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痛批中国发动网路新文革 启动连串抹黑攻势
自由亚洲电台2011-10-20报导
中国大陆部份媒体、作家与学者最近对瑞典籍汉学权威马悦然发动连串抹黑攻势，说他收取中国作家贿赂，甚至自杀，马悦然认为，这是中国当局在网路时代对他发动「新文化革命」。
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在接受台湾官方通讯社采访时说，马悦然认为自己受到攻击抹黑，跟他长期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有关。此外，今年稍早大陆艺文界异议人士艾未未等维权人士遭到拘禁时，中国受到国际舆论压力，而当局要在艾未未事件最紧张的时候转移焦点。
陈文芬转述马悦然的话说，发生像艾未未被拘禁八十一天这样的事情，他与失去自由的人同样感受痛苦。就在国际媒体都在关注艾未未命运的时候，大陆作家张一一在微博（微型部落格）中说，他曾提供马?然60万美元，请马悦然翻译他的作品，并游说「瑞典学院」其他院士，让张一一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由瑞典学院负责评选，马悦然是评审委员之一。
5月中，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透过微博声称，「马悦然接受这60万美元『翻译定金』 ，据外媒报导导致诺贝尔文学奖110年来面临最大信任危机，西方媒体纷纷籲请马悦然退位。」马悦然得知后致函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指责李希光身为清华大学教授，却公然传播谣言。马悦然指出，他根本不认识张一一，也不在乎他的恶劣行为，但必须指出清华大学仍是学术地位声望比较好的大学，学术对社会伦理是有责任的。他公开致函，是想提醒学术的重要意义。
87岁的马悦然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曾翻译「西游记」、「水浒传」、「道德经」，等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他因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等议题，得罪当局，曾两度长达25年无法进入中国，分别是在「文革」和「六四事件」之后。
本文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该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发个奖 2012年10月25日 作者 纪宇（上海《文学报》）
写下“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字样，我心头升起的情感是一种尊重，一种敬意。诺贝尔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奖项，尤其是它的自然科学奖、经济学奖、医学奖等，以造福人类，推进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为标准，极具权威，较少争议。给这样的国际大奖当评委，何等荣耀。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则既特殊又复杂，见仁见智，就有另外的较难衡量的标准了。一个作家能否获奖，取决于评委对他的态度。据说，瑞典学院负责评选文学奖的评委都是终身制，没有年老退休这一说。只有其中一个评委的生命终结，另一位贤达才能补入。由此可见评委地位的特殊和崇高。
在诺贝尔文学奖有投票资格的18位评委中，仅有一个懂中文的，他就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学者、翻译家马悦然先生。有人说，马悦然先生的视野就是诺奖的中文视野，可以想见他的作用是多麽重要。
于是，所有心存诺贝尔文学奖情结的中文作家，都不能忽视马悦然先生。有这样一个说法，走向马悦然，就是走向诺贝尔文学奖。
这里要说的事情，与评奖无关，是讲范曾教授和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之间的一段缘分。
闻讯范曾应允为《西游记》画封面，马悦然和他的妻子都极为高兴
2005年岁末一日，北京碧水庄园，风息树静，旭日临窗，这是北京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
比天气更好的是范曾的心情。岁月风雨，洗江山也洗心境。进入耳顺之年后，范曾愈发感到身体康健，精力弥满，文思敏捷如飞，下笔如同有神。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读书写作，兴致来时就吟诗、作画、写字，常常待家人起来时，已是满墙清新俊逸的高华之作。
今天早晨，写了一篇短文，又画了三张画，这都是他经常画的题材，范曾谑称“范氏三典”，即《老子出关》、《钟馗神威》、《桑麻絮语》。这是范曾创造的表现中国文化的经典性的艺术符号。
放下画笔，范曾落座在沙发上，点燃他总不离手的烟斗。这时，夫人楠莉满面喜气地走进画室，将一本书递给他:“刘先生给你寄书来了。”
范曾含笑接过来，见是友人刘先生从海外寄来的新散文集，书名《沧桑百感》。书中夹著一张小纸条，顺著纸条翻开，就是写他的一篇文章，名为《范曾画品居上之上》，文章说:
1992年腊月，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担任客座教授时，瑞典文学院马悦然教授译就我国古典巨著《西游记》。当时他对我表达一个心愿，就是想请范曾为译本作一彩图封面。次年初春，我到巴黎时转告了这一愿望。范曾立即欣然命笔，作《诸神制焰图》。此图展示给悦然夫妇时，他们大喜过望，连说这是“人间至宝”。
看到这里，范曾微微地笑了，他的思绪飞向海外，飞向友人。他想起在法国为《西游记》画封面作品的前前后后。
范曾早就知道马悦然，知道他翻译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也翻译了许多近、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更知道他和刘先生关系密切。马悦然自称中国是他的第二个祖国，经常抒发“另一种乡愁”。早在1957年，那时年纪还轻的马悦然来到中国，正值“反右”之时，他拜访了茅盾和艾青，并有幸在这两个中国大文人陪同下一起游览。
范曾是个崇道义、尊德性、重友情的人。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马悦然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译成瑞典文出版感到十分高兴，又因为挚友、文学评论家刘先生说了话，他已经决定做这件事了。可是为一部古典名著画封面，有它自身的要求，不能像他平常作画时那样随心所欲，即兴感发，也不是说画就能马上画的事情。他要想一想，做好构思和案头准备，才能创作出一幅能让吴承恩引为异代知己的传世杰作。
闻讯范曾已经应允为《西游记》画封面，马悦然和他的妻子陈宁祖大姐都极为高兴。陈大姐代表马悦然专程来到了巴黎。在范曾巴黎郊外的美松白兰别墅里，他们见面了。陈大姐是瑞籍华人，当时已查出身患重病，行走已见艰难。对她的亲来恳请致谢，范曾很受感动，先给她写了三个大字:西游记。陈大姐把题签仔细地收起来，很高兴地回去静候佳音。
马悦然和陈大姐见画，喜出望外。画悬在墙，满室生辉
画作构思酝酿成熟时，恰巧刘先生来到了巴黎。有老朋友、又是牵线人站立在侧，范曾神气来了，他意气风发地说:“好，好，今天由你来看我画诸神制焰。”
几十年来，范曾画画从来都不打底稿。此次却一反常例，为画《西游记》封面，他先画了个小稿，把人物、场景、气势、氛围、筹划一番。他决定画横幅，选择唐僧师徒四人过火焰山为大背景。左边是烈焰熊熊翻卷奔腾的火焰山，中间突出的人物是孙悟空，挥芭蕉扇力扇火焰山，右边是唐僧骑著白马，八戒、沙僧追随左右。另有天神、妖孽、牛魔王、铁扇公主、红孩儿，分布在远近、空中、地上。整个画面火焰腾腾，烟雾缭绕。
楠莉在旁边研墨洗笔，刘先生一声不响，专注地看著范曾作画。范曾一如既往，不打草稿，从孙悟空的左眼起笔，左眼出，乾坤定，神猴之头跃然纸上。随后画帽子、虎皮围腰、皂衣、跳起来挥动硕大的芭蕉扇，刘先生看得入神，赞叹说:“一个猴头画出，整个大画的气势都显出来了！”
接著画猪八戒，刘先生对范曾的艺术情有独钟，他压抑不住内心的喜爱，说:“范兄，我有个请求。”
“你说，你说，”范曾一边画，一边回应。
“待你画完了，这个小稿子，可不可以送给我？”
范曾说:“这有什麽不可以，给你！和这张大画相比，你别嫌小就行了！”
刘先生说:“嫌什麽小，看这几笔线多生动，有张小的我就很高兴了！”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刘先生说:“这活儿是我给你接来的，让你受累。”
范曾说:“哪里，这张画我愿意画，为《西游记》，为马悦然，也为你。”
画了一上午，人物、轮廓、布局初成。下午休息过后接著画。火焰、流云、龙马、白牛，提神、上色、皴染。
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一幅四尺整纸的大画完成了。用这麽长时间画一幅画，这在范曾的绘画生涯中是极其少见的。范曾在左上方火焰上用篆书题了五个大字:诸神制焰图，下面写道:壬申年游瑞士得识马悦然先生，时正译西游记嘱余写此十翼抱冲斋主范曾于巴黎，盖上两枚大章，又在画右上方钤了个“抱冲斋”的小印，右底角打了个闲章:“我见青山多妩媚”。
站在画前，范曾和刘先生欣赏品评再三。左面半幅是火焰山，孙行者挥扇灭火，其他人物错落在右面，天神和肴魔站在云中。范曾笔下只用了一根如云似气的线，就把“人间”和“天上”分隔开了，同一个平面上出现了两度空间。无论从构图、人物的神采和相互关系，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整个画面气氛紧张，却更显得气韵生动。
大功告成了，马悦然先生不是要为他译的书作封面吗，好办。拍一张翻转片带去就解决了，不必送给他珍贵的原作。正如参加展览的作品，除了预先约定，展罢都是要完璧退还给画家的，这是惯例。
范曾是性情中人，他对好朋友是极为慷慨大方的，从不计名较利。他有艺术家神圣之自尊，认为他的作品不可用金钱来评估，那样太俗。他在绘画上精益求精，对友谊却愿意锦上添花。他想，马悦然能花大力气翻译《西游记》，也应是吴承恩的异国异代知己。第二天，他又画了一张《吴承恩像》，他决定将这两张画都无偿地赠送给马悦然夫妇。刘先生当然知道范曾这两幅画的价值，面对艺术大师在极好状态下的倾情之作，刘先生如捧至宝，小心翼翼地带回斯德哥尔摩。马悦然和陈大姐见画，喜出望外。画悬在墙，满室生辉，顿时沟通古今中外。
刘先生回来就给范曾打电话，转达了马悦然夫妇深深的感激之情。他由衷地对范曾说:“你这份礼物太重了，别说是那两幅大画，你那个小稿子我带回来就挂进了我的书房，许多朋友看见了，都羡慕得不行！”
后来，范曾夫妇到瑞典去，马悦然和陈大姐热情款待，请他们吃饭，在皇家歌剧院看歌剧《理发师》，再三表达感激之情。他们说:“如此杰作，我们夫妇视同拱璧，要永世珍藏，要像爱护眼睛，珍惜生命一样保护这两张画！”为了回报深情，表达谢意，马悦然兴致勃勃地介绍说，他们看歌剧的包厢是瑞典国王来过的，他们吃饭时范曾的座位是国王的坐席。范曾夫妇感谢马悦然的盛情，他们一再举杯祝酒，多次合影留念。
不久，瑞典文《西游记》顺利出版了，这张《诸神制焰图》不但作了封面，还印制了很多单幅广告，悬挂张贴在各家书店内外。范曾的名气和作品不但为书画龙点睛，增光添彩，也为书的宣传促销出了大力。
范曾十分高兴地收到了马悦然寄来的一本《西游记》，灰色布面精装，他的画是包在书外的压塑套封。范曾不识瑞典文，却也把书无比珍贵地存放在书橱中，后来又收入行囊，不远万里带回中国。
范曾内心感到愤怒，一种被欺骗、被出卖的感觉啮咬著他的心
这都是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尘封土埋，掩不住友谊的光芒，在范曾的心目中，这是一段珍贵友情的温馨记忆，人生路程中一支快乐的插曲。
他还记得，画完那两张画后三四年，陈大姐就去世了。范曾专门发去悼念信函，可没有得到回音。他心中至今还记得陈大姐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
就在接到刘先生寄书来的第二天，范曾听到一个使他不能相信的消息，说北京书画市场上出现了他的《诸神制焰图》和《吴承恩像》。
范曾一口否定:“这不可能。”他对消息来源说:“肯定是仿品，有人临摹了这两张画。”他不相信那两张被马悦然夫妇信誓旦旦，要当作传家宝永世珍藏的杰作，会轻而易举地卖到市场。那样的人，还是他范曾结交的朋友吗？
范曾的假画多不胜数，网上估计有500万张之数，范曾看到仿自己画作的赝品太多了，还差这一两张吗？只是他感到非常奇怪，这两张画都远在瑞典，藏在马悦然先生手里，仿画作赝者是如何看到真迹的呢？仅靠《西游记》封面上的局部是无法仿制出全画来的。莫非┅┅？他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身上。
然而，不久这个消息就被多条渠道同时证实，确有其事，而且画是真品无疑。持画者讲，是从台湾购得，目前正在北京兜售，索价奇昂。
范曾的亲密朋友，消息灵通、精明能干的饮兰山房主人徐斗先生捷足先登了，他用60万元将《吴承恩像》购回，画立即拿到了范曾面前。范曾站起来了，还用细看吗，一眼就认出那正是他在巴黎所绘。那张《诸神制焰图》的照片同时带来了，也是真迹。
范曾内心感到愤怒，一种被欺骗、被出卖的感觉啮咬著他的心。可他能说什麽呢？沉默良久，范曾开口问道:“徐斗，你去问那个持画者，我愿意用两张同样大的新画把它换回来。”
回音很快就回来了，只卖不换。
“那麽，他要卖多少钱？”“最低200万元。”
一张心爱的画，仿佛是自己生养的孩子，即便是送人了，也想让她寻个珍爱她的好人家，不想让她无家可归。范曾想让这张离开自己十余年的孩子回到身边，花200万也在所不惜。他对徐斗说:“那我就出200万，你去给我买回来吧。”
然而，周围的友人多数反对，他们建议范曾作罢，留下一张照片就行了，彻底忘记这件事。如果你买回来置于案头或墙壁，时常看见，就会想起这段往事。睹物伤情，终归于己无益。范曾不说话了，他要再想一想。
想什麽呢，想宝剑送勇士，红粉赠佳人，杰作送评委。我做错了什麽？自己和刘先生，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情感怎麽就这样轻易地被践踏了呢？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马悦然先生，怎麽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呢？
想什麽呢，想他为什麽尊重马悦然，决不是为了丝毫的私利。说到底，他是画家，虽然他写了很多散文和诗词，可他绝没有想过得什麽奖的问题，没有任何投桃，期待报李的功利之心。他内心坦荡荡一片光明，送画给马悦然，仅仅是一种情怀，一个豪举，一派中国艺术家的情分。
再想什麽呢，想马悦然先生此举，是否是东西方价值观不一样的体现，在西方人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想想又不对了。他们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从来都是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任何价值观都应该践诺重信，不赞同言行分离，一旦时过境迁，为了某种微不足道的物欲，便立刻见利忘义。昨天说“人间至宝”，今天就叫卖于市，该怎麽理解，才不失厚道？
范曾找出了那本瑞典文的《西游记》，端详再三，他突然发现书脊上方印著一个“2”字，这说明本书是《西游记》的第二册。原来马悦然先生连一套完整的书也没有送给他。翻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西游记》共是五本，那麽这样说，范曾得到的仅是五分之一的样本。何况，按照国际惯例，范曾画了封面，书出版后，出版社是应该送给他样书和稿费的。然而，这一切都免谈了，他的权益，在友谊的帷幕下静悄悄地变成了别人的荣耀和收入。
原来这里边还有这麽多沟沟坎坎，琐琐碎碎，他不愿意再深想下去了。
该给马悦然先生发个奖，表彰他无成本吸纳高抛、资本运作的纯熟老到
某日，刘先生给范曾来电话了，范曾告诉他发生了马悦然出卖《诸神制焰图》的事情。刘先生大惊:“居然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感到震惊，又感到愤怒！”一件本来十分美好的事情，演变出如此尴尬的结局，这是他们两个人从来都没有想到，也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令人遗憾的事情，就这样真实地、无可挽回地发生了。
面对这样一个真实，范曾竟然是如此在意，败坏了本来极好的心情，这究竟是为什麽？范曾为人豪爽慷慨，曾经送给朋友许多张画，题过无数幅字。有的朋友把他的赠品卖了，甚至把给他本人画的肖像画也换钱了，他知道后一笑置之，并没有说什麽。他想，能卖个好价钱，扶危济困，解决点实际问题，那不也很好吗？他甚至想，那也是友谊之歌的延伸和变奏。
可他为什麽惟独这样在意马悦然卖他的画，其根本原因何在？按东西方的法理来说，马悦然都没有一点错，送给他的东西，就已经归属于他，他就拥有处置的权利。他卖的是自己的东西，已与别人无干。
想到最后，范曾终于明白了，之所以心放不下，那是因为他创作这张画，用情太深，用时太长，用力太多。自己的精力、体力、功力、神力倾注太专之故。
由此，范曾不免生出一些猜想:马悦然先生在陈大姐去世之后发生什麽变故了吗，范曾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的描述，说马悦然在“妻子去世之后，两年里，他每天都到坟前徘徊默想思念，感情之深，真是动人”。究竟为什麽他那麽急需要钱，以至于要卖掉凝结著包括他们夫妇共同情感的《诸神制焰图》？何况以马悦然先生的地位、职务、影响和收入，凭著瑞典这个以社会福利优厚闻名的国家，会让他这个80多岁的社会名流经济窘迫、必以卖画来救急？
后来有参考答案了，据说马悦然先生又娶了一位中国太太，他变卖中国艺术家的《诸神制焰图》和《吴承恩像》，是为了买一套高档的西欧古典家具。
在下何幸，也听说了这件事情。我想，反省自己，对诺贝尔文学奖及其评委马悦然先生，中国作家是不是有一点谬托知音、自作多情？尤其是缺了点萨特那种“你给我，我都不要”的气概。我还想，尽管如此，也要找到原谅马悦然先生的理由。我觉得马悦然先生未瞒未骗，其我行我素，敢于将旦旦信誓抛于脚下、不怕被骂的胆气实属罕见！他不但不应该被批评责备，还应该受到奖励，你想啊，单是他对中国抒发的“另一种乡愁”，还不值得颂扬嘉奖？
再说了，由于马悦然的请求，人世间才有了这两幅好画。若无此创意，谁敢说范曾会无端地去画这两个题材，那样人间就没有《诸神制焰图》，也没有《吴承恩像》了，那损失有多大，所以他应该得一个促进艺术发展奖。
又说了，马悦然先生把画卖了，并没有把画毁了，大艺术还在。或许正由于他把画卖了，这件作品的面貌和创作经过才得以面世，才能够广泛传播，热爱范曾艺术的人们才有缘一睹华彩，所以他还应该得一个推动艺术普及奖。
是的，应该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发个奖，表彰他的顺应时势，弃旧图新，阐述他无成本吸纳高抛、资本运作的纯熟老到。
不过，我一时想不出这个奖应该叫个什麽名字，只觉得不能和诺贝尔冠名在一起，而应该以马悦然先生来命名，那一定是个好奖。
——原载上海《文学报》2006-07-21 网址∶http://wenxue.news365.com.cn/8b/200607/t20060721_1028882.htm
2012-10-20 /博讯 曹长青：马悦然和莫言有“诺奖交易”？
2012年10月20日转载
莫言得诺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评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马悦然可能跟莫言有利益交换，或从中牟利。美国重要刊物《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近日刊出文章,对马悦然的操守提出质疑：“诺奖背后有利益冲突吧？”（Was ther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behind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该文引述瑞典电视SVT的报道说，马悦然跟斯德哥尔摩的出版社签约，用他的莫言译本获丰厚报酬。
对此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和马悦然都否认。但英格伦的回应证实：接受马悦然的莫言译本的瑞典出版社主编说，他们的稿酬丰厚到让马悦然自己报价的程度（to name his own price）。而一般出版社接受一个译稿，都不会让对方报价。莫言获诺奖后，销书量自然增加，马悦然的译本就能获利。
马悦然在回应时强调，他不是在诺奖公布前跟出版社签约，而是莫言获奖之后。但瑞典媒体说，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前后”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因为对莫言获奖，马悦然作为评委之一，早就知道个大概，所以他才翻译莫言的作品。按“利益回避原则”，诺奖的评委不应翻译获奖者的作品，因为这有个获奖作品销量多、译本获利的问题，等于跟“获奖者”有利益关系。
而且，如果某位瑞典文学院士是候选作家作品的译者，按理说就不应该再参加有这个作家入围的最后“评选”。因为这里面已有“利益”问题，等于在评选自己译稿的未来销路和版税收入了。
其实早在当年高行健获奖时，就有人提出这种质疑，因高行健主要作品的瑞典文版，都是马悦然翻译的。马悦然当年接受我采访时说，“差不多高行健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都是我翻成的瑞典文。”马悦然很自豪地对我说，“可以说我没有翻译高行健的作品，他就不会得奖了。”
马悦然翻译了高行健的作品，然后全力推动他获“诺奖”，那马悦然的译本在瑞典就成了“垄断版”，或至少是当时的唯一版，当然就会给马悦然带来版税等经济利益。
而且高行健的小说《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马悦然就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更别说读者）看到和评价这部作品前，马悦然就自己认定它是一部可获诺奖的作品。
马悦然通过推动高行健获奖，他的译本获利多少，外界不知道。但从高行健获奖前后他的小说《灵山》在台湾的销量就可得知。高行健在纽约演讲时说，《灵山》“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获奖后才热卖。
在高获奖后，马悦然要高行健把原来出版他瑞典文译本的公司换掉，改为马悦然好友开设的出版社，这点也被媒体指出涉嫌为他自己谋利益。
当时连美国《洛杉矶时报》也对此严词批评，该报在高获奖两周后发表威廉斯（Carol J. Williams）的批评文章痛斥“马悦然是个无耻的追逐个人利益者，他成功地将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国作家推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宝座。他的行为已使这个文学国度的圣堂被玷污。”当时连德国文化部长诺曼（Michael Naumann）都出来说，马悦然的这个举动“重创了诺奖的声誉”。（《洛杉矶时报》这篇报道的网址：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0/nov/01/news/mn-45189）
所以，在这次马悦然被媒体揭出跟莫言获奖有“利益冲突”之前，在高行健获奖问题上，早就有更严重的“冲突”。
对这次瑞典电视台的披露，马悦然非常恼火，他在回应中骂电视台编辑是“白痴”；并说好不容易把诺奖发给一个中国政府能接受的作家，电视台这样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发怒的话，又会发声明说西方文化中的反华因素为诋毁中国作家的成就而不惜手段。”马悦然扯到政治和国家上，明显试图转移媒体关注他和获奖者之间利益关系的视线。
但不管马悦然怎么“愤怒回应”，他没有否定瑞典媒体披露的事实：在莫言获奖后，他立即把自己的译本送到出版社，而且出版公司给他的版税丰厚到要他自己开价。
除此之外，另一个马悦然和莫言涉嫌“利益交换”的例子，瑞典和西方的媒体都不大知道，就是马悦然的中文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是莫言写的序。莫言写序百天之后，就拿到了诺奖。在这次瑞典电视报道马悦然的莫言译本利益冲突问题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证实，马悦然“深入地参与了”（highly involved）给莫言评奖的讨论。
莫言给马悦然的书作序，马悦然随后“深入参与”讨论莫言获奖，然后拿事先译好的莫言作品跟出版社签丰厚版税。这不是把诺奖变成一场赤裸裸的商业交换了吗？
主攻《公羊传》和《左传》的中国古文专家，忽然会写中文小说了。而且几年前他还出版过一本中文的《俳句一百首》。瑞典的古汉语专家，既成了中文诗人，又成了中文小说家。马悦然是天才吗？从网上查到，他的这本微型小说集，是和比他小43岁的娶自台湾的太太陈文芬合写的，一共106篇（马悦然说他写了60篇）。
这部小说集我没有看过，但据网上的内容介绍得知，该书约五万字。这个字数实在令人瞠目。106篇小说才五万字，那等于平均每篇才五百字，马悦然太有才了，五百字可以写出小说来。我写评论，500字都难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多年前辞掉了台湾《自由时报》上的一个叫做铿锵集的专栏，因为要求600字，很难写，除非胡乱写。
小说不管多么“微型”，总得有人物和起码一个情节吧。五百字？看来马悦然完全可以跟43天写46万字（小说《生死疲劳》）的天才莫言比谁更有文字“大跃进”的能力了。
马悦然可能早就担心被人指出“利益冲突”，所以该小说集没有署他们夫妇的真名，而是用的“南坡居士 台湾小妖”。作者无名、又微型到如此地步的“小说集”在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肯定不会有多大的销路。但是，由中国作协副主席、当红作家莫言作序，效果就不一样了。莫言的“背书”当然会给马悦然带来销售和版税等商业利益；反过来，马悦然推动莫言获诺奖，利益就更大了，除了奖金，更有其他无形的利益。莫言的“序”看来是全世界最赚钱的文字。所以有评论说，在当今中国，“会做事的”不如“会来事的”。在这方面，莫言更是不必言说，就心领神会。包括跟一直推荐他得诺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关系拉到大江去中国时，专程去看望莫言的姑姑。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曾写过：“有一次大江健三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发现作陪竟然就是莫言。”莫言还用小说通信的方式，歌颂这位日本恩人（据网上文章，《蛙》中有四封跟日本作家的通信，那个作家就是大江）。
现在莫言获奖了，马悦然夫妇的这本小说集又要在台湾推出。这次他们署上了真名实姓（马悦然 陈文芬）。在台湾“博客来”等多家网络书店上，目前都可看到这本书的预购广告，说是10月25日推出。而且特别用“莫言作序”来做广告。这不是明摆着，要借莫言得诺奖的“东风”赚一把自己的名誉和利益吗？这不是清清楚楚地在违背诺奖委员会严格的“评委不可有任何利益因素”的规定吗？当然，像这种利益交换在中国不仅比比皆是，而是常态。但在西方，则难以想象。马悦然和获奖人在中文世界共同牟利的做法，显然诺奖委员会完全不知情，否则瑞典媒体会闹翻天！
对这本平均每篇不到五百字的小说集，莫言在“序”中是这样歌颂的：“这两个人的小说，看似简单，但背后隐藏着历史变迁、两岸三地、巴山蜀水、乡音梵号、三坟五典。那些丰富的背景和潜台词，全靠读者去想象。犹如竹林边飘摇的酒旗，犹如深巷里飘散出的酒香，犹如探出墙头的花枝，向人们昭示着里边的风景。”这比马悦然的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还“壮观”，真是知恩图报呵。
当然，马悦然希望通过莫言译本多得一些稿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他的经济情况实在不太好。他妻子陈文芬去年底接受上海《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大学退休金是每月19000瑞典克朗，一直不变，再交税57%，然后房租就占去了7600，几乎就没有什么剩下了。”（算下来每月只剩570克朗）而高行健和莫言等获奖，马悦然的译本能多卖出一些，那他的收入就不会“没有什么剩下了”。只是这种“利益关系”被媒体披露出来之后，他作为知识人的体面等，可能也没有什么剩下了。（caochangqing.com）
2012年10月19日于美国 /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