑细胞活动的情况？”
   他冷冷地看着我。
   我说：“为了不让我的《上海女囚》出版，你们不但找我的老板，还找到我中学的同学--你们驱车百里，从上海赶到金山，让任职于金山精神病医院的副院长同学给我施压；你们找到退休后自办企业的老板同学给我施压；你们找到在区政府的公仆同学给我施压……你们在我出狱后，已经监控了我20年，是否准备监控到我死？”
   国保处长的回答，是一串冷笑。
   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逃！我一定要逃出中国，把这一切告诉世界。”
   2011年5月底，在逃到澳洲4个月后，我在香港出版了我的回忆录《上海女囚》。有个笔会同仁希望得到这本书，于是我寄到中国浙江—我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果然，此书一进中国就销声匿迹。
   一个中国公民，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出版回忆录；一本中文书，在中文的母国遭到封杀，这是否是“魔幻”的一幕？
   一个得了斯德哥尔摩症的人，将在斯德哥尔摩市接受颁奖，这是否也很“魔幻”？
   我希望莫言站出来，和一个中国妇女，辩论中国能否“自由发言”？
   我也希望诺奖评审委员会，听一听‘六四’受难者的声音。
   

此文于2012年10月1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