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近召开的中共高层会议和李克强的表态看来，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作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预热”，12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李克强11月28日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又强调：“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可助力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
观察人士认为，李克强所讲的后半段话，隐含了他多年来的执政“梦想”。中国农民数量多的惊人，所谓农业、农民、农村“三农”问题却日益突出，积重难返。这不仅是中国继续前行的最大挑战，反之也是最大机遇。李克强或许梦想着在自己任上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能够实现农村的整体转型，农民的集体转型，缩小甚至消灭乡下人和城市人的差别，让现在的农民过上和城里人几乎没有差异的生活。
李克强要“消灭”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吗？相信他的十年任期不足以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但他能设计好这项工程的策略与进程，那李克强也是成功的，不仅延续了中国总理的好口碑，并能很快找到自己的历史印记。毕竟，10亿人的乾坤大挪移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的”。且这项工程是最实实在在、不参杂任何水分的利国利民的大功绩。上述人士称，李克强任上若能对城镇化这一件事情起到决定性的奠基作用，那他这个总理就是相当成功的，未来不论多少年，他和他的城镇化将被人们永远记住。
实事上，李克强对城镇化问题的思考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师从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颇有研究的经济学家萧灼基攻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选题就是关于农村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李克强后来还取得了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他和导师厉以宁合著的《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中，他独自撰写“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章，首次提出城镇化发展的“三元经济结构”主张。
李克强在书中写道，“我国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相对扩大。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工业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那么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却是失败的”，“不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还是依靠在城市中扩张工业部门来转换二元结构，不仅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三元结构的形成是国民经济结构转换的唯一选择。”
在1998年主政河南后，李克强提出区域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三头并进，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战略。
2002年12月，李克强在河南首次完整地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构想，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谋划中原城市群，突出城市特色和产业支撑，推动农民进入城市，增加就业，这在当时引起争议。但李克强强调，河南要解决好究竟是市长创造了就业、给了钣碗，还是就业繁荣了城市、养活了市长的问题，实现城镇化加速发展，不能搞平均主义，要走不平衡战略。
2009年，中原城市群九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占河南全省的59.7%，综合竞争力位居中西部省份的首位。
河南的城镇化思路逐渐被中共高层采纳，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必须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随着仕途升迁，李克强对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的城镇化道路也有了更全面的思考和施展抱负的平台，并将国际合作引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今年5月3日，中国和欧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李克强到会向欧盟国家介绍中国的城镇化规划和路径，并与欧盟领导人宣布建立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重点推动双方在城镇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李克强后来在一个座谈会上回顾他5月的欧洲之行说：“我到欧洲去访问，对方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跟他们讲中国的城镇化前景，他们就会兴奋不已，觉得中国的市场实在太大，有合作的机会。如果只跟他们讲产业，讲中国要加快哪些产业的发展、提高哪些产业的层次，他们就觉得是在与他们竞争，就会琢磨怎么搞反倾销来限制我们。”
今年9月后，李克强基本接替温家宝行使总理职权。9月7日，李克强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座谈会上，更加详细描绘了他的城镇化思路。此时的李克强，已经能够亲自实践他的城镇化，这距离他梦想的实现也越来越近了。
李克强说，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中国要继续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主要标志，尽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会面对粮食安全、能源资源支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等问题和挑战，但这条路是绕不过去的，中国只能沿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道路走下去。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刚过50%，其中还包括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若按城镇户籍人口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这样的差距，正是李克强未来政策的发力空间。
就在城镇化普遍被认为“是一篇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文章”的同时，也招来了不少质疑。经济学家郎咸平就指出，中国人均储蓄不到1万元，如果有钱的话，人人都愿意消费、愿意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之所以不敢消费，就是老百姓因为太穷、没钱！李克强的落脚点不在消费，仍寄希望依赖投资拉经济。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对于“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种观点的逻辑也颇感困惑。在宋鸿兵看来，城镇化从根本上看是经济增长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生产率的提升！宋鸿兵毫不讳言的讲到：“非洲穷国能搞城镇化来实现经济繁荣吗？80年代初中国能靠城镇化来刺激经济吗？倒果为因只能伤害经济，混淆观念！”
一个作家是要言说的，但在中国却需要时常“莫言”，以至于我们无法知道一些作家们内心的真实感受、思想究竟如何。
法国记者皮埃尔·哈斯基（Pierre Haski）曾经记录过与莫言这位参加、见证过八九运动的作家的一次谈话，莫言曾对他说：从八九后就再不相信这个党。但这话，大概他是肯定不会承认，也一定是要将其纳入其“莫言”的范畴而不会公开说出的。
因此，他在演讲和回答记者问里提到的一些观点，如是违心而论，不能讲真心话，会让人觉得可怜；如果是真心话，那会更让人可怜。因为，他已经把这个体制的一些权力逻辑内化为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自觉和批判了。
比如，所谓“审查制度哪个国家都有”之论，看上去是言之凿凿，其实是完全是不了解或者歪曲事实。
对某些比如宣传种族主义的言论通过法律进行某种限制，那不是审查制度，这种限制和作品出版前要受到审查、连公民批评权力的腐败等最基本的表达权利都受到禁止等现象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东西。
用前种来等同后者，论证后者，要么是头脑不清，黑白不分；要么是故意混淆是非，指鹿为马。难道说哪个国家都存在对妇女的歧视，就能论证给妇女裹小脚的正当？像某些愤青和“爱国”华侨用民主国家也存在腐败来反证中国普遍性、疯狂恶质的腐败也属正常，莫言的见识也如此？
民主国家对言论的限制都有严格的规定，尽可能局限在最小的范围，且是以捍卫自由、不损害他人自由和尊严为基本原则。即使如此，还时常成为人权捍卫者监督批评的对象，这与那些专制国家对人们的正常表达的限制的滥用和制度化有本质的不同。
莫言真不清楚这两者的差别？如此，他“希望刘晓波尽快得到释放”的理由又何在？按莫言的逻辑，官方判刘晓波监禁不也是对的吗？——哪个国家政权又不判人刑罚呢？
普世价值与普遍人性
莫言使用的逻辑就是中共常用的论说逻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需要制定自己的政策、制度。
一定意义上这也没错，但将该逻辑过度推演，结论就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不能有民主，不能给老百姓知情权。这又岂不是荒谬、狡辩和无耻？
全世界的专制者都是如此论证不能实行民主，不能让权力受到监督的；但全世界的专制者到头来也常常没有好下场，这其实说明从莫言常强调的人性角度看，还是有普遍性的一面的：人往往是要追求正义、自由和尊严的，没有人愿意其权益和尊严无端受到屈辱和践踏。
此外，世界上也还是有些普遍的准则的，否则，莫言干嘛要去领这个世人承认的诺奖，假如中国人与瑞典人有本质的不同的话，国内自己设的奖领得已经足够了。
看到有网友称：西方就希望莫言讲中国的坏话，莫言就是不讲，是好样的。其实，如果真是发自内心那还另当别论，问题是莫言自己内心如何想，这才是问题，事实上他的文学中已经讲了不少自己国家的坏话，但那只是涉及过去毛时代，对当下中国的坏话他不讲，是不愿讲或者是不敢讲，我们无从判断。
莫言的文学与政治
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从其早年经历来分析莫言现象，其作品和表现其实并不难理解。
莫言有其农民式的真诚和朴实，但也有成长在那个时代的乡下底层孩子可能具有的某些特征：对出人头地的渴望、脱离贫穷住上大房子、“当作家能吃上馒头，吃饱饭，与城里人一样”等梦想，都可能会影响其精神的高度。
对权力有憎恨和反抗——这是他文学中批判的来源，但也有崇拜、倾羡和畏惧——这可解释他与权力的那种暧昧甚至个别时候的献媚，如写赞美重庆模式的打油诗等。
就象一个受过极端饥饿的人，对任何得到的食物都有某种病态的痴恋，生怕稍不留心便再沦落饥饿；害怕、恐惧失去得到的一切。就如某些曲啸式的右派爱党爱国的心理一样，即使今天官僚们的腐败比1957年还严重，但绝对不能说坏话，只说好话，免得再重蹈覆辙。
莫言说不会被迫表态，这是对的，人不应该被迫表态，但这不能成为没有是非，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表态的借口和推辞。人们也完全有理由问一句：那莫言给重庆模式唱赞歌的打油诗是发自真心的还是被迫的表态之作？我们可以理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宽谅莫言的言行，但这会有个限度；他自己也该在良心上给自己立个红线，超过这个限线，就是助纣为虐，丧失良知。
莫言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文学成就值得肯定，但从文字，到思想，风格，文化底蕴上都很难说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其实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也少有伟大的作家，多半也只是一流甚至是二流作家。莫言留给中国的，将来的研究者可以从中读出的价值，或许史学上的大过其文学上的，研究者能从中读出的这个时代作家的某种无奈，乡村的变革和人事沧桑，但他的作品缺乏那种穿越时空切透人性充满人道精神和深邃思想的伟大的作品的特征。
在经历如此的文化摧残，在文化的废墟上，因被迫“莫言”，需要巧言、曲言才能表达造就某些病梅式的作品或应命之作等，都窒碍了伟大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但一些作家圆滑、事故，热衷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欠缺超越意识和文化底蕴，缺乏伟大的人格个性，这难道不是另外一个需要中国作家检省的原因吗？近代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如此的苦难，也受到共产制度的荼毒，但对比一下前苏联，我们有过一本“日瓦戈医生”吗？
莫言的可怜，其实是中国人的可怜，中国人被迫的“莫言”以及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莫言的可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