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百般力挺汪洋入常，但功亏一篑
(明镜网) 两个月前在高层初步确定十八大接班名单时，俞正声被排除在新常委之外，名单中空出的席位，让刘云山和汪洋有了机会。但党内高层中，对刘汪两人的非议也不少。有指刘云山治下的中宣部不得人心，名声奇差，严控媒体不仅没有提高和改善党的形象，反而起到了反作用；而汪洋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他在广东推进的诸项改革和反腐等虽然有成绩，但也远非是他力推的“幸福广东”，説乱象丛生也不为过。
汪洋也“积极进取”，十八大前的敏感期提出将“强化共青团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服务作用”作为改革方向，力挺广东共青团“变脸”。 有分析指出，这一“力挺”改革的举动能给汪洋入常大大地加分。
汪洋入常获得的一个重要支持来自总理温家宝。温把汪视为真正的改革派，是自己的同路人，更以自己的政治继承人的高度来看待汪洋。
北戴河会议结束不久，温家宝再次赴广东考察，再度显示出他力挺汪洋入常的姿态。
这是2003年温家宝担任总理后第16次到广东考察。《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广东官方媒体也一改领导人活动都用新华社通稿的惯例，主动大幅报道温家宝考察广东的消息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被视为中共党内改革旗帜的温家宝坚持为广东加油打气，却从来不去重庆考察工作，其“厚汪鄙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
今年3月薄熙来被免职后，温家宝仍继续力挺汪洋。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结束后，温家宝立即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了广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为广东继续保持中国改革领头羊的地位开了绿灯。
据《南方日报》等媒体报道，8月24日，温家宝在听取广东省委工作汇报后，赞扬广东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发展第一要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有效地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
温家宝还要求广东“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新的突破，增强体制机制的新优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广东媒体称，温家宝“动情地说”：“我对广东的未来充满信心，广东的发展前景一定会更加美好。”
当时也有传言说，温家宝力挺汪洋，说不定会害了汪。因为温多次唿吁政治体制改革而在党内比较孤立，甚至受到一些党内同仁的排挤。
虽然汪洋也被视为胡锦涛的团派“子弟兵”，但应该指出，汪洋的资历和背景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深厚。汪洋年纪相对较轻，如果他在十八大担任常委，他就有可能连任两届常委，这将使他在未来中国领导人中成为极少数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正是这一点，使汪洋的十八大常委之路，面临权力内部的习惯性平衡：还年轻，还可以再锻炼一下，将成为他能否突破的权力魔咒。就最高权力的稳固而言，未来的最高当权者，当然不希望有这样一个强势人物与他们合作十年之久。
此外，自十七大后，薄熙来接替汪洋主政重庆，汪洋调任广东，薄汪之争便成为中共政坛的一道风景。薄唱红打黑，汪腾笼换鸟；薄要分蛋糕，汪则要做大蛋糕，可见汪薄针锋相对，大有不决出高低决不罢休之势。但汪薄之争，在薄倒台后，并未给汪增加任何入常的砝码。相反，或成为对立派系的一个把柄，失去晋陞的机会。在最终确定的新常委名单中，果然不见汪洋的名字，温家宝力荐提携的种种努力，功亏一篑。
温家寶的政治絕唱
作者：何清涟
明年3月，中共政府第六位總理温家寶將在“两會”舞台上谢幕，鑒于海內外對“黃金十年”的评價多有貶辭，爲了給中國百姓留下追思，温相终于決定在今年12月將“研究討論”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正式推出，做爲其總理生涯谢幕的政治絕唱。
温相的想法大概是：越来越多的中國人對腐敗，贫富差距和食品安全问題感到擔忧，作爲總理卸任在即，遏制腐敗無望，食品安全難求，就做一樣惠及民衆的事情吧;哪怕只是一张蓝图，也多少能顯示其宵旰籌思、一心爲民的良相風采。
這次收入分配改革的主線是“提低控高擴中，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所谓“提低”，是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控高”，是指調節壟斷行业 的高收入，防止其繼續升高。“擴中”，是指擴大中産階级隊伍，让中國社會逐漸轉變爲橄榄型社會。因爲是個“總體方案”，要想实施，还需要有非常具體的配套 细則，這點，在總體方案出台與温相卸任之間只有不足3個月时間，只有留待繼任者李克强慢慢琢磨细化了。
調節收入分配，縮小贫富差距，在温相任總理的十年內，是每年“两會”的主題歌，也承載着温相的夢想，中國人已經耳熟能詳。但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中 國政治領袖的許诺與夢想更是98%以上成空。中國政府這邊廂持續宣稱收入分配改革，現实却呈現另一番图景，即高收入群體的收入越来越高、低收入人群的數量 越来越大、中産階層日子越来越難過。“灰色收入”也一直在中紀委的文件中被反复規范，與此相對應的是現实生活中贪官汙吏的腐敗數額動辄逾億——這是温相爲 政十年的遗憾，于是他在臨離任前，想方設法催生這個“怀胎”8年的嬰兒。與其说温相希望這個方案能夠付諸实施，还不如说他希望借這個方案向全世界包括全國 人民，表達他關心民生的一片美意。
爲什么這樣说呢?因爲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直接涉及利益分配、牽涉甚廣的系统工程。假如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蛋糕不斷增大，調整收入分配自然比較容易。 但目前中國經濟的衰退已成定势，政府都宣稱要“帶头過緊日子”。此时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时機的選擇無論如何有點不合常情，让人不由得心生猜疑：“黃金十 年”你当政，這個方案却考慮研究了8年整。如今距你離任只有3個多月，這個嬰兒的撫養、成長責任全在下任头上擱着哪，管生不管養，這算哪門子事?
現代國家，凡涉及收入分配改革，核心內容無非就是以下三點：政府減税、资方让利、勞動者工资提高，使三方之間利益分配結構趨向合理。在中國，还可以加上一條，即打擊贪官，没收其非法收入，充入國庫用于提高國民福利。
從目前經濟形势推斷，行將接任的下屆政府並不具備上述條件。
第一，政府減税可能性極微。就在两個月前，各地政府由于“税收增速回落”，財政吃緊，想方設法橫征暴敛，有的以“打假”爲名重罰商家以敛財，比如沈 陽;还有的地方政府亂收費，變着法子追繳“欠税”，逼得企业叫苦連天，撐不下去;还有的地方幹脆預征，比如湖南某地让企业預繳未来數年的税收。(詳情可見 本人8月10博文“都是税收增速回落惹的禍”)
也許有人會说，下屆政府將與民更始，不會再如此橫征暴敛。對于怀抱這點希望的人，我也泼點冷水，要想政府少征税，先得看它是否承認税負太重。曾有調 查數據顯示，中國企业的平均税負在40%以上，税種包括增值税、城市維護建設税、教育附加費、印花税、房産税、車船使用税、城鎮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 多項，僅增值税一項就占營业額的10%，还有其他附加税、水利基金、职工教育基金。还有爲职工繳納“五險一金”，殘疾人保障金等，合計约占企业營业收入的 30%-40%。《福布斯》前些年曾發表“税負痛苦指數”榜單，中國的宏觀税收負擔指數以160位居全球第二。但中國官方曾多次否認這一税負痛苦指數的真 实性，認爲中國宏觀税負並不高，背後的潜台詞就是还有增税空間。
第二，资方让利。中國的资本方有以下種類：國家资本、外资、私人资本。目前，除了國有壟斷型企业如能源行业的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通信行业的聯 通、移動、鐵通、網通、電信等由于壟斷因而有可靠的利潤来源之外，外资当中以港台韓资本爲主的制造业，早就因“利潤象刀刃一樣薄”而陷入困境，不是外遷就 是停业倒閉;欧美资本正在紛紛回遷。中國两大經濟發達地區——長三角與珠三角的中小企业自2008年開始，經曆了两輪倒閉潮。盡管中國官方宣稱不存在企业 倒閉潮，但全國工商聯于2011年發布調查報告，稱中小企业生存困難远远超過2008年。
除了大型壟斷國企之外，大多數企业在艱難地掙紮求存，资方哪裏还有可能让什么利?逼急了，企业關张，一了百了。
第三，增加勞動者所得。中國勞動者薪酬偏低一直飽受诟病，但即使在中國經濟每年以两位數增長之时，勞動者的薪酬都被人爲压低。目前企业生存困難、税收負擔很重还面臨地方政府“追繳”各種“欠税”之时，根本不可能再爲勞動者提高薪酬。
既然中國目前包括今後几年內，根本不存在改善收入分配的社會條件，温相却一定要要其卸任之前推出這個“總體方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只有一個解 釋：温相要將收入分配改革做爲自己谢幕的一曲“天鵝之歌”，對接任者，是一項政治囑托;于百姓，展示了自己劬勞爲民之苦心。下屆政府能否付諸实踐，打多大 折扣，那已經不是温相能顧及的事情了。
来源：VOA
改革的悲歌早已悄然奏响 2012年10月24日 胡赛萌
中国现任执政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即，举国上下皆为筹备此事而忙碌，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军警，亦或是封疆大吏和新晋权贵，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层层叠起来的高速运转的同心圆，而圆心则是那个在全球最大搜索引擎上也检索不到的敏感词——十八大。
中共作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自1949年建立政权之后便一直牢牢将这个国家置于其掌控之下，通过意识形态的劝诱和现代通讯系统的监控，中共充分调动这个社会的每一项资源。共和国的第一任领导人毛在此方面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毛的治下，他的意志通过国家机器，下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贯穿亿万国民的日常生活——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这在“皇权不下乡”的封建帝制时代，简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壮举。
然而，在中共成为中国执政党的第63个年头之后，情况似乎正在起了某种令人不安地变化。在执政党十八大愈发临近的前夕，无论是境外媒体还是国内舆论，几乎都众口一词地提及“政改”二字，尤其是民间舆论，在意见领袖和网络推手的带动下，政改的呼声日益强劲。要知道，按照官方的语言体系来讲，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是比头号强国美国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要先进，按照这种制度来发展，中国就可以达到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自称最先进的制度，却遭到其国内舆论的反对和质疑，以至于国民要求其变革之声日隆。
要解开这个悖论，或许还得从邓小平的瘸腿改革说起，而当今社会“变化”的种子或许早在1978年便由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手种下。
1976年，随着共和国第一任领导人毛的死亡，其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随即终结，毛的老婆和侄子被投进监狱，一班亲信被一网打尽。两年后，被毛几次打到的邓再度复出，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1978年，面对文革后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和中共严重的执政危机，复出后的邓小平尝试这对当时国内的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努力将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移到市场经济上。
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提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也成为了共和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此后，中国逐渐改变之前闭关锁国的封闭状况，开始与西方各国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并积极融入世界贸易，对内则通过农村和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充分释放民众的生产热情，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在经济特区的示范和带动下，各地纷纷加入经济建设的热潮，中国从此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新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竭尽全力推动的这场改革的目的是以维持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改变生产中不适应生产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并建立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简言之，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确保其执政党地位不变的前提下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进行有限度的变革，并试图扭转民众心目中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根深蒂固的形象。
作为邓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改革开放同样也是也邓小平理论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成果。作为邓小平的接班人，后邓时代的中国历任统治者都一直严格遵循着邓小平理论所框定的路线和方针，即在坚守现有政治体制不动摇的情况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务实的机会主义代替毛时代的浪漫理想主义，彻底放弃原教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发展经济为执政党的第一要务，而其他诸如自然环境、人权状况、社会公平等方面则退居其次。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刚刚经历过毛时代，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邓的一套做法还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提升综合国力，邓也正是靠着民众期盼改革的巨大民意而上台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三十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的红利正逐渐消失，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能改革的地方都已改过。此时，停滞的政治体制反倒成了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用执政党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描述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诸如官民对立、民族冲突和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
在官方放弃了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之后，改革开放便开启了席卷中国社会的私有化狂潮，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和农民遭到抛弃，权贵、准权贵及其裙带则赚的盆满钵满。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的尼基系数直线飙升，贫富悬殊日益拉大，而执政党却无能为力，面对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高压昂贵的维稳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正因如此，近一两年来，舆论对于改革开放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除了左派一如既往地抨击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之外，许多独立评论者也认为改革已然背离了原来的初衷，改革的大旗越来越成为权贵们敛财的虎皮。由于民间对改革的非议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以至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得不多次刊文为改革正名。
在改革开放初期，执政党放弃僵化的意识形态，大力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做法深得民心，为当时危机四伏的执政党重塑政权合法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正奠定了“改革开放”一词在官方话语体系里的政治正确。所以，在邓时代和后邓时代，改革开放成为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每逢建党、建政周年，以及各种节日庆典，最高执政者都必言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称其一定会坚定沿着改革开放的路线走下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然而，当年政治正确的“改革开放”如今还能一直正确吗？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固然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但三十年之后，当改革开放的红利已然消失殆尽，而所造成的问题却推积如山的情况下仍言改革开放，这就不得不让人觉得当今统治者甚至有一种“守株待兔”式的愚蠢了。当年邓可以用改革开放聚拢民意、发展经济，难道今日继任者还能如此轻松效仿吗？时代已然不同，国内外的环境与三十年前已不能同日而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当局至今仍固守改革开放的大旗不动摇，这种做法除了让人觉得其愚蠢之外，还不得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真实动机。
邓之所以制定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中心，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执政党的统治地位，这也是改革开放的终极目的，而改善民生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只是其维护统治的方式之一，只不过与毛时代的政治高压相比，邓时代的糖衣炮弹则更显柔和有效。也就是说，贯穿改革开放背后的唯一逻辑便是：文革后，经济濒临崩溃，政府几近倒台，为了挽回颓势，执政党必须有所作为，所以才有了改革开放，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长一直都与政权合法性保持者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逻辑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直接效果或许是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最终目的却是挽救执政党的统治危机，而民族伟大复兴云云则是执政党更高层次的口头支票。所以，尽管邓氏的改革开放有诸多问题，并带来一系列的非常现实和棘手的社会问题，但当局却坚持依旧，并通过官媒不断发文，为改革造势。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现今执政党不愿放弃其主导政治的统治地位，为一党之利而弃国民希望于不顾，而官媒所鼓吹的改革开放也只能是在执政党的主导下进行局部的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
然而，这种由执政党主导的改革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必须有可修补的地方。在邓时代，因为是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在不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还有许多地方可以改动或曰修补；然而，在修修补补进行了数十年之后的今天，除了政治体制之外，所有可以改动和变革的地方早就被翻了个遍，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进行所谓的变革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当局却依旧高调歌颂这个已然没有任何蓝图可言的瘸腿改革，其目的或许有如下两个方面，一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乃邓的接班人，其掌权的合法性不容置喙；二者也是为了增强政权的凝聚力，希望借改革开放之名聚拢民意。不过，当改革已经成为负面词汇之时，这种自作聪明的行为或许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三十年前，“摸着石头过河”或许还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尚可理解；三十年后，党刊《求是》依旧大言不惭地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不得不让人感到沮丧和愤怒。
“改革开放”四个字，曾经多么激动人心地鼓舞着一代人不顾一切地奋斗，打破了制度的枷锁和思想的桎梏，开创了一个火红而充满希望的时代；然而，依靠改革所积攒下来弥足珍贵的时间早已被不思进取的后继者挥霍殆尽，如今改革和革命或许已经开始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时间赛跑，而那场曾令万众瞩目的改革，其悲歌或许早已悄然奏响。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