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泰

悲歌：一位右派詩人和他的十首挽詩──讀《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一書　

　
嶽麓山下，湘江兩岸的湖南省，可算得是人傑地靈。從滿清末年起湖南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最早的發源地之一，仁人志士和才情橫溢的愛國知識分子更是層出不窮。不幸的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湖南省被誣陷爲右派而墜入人間地獄的人也特别多，他們中間就有一位名叫文思的無名詩人。由于文思和他在獄中冒死偷偷寫下的詩歌，今天的人們才得以知道無數善良無辜的國人，在遍布湖南大地那些恐怖的勞改黑牢裏，是怎樣渡過了他們人生中最後的一段寶貴時光。

　　文思在反右開始時是湖南桃源一中的教師。他一九一Ｏ年出身于富紳家庭，學識淵博，曾是個風流才子。他雄心勃勃，計劃編一本文史研究的工具書《資治通鑒大事年表》，已經廣泛收集資料，寫出了十五卷，可惜尚未完稿就陷入冤獄。多年後出獄，他在街頭邂逅舊日情人，百感交集，寫了一首頗凄婉可誦的舊詩相贈：

　　“蕭四姐兒鬓已斑，挑燈話舊倆黯然。小橋流水憑欄處，剩有枯槐月一彎。”

　　平地一場浩劫，使一對有情人硬生生地被拆散。幾十年以後偶然重逢，早已物是人非，隻有“相對話凄涼”了。黑牢裏多年的酷刑拷打和精神上的侮辱摧殘，勞改場内遠超出人體承受能力極限的苦役，使得文思這樣一個文弱書生過早地衰老了，健康也幾乎全毀掉了，但令人敬佩的是他的精神不垮，傲骨依舊，一直深深地蔑視着那個絞肉機般的野蠻制度。在那個令人窒息的年代裏，任何人僅僅有這樣的想法就足以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了，但他敢于在勞改營裏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不僅偷偷把自己悲痛心境和難友們的不幸遭遇寫成了詩歌，而且還想方設法把這些創作留了下來。身爲後來者的我們，在懷念他這樣飽受磨難的詩人的同時，還應當感謝中國經濟出版社那些勇敢的知識分子。沒有他們不久前努力在鐵桶般的文網中見縫插針，出版了一套《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叢書，這些閃爍着人性光芒的血淚之作，我們恐怕是永遠無緣得見的了。

　　那些值得文思甘冒殺頭的風險寫下許多挽詩的難友又都是些怎樣的人呢？三十年後，另一位難友，同爲劫後餘生而愈加堅強的湖南詩人飲可，是這樣回憶的：

　　“……就算是再經曆一次煉獄吧，我還是要忍痛再記下他們。如果他們真有靈魂的話，知道三十多年之後，還有人記起他們，寫下他們，讓他們的冤屈呼号借我的書留給後代，也會欣慰于九泉之下吧。他們并不是英雄，也不算偉人，名不見經傳。他們大多是些極普通的知識分子，或者連知識分子也夠不上，隻是些猥瑣的庸人，俗人，但都是凡人，活人。他們死的時候多半很年輕，小的隻十幾歲，二三十歲的居多，生命十分短暫。他們的死也極其平凡，用古話說也就是“庾死獄中”吧。因此也根本談不上什麽追悼儀式，更沒有舉行什麽葬禮，甚至有的連屍骨也沒有人去掩埋，有的通知了家屬，親人也不去收屍……”

　　下面是文思爲這些難友寫的《傷逝篇》中的十首挽詩，可惜他自己出獄後不久也不在人間了。

　　第一首寫的是愛好書法的楊立中，他的舊日同窗好友。兩人同在獄中，文思過生日時楊立中送了半盒卷煙，文思深爲感動。不久楊立中病死獄中，親人不肯來收屍，結果隻能草草葬于亂葬崗上。

　　“相逢此地倍覺親，半盒卷煙祝壽辰！鐵畫銀鈎成底事，亂葬崗上草青青。”

　　第二首寫的是剛剛二十來歲，氣宇不凡，擅拉二胡的青年人胡天健。胡天健新婚才隻有半年就入獄。剛剛進來時他常常獨自拉《良宵》，《病中吟》等名曲。還不到一年他就因勞累過度而骨瘦如柴，終于病死獄中。

　　“胡家小弟最年輕，偏作春閨夢裏人。潦倒他鄉剩骨立，怕聽一曲病中吟。”

　　第三首寫的是一位文思自己的學生，名叫劉寬的右派。他生性高傲，講究骨氣，後來餓死獄中，屍首被抛在荒郊，竟被野狗拖去，連個掩埋的人也沒有。文思的挽詩寫道：

　　“白眼俾倪究可憎，卻雲傲骨有師承。哀哉狗腹做棺闆，世上竟無瘗旅人。”

　　第四首寫的是一位曆史教員萬松筠，他比劉寬幸運一點，一九六Ｏ年死在獄中後屍體被埋在了德山改進機械廠外的亂葬崗上。他的妻子過了三天才得到了死訊，立刻一身白布孝服趕來，哭倒墓側。看到的人都很感動，認爲一個右派死了，竟還有這樣深情的妻子，哭得如此傷心，也算值得了。文思寫道：

　　“同行钜子推松筠，午夜奢談紙上兵；埋骨異鄉應冷落，獨君赢得淚涔涔。”

　　第五首寫的是一位叫黃德祚的右派，他對被劃爲右派一直忿忿不已，不肯服罪。黃後來在勞改工地上病重昏迷過去。同行的犯人把他用一種當地人稱爲“雞公車”的獨輪車送回工棚。他略一清醒就喃喃地說：“我的心裏從來沒有一個反字，我死之後可以把我的心挖出來給大家看看。”

　　後來他終于含恨死在工棚裏了。有人說他是個書呆子，有人說他是個阿Ｑ。文思的挽詩寫道：

　　“雞公車上淚雙流，颠三倒四語不休；剖腹也應無反字，人間真個有阿Ｑ。”

　　第六首寫的是一位叫做楊承憲的真正的工農兵群衆。他不但參加過朝鮮戰争，還參加過有名的上甘嶺戰役。不知爲何也成了右派分子。他是個改造的積極分子，幹苦力活很賣力，還一直說：“勞動改造不算艱苦，志願軍在上甘嶺那才叫真艱苦！”他不久就累死了。他可算是至死不悟，讓人悲痛。文思寫道：

　　“運土推車搶在先，橫戈躍馬想當年；臨終不念兒和女，尚自喃喃說上甘！”

　　第七首寫的是一位被同犯戲稱做“混進右派隊伍”的大老粗。當時有一種說法，右派都是知識分子，可此位姓龔的犯人卻基本是文盲，連買賣兩字也分不清，一次居然說：“我們天天聽到講蘇聯老大哥，老大哥不是男人還是女的嗎？”衆犯人哄堂大笑。這樣一個憨厚平庸、人們常說有福氣的人後來也無聲無息地在工棚裏死去了。文思的挽詩寫道：

　　“蘇聯原是男兒身，買賣糾纏兩不清；誰料庸庸厚福者，黨人碑上也刻名。”

　　第八首寫的是一位叫蔔年禧的人，矮矮胖胖，原是湖南益陽市工商聯主席，一位資本家。他和人一談話就哭哭啼啼，說自己罪孽深重，一定要積極改造。他後來也死在獄中，雖然摘帽通知書不久也到了。人死了，一紙通知又有何用？文思的挽詩寫道：

　　“矮矮墩墩八字胡，人前人後愛唏噓；果然急淚能除惡，恰好屬纩獲赦書。”

　　第九首寫的是一位李姓知識分子，學識淵博，因爲在領導不斷的誘勸之下，天真地向黨提了幾句建議而落入網中。他在勞改時體力不支累死于運石灰途中的張公渡口。他臨終前反覆托付同犯轉告妻子，要兒子們務必都在家種田，今後千萬也不要再上學讀書了。聞者皆落淚不止。

　　“诽謗朝廷罪合誅，溘然病逝有餘辜；張公渡口托遺囑，兒女力耕莫讀書。”

　　獄中最可惡的是幹部經常縱容犯人打犯人。第十首寫的是一個叫趙大漠的犯人因爲饑餓難捱，在食堂偷吃了一碗稀飯，被一群力求表現自己改造好的犯人拉到暫充監獄的一所寺廟的大雄寶殿上批鬥，毒打，他結果在一群勞教幹部圍觀之下被衆犯人亂棍打死。因爲是犯人打犯人，打死了如同踩死一隻螞蟻，根本無人追究。文詩寫道：

　　“侏儒飽死子悲饑，不竊蟠桃竊粥糜。争料新朝存典杖，大雄殿上肉橫飛。”

　　多年以後，活潑的青年們早已都垂垂老矣，人生最好的時光也已經都在黑牢中消磨殆盡，飲可自己終于也出獄了。他寫了一首贈文思的詩：

　　“窮途訪舊友，冒雨過水溪。已成喪家犬，複作落湯雞。無門歌長铗，有朋說無衣。先生尚高卧，笑問夜何其？”

　　比起那些當年在飛機上當着偉大領袖的面脅肩高歌，“窗外一個太陽，窗裏一個太陽”的革命詩人，比起那些故作“朦胧”，其實不學無術，隻會寫些“穿褲子的雲”之類昏話夢話的“某派詩壇明星”；比起那些隻會媚俗欺世，故意無視現實，胡編亂用各種“意識流”唬人，至今把持各種詩歌刊物當作自己私産的所謂大牌詩人們，這才是真正當之無愧的中國詩歌，這才是真正的詩人，後人是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也許，這些挽詩的文字還有些粗糙，詩歌的平仄粘對也不算十分整齊，但我以爲不管再過多少年，讀者們仍然會深深被它們所打動，因爲這些詩歌和杜工部的《三吏》，《三别》一樣，都深深地帶有時代的烙印，真正唱出了掙紮在水深火熱中的廣大人民的心聲。

　　文思并沒有給自己留下一首挽詩，但他沒有白活，他用這些閃爍着巨大人性光輝的挽詩，爲自己在中國詩歌的殿堂中立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