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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012年12月7日晚，茉莉在瑞典文學院門前，向前来聆聽莫言獲奖演说的诺貝爾基金會成员、瑞典文學院院士、隨同莫言来訪的中國人，以及各國来賓散發此文（中英文）。 |
很少有一次诺貝爾文學奖的頒布，引起獲奖作家所在國人們如此巨大的感情沖突。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本年度诺貝爾文學奖授予中國體制內作家莫言，中共官方及其媒體兴高采烈，而很多中國民間人士則沈痛地说：“這是诺貝爾文學奖最恥辱的一天！”
爲這次頒奖而感到寒心徹骨的人們，是莫言所在的中國的那些爲爭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作家、記者和藝術家，是因維護人權而入獄、遭受酷刑的律師和義士，是在高大堅硬的墙與雞蛋之間，屬于雞蛋一邊的知识分子。他們生于中國並將死于中國，挚愛那塊土地並爲之承受苦難，爲之譜写抗爭的史詩。
爲什么這些中國人會如此悲哀、憤懑、不平乃至絕望？這是因爲，遙远的诺貝爾文學奖在他們心裏，原是一個具有崇高精神性的奖項，是捍卫自由和尊严的一個標杆，是以富于人性與美的文學，安慰並激勵被压迫者的一座燈塔。
他們不明白：爲什么瑞典文學院會把诺貝爾奖頒發給一個思想贫瘠、作品多蕪杂少精華的作家？莫言在政治立場上站在專制政權那邊，這次頒奖因此被認爲是間接地肯定当今中國殘酷的專制制度。
作爲長期旅居瑞典的中國流亡者，筆者不得不面對國內朋友提出来的疑问，我有責任写下我對瑞典文學院的觀察和認识。盡管诺貝爾文學奖有其崇高的初衷，但它是由人来頒發的，而人是會遗忘和背叛的。在此文中，我試图探討一個问題：由诺貝爾本人規定的必須具有“理想傾向”的文學奖，是怎樣喪失理想，異化成爲一個平庸的文學游藝場。
一，诺貝爾遗囑及其反極權的初衷
生性忧郁的大發明家诺貝爾對世界的看法並不樂觀，但他生前絕對不曾預料，在他身後一百余年後，他遗囑中所委托頒發文學奖的“斯德哥爾摩的學院”，竟然可以將他的遗囑棄之如破履。
1895年，诺貝爾在他最後的遗囑中，決定把奖金“頒發給一年以来給人類帶来最大福祉的人們。……一部分頒給在文學領域內將創造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
瑞典文學院曾高度重視诺貝爾遗囑中的“理想傾向”，並從各個角度對這一不夠明晰的遗囑進行長期的解讀。由于該遗囑過于簡略，後来文學院內部分成堅持遗囑和忽略遗囑两派。诺貝爾本人被視爲一個世界主義者和人文主義者，因此，不少院士把“理想傾向”解讀爲人文主義精神和世界文學的眼光，以及“胸怀寬廣的博愛”。诺貝爾所贊賞的文學的“崇高的風格”，曾一度是瑞典文學院堅持的评選標准。
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擔任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的Amders Osterling認爲，诺貝爾所说的“理想傾向”, 是一種積極的人文主義傾向。人文主義對抗的是野蠻主義。1972年瑞典文學院頒奖給德國作家伯爾，有院士指出：“這次頒奖是直接乞靈于诺貝爾本人的遗愿。”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两個熱門作家之間，它選擇了第三帝國廢墟上的道德复兴的首席代表，而放棄了這個國家藝術复兴的這位首席代表。這就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瑞典文學院看重的是反抗極權的“道德價值參考系”。
那么，当今瑞典文學院是怎樣执行诺貝爾的遗囑，按照“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標准去展開评選的呢？按照現任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悦然的说法，瑞典文學院早就抛棄诺貝爾的這一標准了。
2001年1月25日，旅居美國的中國記者曹長青采訪了馬悦然先生，问及诺貝爾文學奖的理想主義色彩的问題。馬悦然先生回答说：“……對這個理想傾向，現在瑞典文學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這個了。”2005年10月30日，馬悦然先生在台灣《中國时報》上回應旅居瑞典的中國學者傅正明，说：“傅正明没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學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義的觀念置之度外。”实際上，如在八、九十年代曾擔任過常務秘書的院士阿連所说：“今天，在過往努力的啓發下，學院內部有一種‘回到遗囑’的傾向。”這就是说，文學院裏一直有院士在重申“理想傾向”，並不都是如馬悦然先生所说的“置之度外”了。
在西方各國的民事法律上，遗囑执行人的責任是：确保立遗囑者的意愿在他逝世时，能一一得以实現。一百多年前，瑞典文學院接受了评選诺貝爾文學奖的任務，那么他們有義務忠实地执行遗囑，实現诺貝爾的遗愿。然而，根據馬悦然先生的上述言論，我們可以看到，当今瑞典文學院已經無視诺貝爾關于“理想傾向”的遗囑，並任意改變评選標准。這是一種公開的背叛和違约。
同樣被瑞典文學院背叛的还有诺貝爾当年反專制的初衷。根據有關研究，在诺貝爾主张的“理想傾向”裏，包括一種反抗極權的精神。撰写《诺貝爾傳記》的瑞典人Kenne Fant認爲，诺貝爾是極權體制的預言家，他引用诺貝爾自己的话说：“一種来自社會深層的新的恐怖政體正在兴起，以求從黑暗中狂暴地爆發。人們早已從遙远的方向，聽到了這種空洞的噪音。”
正是因爲诺貝爾早就忧慮地看到極權制度將要産生，所以他在設立诺貝爾奖时規定：所有的奖項都要授予“給人類帶来最大福祉的人們”。作爲一個不懈的社會批判者，诺貝爾期望他的奖項能夠給予人們以反抗極權的勇氣。在千百萬人死于極權制度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反抗極權更能給人類帶来“最大福祉”呢？
然而，诺貝爾文學奖评委會主席韋斯特伯格在接受中共報纸《环球时報》記者采訪时说：“我們的選擇從来没有政治意图。”“所有的選擇都是基于文學质量，没有別的東西。”馬悦然也说：“莫言獲得诺貝爾文學奖無關政治、友情和运氣，唯一的標准就是文學质量。”就這樣，瑞典文學院在否定政治意图的同时，也否定了诺貝爾反極權的初衷，否定了诺貝爾奖“給人類帶来最大福祉”的這一標准。
今天瑞典文學院頒奖給莫言，说明他們已經完全喪失了價值判斷，追求的只是文學的形式和花樣。瑞典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斯特林堡于1903年對文學院的批评，正是当今瑞典文學院的真实写照：“對于瑞典文學院来说，形式和花樣已經成爲詩歌藝術本身；次要的東西已經成了主要的東西，形式统帥了內容，因此，我們的文學院鼓勵的是那些芝麻小事，那些吹毛求疵的、装潢門面的毫無意義的東西，作爲裁決的衙門，它代表着偏狭的、膽小的、往往是平庸的東西，最近則代表着没有良心的東西。”
二，對莫言文本的誤讀和文學游樂場
不再堅持“人文主義的理想傾向”，诺貝爾文學奖就不再成其爲诺貝爾文學奖。当今瑞典文學院奖掖莫言，是以對自身文化的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否定了诺貝爾奖文學奖的本质。至于莫言作品的文學價值，難免見仁見智，但他的作品不符合诺貝爾的理想，這一點顯而易見。
一個喪失了高貴靈魂的奖項，除了那筆奖金还剩下什么呢？這種不幸情況的發生，與当今院士們的知识結構與審美鑒賞力有關。對中國文學缺乏足夠的認识、判斷能力，導致他們對莫言文本的誤讀。
莫言是一個缺乏人文主義思想的作家，他本人也宣稱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爲，莫言的小说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筆者在讀過莫言作品後，深感其語言粗俗不堪、冗長而難讀。莫言極度誇张地描写男女糾葛、性別和暴力，把人的原始欲望連毛帶血地呈現給讀者。這種崇尚暴力、渲染感官刺激的文學，被瑞典文學院美化爲：“將夢幻現实主義與民間故事、曆史與当代社會融合在一起。”
《檀香刑》是被瑞典文學院列爲莫言三大作品之一的獲奖之作。早在2002年，筆者就以《展示殘忍的華美大戏》爲題，批评莫言在該小说中讴歌義和团的狭隘民族主義，以濃墨重彩渲染酷刑爲樂，助長人性的殘忍。2007年，中國著名文學评論家李建軍撰文，稱《檀香刑》爲一只華麗的“甲蟲”，並指出：“莫言對暴力的展示從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內在意義。”
《生死疲勞》是被瑞典文學院視爲典型的“夢幻現实主義作品”，據说是很有幽默感的。如果我們仔细研讀這一作品，就會發現其中的深層寓意：有冤屈的老百姓與其徒勞地反抗北京政權，不如乖乖地做人。小说中的因果輪回律，被莫言用来抑止老百姓的反抗沖動，從而“和谐”了那個體制。在關于《生死疲勞》的采訪中，莫言本人强調了他和中共保持一致的態度：“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
《天堂蒜薹之歌》是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英格倫德推薦作爲阅讀莫言的入門作品，他评價说：莫言“更像是一名身在體制內部的體制批判人士”。 在我看来，莫言只是批判體制內存在的某些缺陷，如基層的官僚主義和贪汙腐敗，但他絕不反對體制本身。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有個青年軍官，他的農民父親因反抗贪官參與鬧事而被起訴，而他在爲父親辯護时，仍然堅稱“共産党伟大正确”，指腐敗只是個別情況。可見，莫言仍然是維護他所從屬的體制的。
中國有無數勇敢批评政權的作家因言獲罪，或被迫流亡,而馬悦然却说：“我認爲莫言敢于批评社會不公，別的人不敢。”這位懂中文的院士，竟這樣無視中國的現实，把精明算計、圆滑的莫言擡高成爲一個抗爭的英雄。
中國美學所说的文學作品的“文眼”，指的是窺看主題思想的窗口。對莫言作品中真正的寓意，北欧的院士們隔着文化的層層厚纱，有很大的認识上的困難。但斯德哥爾摩的文學裁判官性好獵奇，在無能把握中文作品的思想傾向时，他們按照自己片面而膚浅的理解，一廂情愿地誤讀文本，結果主觀地、無原則地拔高了莫言。
瑞典文學院说，莫言的創作令他們聯想到美國作家福克納。但是，1949年福克納獲得文學奖时，瑞典文學院在頒奖詞中是如此概括的：“福克納的困境可以這樣表述：他哀傷並且在写作中誇张了一種生活方式——出于他的正義感和人文關怀而絕對不能忍受的那種生活方式。”
“正義感和人文關怀”，是当时的瑞典文學院所强調的頒奖理由，而当今院士們却數典忘祖，他們一味强調莫言“讲故事的能力”（馬悦然語），把莫言筆下那些無厘头的暴力、猥瑣、亂倫和荒誕，那些描写大奶大屁股之類粗俗下流的故事，统统稱之爲“夢幻現实主義”。這樣，原本富有尊严的诺貝爾文學奖就被卡通化了，成爲一個富于娛樂性的文學游樂場。
三，实驗性藝術摧毀文學院的道德神經
如上所述，拥有中國官方头衔的莫言，其文學並没有脫離過政治。他的作品裏蕴含的一些反人文精神的因素，例如國家主義、狭隘民族主義、渲染暴力和消極的宿命論，無不帶有政治色彩。這就從一個角度说明，在專制的中國，文學和政治難分難解。而瑞典文學院却罔顧真实，一個勁地宣揚莫言獲奖“與政治無關”。
這與瑞典文學院長期以来的一個傾向有關，即貶低文學奖的“道德價值參照系”，擡高“試驗性藝術”。埃斯普馬克曾經宣稱：新世紀開始时，文學奖的评選更應該看重的，是“实驗性藝術”，這樣就使該奖成爲“名副其实的文學奖”。這实際上是把文學狭義化、偏颇化了，與诺貝爾精神格格不入。作爲一種語言藝術，文學的基本特征在于審美。但是，崇尚矯飾之美，一味試驗，却可能掉入唯美主義和爲藝術而藝術的陷阱。真正伟大的文學不能只以“实驗性藝術”取勝，它需要具有思想性，啓迪人們追求真理和理想。
即使只以实驗性藝術的標准衡量，莫言也是不夠格的，他的作品模仿拉美魔幻現实主義，缺乏原創性。同时，莫言作品在藝術上，没有一部可以稱得上是伟大的作品。這位受熱捧的暢銷小说作家擅長手藝活兒，他會用華麗而羅嗦的文字變戏法，把中國人所經曆的悲慘生活，農民的生存苦難、社會人性的墮落，彙聚成洋洋灑灑的大杂燴，釀成了一桌荒誕離奇而又淫穢病態的酒席，供有閑暇的讀者消遣。
莫言的這種消費主義文學恰好符合了诺奖评委的胃口。韋斯特伯格對《环球时報》記者说：“《豐乳肥臀》更让我着迷，跟我以前讀的所有小说都不同。”摒棄了诺貝爾的人文主義精神，院士們除了欣賞幽默，爲豐乳肥臀的色情描写着迷之外，还能提出其他更深刻一點的文學見解嗎？
這也許是因爲，患了都市“文明病”的院士們，厭倦了西方民主社會的平淡生活及文明理性，追求怪異的異國情調，因此需要莫言這樣的作家来書写鄉土、肉欲和血腥，以調劑他們無聊的胃口。熱衷于“实驗性藝術”的前任常務秘書賀拉斯，因此被一位院士指責爲：“摧毀了這個國家的道德神經。”
四． 莫言獲奖彰顯中國和西方的現实
既然已無道德價值需要堅守，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便不再保持應有的尊严。他們中有些人在莫言獲奖後，忙着去中國抢占出版市場。
馬悦然先生在瑞典記者揭露其“利益沖突”之後，不得已放棄了他翻譯莫言作品的權益。這位曾一度因抗議“六四”鎮压而被中共禁止入境的院士，這次因莫言獲奖，得以在中國隆重推銷他的两本翻譯著作。機會難得，诺奖评委會前任主席埃斯普馬克也在此时前去中國推銷自己的長篇小说。
由此看来，這次錯誤的頒奖，不僅顯示了瑞典文學院的獵奇胃口及其膚浅的文學鑒賞力，还彰顯了当今中國和西方的現实。由于專制的中國在經濟上騰飛起来，一些西方文化精英便不再堅守道義立場，不再去谴責暴政和人權侵犯。被“紅色滲透”的他們一味消解政治，縱容强權，轉過身去盯住了中國巨大的名利場。
在背叛诺貝爾的道路上，瑞典文學院已經走得很远了。他們置億萬中國人在專制统治下的苦難于不顧，在本年度頒奖中，奖勵当今世界最大的一個專制政權組織的成员。莫言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官方的作協副主席，他在血腥屠杀的“1989”之後仍然站在專制一邊，並奉毛澤東压制写作自由的《延安讲话》爲圭臬，至今毫無悔意。2009年，爲抗議中國異議作家出席法兰克福書展研討會，莫言和其他官方作家一起退場。2010年，在接受美國《时代》周刊采訪时，莫言又極爲圆滑地爲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辯護。
因此，這個頒奖給了世界一個惡劣的信號，即瑞典文學院不在乎中國仍然有一個侵犯人權的制度，他們對遭受强權肆虐的中國人没有一點同情心。院士們口口聲聲说文學奖不考慮政治，他們似乎不知道在專制國家裏“文學即政治”的現实。其結果很反諷，這次標榜“與政治無關”的頒奖，被中共利用作爲政治工具，用来大肆宣傳“中國崛起”。
在《魔鬼詩篇》的作家盧西迪被伊朗宗教領袖懸賞追杀的事件發生後，瑞典文學院有三位院士指責瑞典文學院對盧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憤然離開了文學院。隨後退出文學院的著名作家安隆德激烈批评说：瑞典學院是“我們國家的恥辱”。莫言獲奖之現实，更令我們痛心地認识到，那四位退出瑞典文學院的院士才是真正怀有诺貝爾理想的人。
就在瑞典文學院將要迎来他們選擇的中國桂冠作家时，在很多中國人眼中“诺奖從此貶值”，不再具有權威性。当然，失敗的不僅是诺貝爾的道德理想，因此遭受打擊、進一步被邊缘化的，还有所有堅持自由写作、拒絕依附權力的作家。但是我相信，中國文學有着上千年的“道德文章”傳统，肩擔道義的中國作家，此後將不再把瑞典文學院当作值得遙望的聖潔之地，在這個冷漠而腐敗的世界裏，充滿道德勇氣的他們將以真正的血性和情怀，去承續與诺貝爾精神相通的文學理想，让文學成爲人類靈魂的希望與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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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開放》杂志2012年12月號，作者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