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也有机会接触一些专业人士，这些人协助将中文文件、其他语言的相关讯息、历史资料等翻译成英文。他表示，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也开始阅读一些重要人物的相关着作，如李洁明、康生、戴笠，也期望这本书能作为对中国谍报感兴趣的人的一本入门书。
“这本书也反映出，情报书并非总是由情报机构撰写。确实，大部分的这类书籍不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所写。”史密斯对《外参》说。
在书中众多的案例中，令史密斯印象深刻的案子，就是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案以及陈文英案。史密斯表示，两案都是广受关注的案子，只是结局不同。金无怠被起诉、最终被判间谍罪，但在等待量刑期间于欲中自杀，与FBI探员J.J. Smith有婚外情的陈文英则以承认较轻罪刑的方式换取撤销检察官的指控。
此外，书中也介绍了其他案件，包括澳洲前总理霍特(Harold Holt)传闻在游泳时被中国潜艇接走的事件、周恩来在中国内战期间担任间谍的内幕等等。在许多方面，史密斯觉得历史案件和当代案件同样吸引人。
重点剖析中国国家安全部
在中国，有几个不同机构负责情报的蒐集，大致可分为国家安全部和人民解放军两大体系，比起解放军，《中国情报历史辞典》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国家安全部。魏斯特对《外参》表示：“我们解释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在进行情报工作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有何不同，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是，中国国家安全部蒐集情报的目标很有限，均是一些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利益有关的对象，这对国家的情报机构来说是不寻常的事，中国国家安全部对民主运动、台湾、维吾尔、西藏、法轮功感兴趣，这也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最主要的五个情报目标。” “如果是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对军事、政治、科技、商业情报更感兴趣。”此外，魏斯特表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人员和许多商业组织、研究机构、学习单位分不开，中国国家安全部也不特别想藉由情报工作，在他国发挥政治影响力，例如中国虽然在非洲的产品和矿产开采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却没有针对当地政权进行相应的情报蒐集计画。
中国国家安全部与西方情报单位雇人的方式也不一样，魏斯特对《外参》介绍，中国国家安全部不会直接雇用情报人员或案件负责人，且经常只支付一点金钱给协助提供情报的人，或甚至不支付酬劳，他们答谢这些人的方式，包括安排家人从农村来探望他们、让他们回家与家人相聚、帮忙支付其家人的医疗费用，或赞助这些人的研究等。
在情报提供人员的选择上，魏斯特指出，中国国家安全部几乎都选择华裔，他们会先锁定一大群他们想吸收的人，然后接近他们、游说他们，有时国家安全部会刻意挑选反对台湾独立的人，此外，国家安全部游说目标人员的方式，也较易让人接受。
“比如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让你做出任何对美国不利的行动，我们只是需要你的协助，让你在我们的一个开发项目上帮助我们，这是很吸引人的说词。但他们对想用机密讯息换取金钱的人、个性不稳定的人、信用记录不好的人、酒鬼、赌徒都不感兴趣，这是苏维埃KGB(国家安全局)体系惯用的方式，但中国国家安全部不这么做。”魏斯特对《外参》说，若是与商业有关的人员，中国国家安全部会支持他们获得相关技术，他们更容易答应帮助国安部。
“在一些案例中，如李文和案，国家安全部接近他们的塬因，是为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取得机密讯息的管道，这时，中方的说服说词会是希望他们帮助中国进步。”魏斯特说。
魏斯特对《外参》进一步指出，中国国安部喜欢游说大量的人，就算被拒绝仍会再接再厉，即使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游说，目标人员仍然不愿意协助他们，也没关系，他们愿意重头开始，找新的目标;中国国安部的目标是建立长期的间谍网络。
此外，中国国安部也不会事先为情报提供者进行训练课程。“他们没有在西方可能见到的知识灌输、实作教学课程，在西方，从徵人到让此人实际投入工作，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中国没有。中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组织，可能有来自不同省分不同地区的国安部代表成员，他们不像英、法等国，他们没有层层分明的结构。”魏斯特说。
英美作家揭中國國安部情報工作內幕
外參記者柯宇倩／由美國與英國間諜案專家共同撰寫的《中國情報歷史辭典》（Th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Intelligence）一書，詳盡介紹中國大陸、台灣、美國、英國等地政府如何組織情報工作，以及這些國家地區情報機關面臨的挑戰。該書作者對《外參》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安部在尋找合適的情報提供者時，善於遊說大量的人，即使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目標人員仍不願意協助國安部，國安部也願意重頭開始，尋找新的目標人員。
間諜會議上相識，兩人展開合作
2012年5月由稻草人出版社（Scarecrow Press）出版的《中國情報歷史辭典》，由美國作家史密斯（I.C. Smith）與英國作家魏斯特（Nigel West）共同撰寫，為一本蒐集大量中國相關間諜案件的百科辭典。
生於田納西的曼菲斯，畢業於路易斯安那大學門羅分校（University of Louisiana—Monroe），曾於美國海軍服務、擔任警察，1973年，史密斯加入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之後的25年間，史密斯被派駐聖路易、華府、邁阿密、小石城等地服務，直到1998年退休。
魏斯特則是《國際情報和反情報雜誌》的歐洲編輯、前英國保守黨議員，並於反情報及安全研究中心教授戰後情報歷史，著有《英國情報歷史字典》、《國際情報歷史字典》、《冷戰反情報歷史字典》等，曾獲美國前情報員協會的終身文學成就獎。
史密斯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他在2004年底出版《內幕》一書後，獲得良好評價，不過一開始，當史密斯思考下一本書的題材時，歷史字典這類的書籍並非他所考慮的範圍，直到長期關注諜報案件的魏斯特向史密斯詢問合作出版的意願。
史密斯與魏斯特首次見面的場合為2005年的羅利國際間諜會議（Raleigh International Spy Conference），當時，史密斯為演講嘉賓之一，報告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情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的情報威脅。2009年，史密斯再度於會議上發表對曾涉嫌間諜罪的美籍華裔陳文英（Katrina Leung）案的調查，魏斯特於是詢問史密斯，是否願意一同撰寫一本“間諜字典”，史密斯發現還未有人寫過這樣的書，兩人幾經討論後展開合作。
史密斯對《外參》表示，《中國情報歷史辭典》不是一般讀者會閱讀的書，不過根據史密斯在政府機關講課的經驗，他認為仍有一群人需要這樣的書籍。“這是個很有趣的工作。”他說。
兩人各有“線民”，披露獨家內容
史密斯與魏斯特以三年時間完成《中國情報歷史辭典》，書中不只描述了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情報工作，也介紹了美國、英國、澳洲、德國、印度等國家如何組織情報網，以及這些國家地區情報機關面臨的挑戰。
魏斯特在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本書可說是中國情報案例的維基百科，不只是現代的案件，早期的案件也收錄在其中，例如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所進行的情報工作，希望盡可能全面地涵蓋與中國相關的情報情況。
由於主要是陳述案件，魏斯特表示，《中國情報歷史辭典》沒有所謂的政治觀點，它不像許多的情報案件書籍，有自己的分析、立場，試圖在某方面說服讀者，“如何解讀這本書的案件，掌握權在讀者自己的手中，如果你想知道特定一個案件的細節，可查閱此書，因此這本書比較像是一本教科書，或是參考書。”
魏斯特對《外參》說，書中每個案例的資料來源之一，是來自公開的資訊，包括中國大陸、台灣政府的情報資料，以及其他國家對抗中國大陸、台灣的情報資訊，魏斯特還會相互比對，確保資訊的正確性。
史密斯對《外參》表示，在撰寫此書時，他從網路上取得許多資料，“我一直對這些已經擺在那的資訊感到訝異。例如已死亡的U-2飛行員身份、飛機尾翼號碼等。”史密斯還有個個人的圖書館，藏有上百本書，其中有大量關於中國的書籍，這些書都是史密斯多年來收集與閱讀的書，它們同時也豐富了《中國情報歷史辭典》的內容。
除此之外，史密斯和魏斯特都各有自己的“線民”，基於保護線民的傳統，史密斯和魏斯特不會告知對方自己的訊息從誰而來，因此書中某些部分兩人分開撰寫。1998年，史密斯從FBI退休後，仍然保護著線民的身份。
曾被選派為國務院外交安全部反情報項目調查組長的史密斯對《外參》表示，在他的專業生涯裡，他有機會與處理中國事務的美國情報界大老會面，聽取一些內幕消息，但在撰寫此書時，他並未採用一些涉及機密的訊息，例如當美國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在中國時，史密斯也在中國，原本就相識的兩人討論了某些議題，這樣的討論是無法公開的，但史密斯認為，他從這些友人身上獲取的知識是無價的。
史密斯自FBI退休後，反而認識了熟知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的消息來源人士，因此得以獲得這些情報組織的內幕，其中一位消息來源人士來自一個與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層關係密切的革命家庭，史密斯因此得知一些與周恩來、康生有關的內情。
史密斯對《外參》指出，這些人提供的資訊都相當珍貴，許多訊息是從未出版過的。在使用這些資料時，史密斯都不具名；史密斯說，請相關人士匿名提供資訊，是他一向的行事方式。
魏斯特（Nigel W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