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革命爆发，改革是中共的唯一选择。但中共改革的道路不会与东欧、苏联、台湾和南韩一致。它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

　　改革的前提是危机感和自信心，二者缺一不可。那些相信中国模式会成为世界潮流的人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危机感；同样，那些草木皆兵、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党政官僚也不会改革，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心。改革的开启者必是那些既能掌控局势，又对现存体制弊病有深刻认识的人。

　　胡温十年在政改上不作为，与他们脆弱的权力基础有关。对于中共这个有浓厚血缘传统的政权来说，他们不是婆婆，甚至不是小媳妇，他们只是主人请来的管家。

　　与胡温不同，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是真正的自己人，在体制内有强大的人脉关系。如果强势接班，习近平非常可能改变目前这种权责不分、混吃等死的状况，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发动者。

　　近来中共对钓鱼岛事件的强硬态度，一反不折腾的既定方针，明显带有习的风格。这种风格人们在他的南美讲话中已有所领教。不顾温家宝是中国首富的传言和习近平家族有27亿美元资产的报道，中共决定高调查处薄希来贪腐案，表明了当局背水一战的决心。以反腐收拾人心，以反日收拾军心，最终完成对权力的全面掌控，似乎是习近平的接班步骤。

　　我相信，习进平会在十八大后提出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政改方案，用选票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从而收拾早已涣散的党心。

神医遍地

　　如果说政改的前提是自信心和危机感，它成功与否则取决于改革方案的选择和中国社会的承受能力。像一台成功的手术，医生的医术固然重要，病人的体质也不容忽视。

　　今天的中国，正如学者雪珥所说，是神医遍地，药方满天。他们中有毛左，也有极右。药方有重庆模式（张宏良），新民主主义（张木生），基层民主（李凡），递进民主（王力雄），党内民主（李瑞），也有推倒重来的多党民主（胡平）。比较有影响的是宪政民主的主张，它们中又分为君主立宪（金复新），党主立宪（方绍伟）和民主立宪（张千凡）。这些人中或许真有扁鹊，华佗，但更多的恐怕却是兽医、屠夫改行，拿着屠刀当手术刀。考虑到眼前的病人不仅病入膏肓，而且肥的流油，以及医患双方历史上的恩怨，他们的医德比医术更令人担 忧。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

　　政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救赎，它的前景取决于这个党是否能够超越自身。中共以群众运动起家，骨子里相信民粹主义。另一方面，它对武力有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教条。群众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从来就是少数人创造的。爱因斯坦之所以发现相对论，巴菲特成为股神，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群众。正如芦笛所说，无论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亨，还是伟大领袖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都是人类发明的最大谎言。这些美丽的谎言之所以永远不会被拆穿，只是因为所有的政客都需要媚俗，知道歌颂人民是通往权力的最佳途径。

　　事实上，人民并不神圣，政府未必下流。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一群乌龟竞选，只会选出个王八做主席。中共若想成功改革，必须克服人民拜物教，依靠精英，不相信群众。与此同时，它还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变成国军。国家要长治久安，军人必须退出政治，不对政府指手画脚。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军队的义务是保卫国家，不是干预政治。

　　三重盔甲还是三道陷阱

　　重庆市长黄齐帆最近谈到的中国经济的三重保险---三万亿外汇储备，三万亿税收潜力，三万亿可变卖国有资产——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政府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中国崩溃论的鼓吹者感到沮丧。

　　非常可能，三十年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中国这条船已驶过了因饥饿贫困而反复陷入动乱的历史三峡。如果说传统的王朝大多是饿死的，本朝很可能死于饕餮。一旦处置失当，中共引以自豪的三重盔甲也可以是三道陷阱。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执政党的腐败变得不可遏制。

　　王朔曾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MONEY IS NOT EVERYTHING；WITHOUT IT YOU ARE NOTHING。）这句话已经过时了。今天中国人民信仰的箴言是，借用一句薛蛮子的话，MONEY IS NOT EVERYTHING；IT IS THE ONLY THING。

冯胜平 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