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密报》编译 萧宪聪 习近平是不是改革者为何影响中国至深？大概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国家。民主国家中每隔几年就举行大选，不论首相或总统，做得不好必须下台一鞠躬，让别的政党、别的领导者有表现机会，但习近平一上任，任期基本保证10年，更遑论中共已连续执政超过60年，逼近史上一党专政最长纪录。再者，习近平的政治地位也非其它民主国家领袖能比拟，他是党的总书记﹑解放军的指挥官以及未来的国家主席，三位一体、权力一把抓，制衡机构如在野党或媒体可谓手无缚鸡之力。因此，这些“中国特色”使得习近平的角色格外吃重，让西方分析家乐此不彼对他提出观察。
习近平将实施部分政治革新
知名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于《纽约时报》评论专栏发表文章称，他对习近平的执政充满信心，预测中国新政府将重启经济改革，同时实施部分政治革新，可能的举措包含将毛泽东遗体移出天安门广场和释放监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当然，事情不会立即发生，毕竟习要等到今年3月才会正式成为国家主席，且纪思道也坦承，预测不见得一定正确，但他的直觉是，中国正一步一步历经变化。
习近平会将毛泽东遗体移出北京吗？
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乐观的态度呢？纪思道指出，第一个要素是“基因”。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是推动经济转型的先驱者，并于1989年公开谴责对民主示威的大屠杀，习的母亲选择住在深圳，该处是第一个经济特区，也被当作“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起源地，自由思想的血液在习近平身体里流窜着。同时，习是众多将子女送到美国求学的中共高层之一，女儿习明泽正就读哈佛大学3年级，反映习家对英语学习和美式教育的爱戴。
纪思道认为，胡锦涛主政10年饱受攻击，在中国被广泛视为失败的领导人，甚至有官员抱怨，胡浪费大好时光，改革停滞不前，已使国家危机与不安与日俱增，所以，外界对习近平的标准不会太高，哪怕他只愿意做一点点改变，都比痴迷维稳的胡锦涛好得多。纪思道也批评，胡讲话总是照本宣科，死板地按照现成稿子宣读，看起来就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且围绕在胡身旁的还是机器人，最著名莫过于“大总管”令计划。令的儿子去年3月发生致命的法拉利车祸，后来跟着陪葬的是两名衣衫不整的年轻女性。
令计划害怕丑闻爆发，于是无所不用其极想掩盖。纪思道说，根据一份中国官员的记事，令去了太平间看遗体，然后冷冷地否认那是他儿子，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接下来几个星期他照常工作。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神秘的法拉利车祸不再神秘，反而清楚告诉世人，旧领导错得多离谱，他们搜刮来历不明的财富、滥用权力和缺乏人性。
令计划否认儿子之死，缺乏人性。
汪洋上任副总理有助改革
所幸，未来中国不会再被这群人统治，习近平已带来不一样的新气象，试图建立更亲民、更俭约和更值得人民信赖的政府。此外，第二个让纪思道感到乐观的原因是“汪洋”，这位具有改革倾向的前广东省委书记，称得上是中共里头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传闻将在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纪思道把这个消息视为进行变革的好兆头。
因此，新领导人的政策方向可能偏爱于加速经济转型，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政治的严厉控管。随着中国慢慢迈向已开发国家，一个受过教育、有国际观和自信中产阶级之崛起已无法避免，如此情况下，人民不再是“愚民”而是“刁民”，他们也知道中国的邻国，从台湾、蒙古，南韩到泰国越来越民主化，甚至长期遭军政府把持而落后贫穷的缅甸都能投向自由怀抱，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强硬打压政治异议值得存疑。
纪思道以亲身经历为例，指出中国人如何脱胎换骨。25年来他时常陪着妻子回去泰山老家，起初村民有一半是文盲，几乎与世隔绝，但现在生活焕然一新。在最近一次拜访中，纪思道发现一位农民一边使用着笔记本计算机在互联网上买卖股票，一边收看香港节目，女儿还具备大学学历。纪思道说，像他这样的人难以被当局操纵，对中国日益恶化的腐败问题亦深感愤怒，这些皆是迫使政府做出改革的客观条件。.
最后不能忽视的是，习近平也是比胡锦涛更高调的民族主义者，大声谈论“复兴”，纪思道担忧若与日本或东南亚国家于岛屿争议上失控，中国将再度陷入混乱，所有乐观预测势必落空，但中国之崛起仍为21世纪的卓越故事，过去10年国家在胡锦涛的失败领导下步履蹒跚，但纪思道认为，习近平未来10年的统治将使中国再度充满活力。
习近平的“西化思想”被反驳
想当然尔，不是每个人都像纪思道信心满满，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教授华志建（Jeffrey Wasserstrom）针对此文做出响应，表示不同观点。纪思道的主要论述在于，习近平将比胡锦涛更加深刻地致力于改革议程，推动中国经济自由化，同时放松政治缰绳，尽管这类的乐观结论很吸引人，却难有事实加以左证。华志建指出，根据习的政治历程，他从来没有做出大胆举措的纪录，明显地，“安全牌”是习近平一路攀升至最高位的护身符，且共产党的政治家普遍规避风险，就算习有一些新行动，还是会落在谨慎的频谱中。
纪思道的文章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10年前胡锦涛甫上任之际，我们对他所知甚少，距离感于是产生美感，令人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温家宝也被视为能带领胡锦涛走向自由开放之路的重要帮手，但10年过去，中国的腐败问题已达“亡党亡国”程度，太子党依然呼风唤雨，倒行逆施，对政治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的打压更为严厉，一切都与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就算李克强和汪洋接掌国务院，未必能保证他们一定就不一样。
华志建也对纪思道强调习近平的“西化思想”提出反驳，并不认为将女儿送到哈佛就是鼓励学习英语和西方的开放性。举例来说，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Gaddafi）的儿子们曾到英国读书，朝鲜金氏王朝的家族成员也到瑞士求学，但无庸置疑，卡扎菲和金家均为世界上最独裁的政府。就拿中国本身而言，名誉扫地的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读过牛津和哈佛大学，可是薄熙来绝对称不上自由派或改革派，江泽民和贾庆林的后代也都是海外留学生。因此，子女接受西洋教育，也许只是流行于高层领导的风气，不特别意味着什么。
刘晓波将于习任内重获自由
至于将改革赌注放在“基因”上更是没有说服力，没有规定孩子就得追随父母脚步，习仲勋或多或少曾影响习近平，不过“有其父必有其子”只能说是一种迷信，况且习近平还得跟党内庞大又复杂的不同派系过招，所以，改革的最佳左证仍是实际行动，而非基因。紧接着关于刘晓波的释放问题也有盲点，因共同起草《零八宪章》而在2009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然于2022年前结束，如果没有意外，他肯定会在习的任内重获自由，重要的是，习如何面对这位极具影响力的异议人士？要是刘出狱后继续宣传其主张，习会将他再次送入监狱？还是强迫流亡？从刘霞持续被软禁的事实看来，让人不敢抱持太大希望。
按照刑期，刘晓波可望在习近平任内获释。
华志建认为，习近平的态度会有所软化，让《零八宪章》之类呼吁更大程度公民自由的诉求能在互联网上流传，不至于有人因此锒铛入狱（近期之《改革共识倡议书》可为一例），但政府加强控制网络仍值得注意。另外，最近沸沸扬扬的南周事件可视为公民和记者争取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最大努力，可是“汉奸走狗”或“外国势力介入”等说法出炉，均印证中国政府并没有太大进步，毕竟2010年当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当局不也以“外国阴谋”看待吗？
习近平历史地位有待观察
在纪思道的文章中还提及移动毛泽东遗体的想法。华志建说，尽管习近平去年11月上任后多次讲话没有刻意向毛泽东致敬，被一些西方记者猜测是否毛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从而推断搬动遗体的可能性，但是，如此议题可能比想象中敏感，毛泽东毕竟是极具争议的人物，固然率领共产党打倒国民政府，错误政策如文革和大跃进的阴影与创伤依旧是禁忌话题，习近平没有理由为自己惹得一身腥。
再者，若习有意推动改革，搬动毛的遗体也不该是首要目标，也许这么做会让国外评论家感到雀跃，但事实上，至今还有数百万的中国人崇敬着毛泽东，任何诋毁或看似诋毁的举动将产生反效果，导致社会不稳定，进一步阻碍更多迫切需要的改革。华志建指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法律是众多农民渴求之事，影响范围广大，但在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已延宕多年，对习近平而言，这绝对比改变天安门广场的景观来的重要。
不可否认，中国周遭国家民主模式之成功让不少知识分子感到欣羡，然而，也有不少中国人不认为有选举但缺乏稳定民主制度的国家值得效仿。以印度为例，公民纵然拥有较大的政治自由，腐败却猖獗无比，丑闻层出不穷，社会动乱不安，经济成长率也远不及中国，尤其在中国官媒刻意引导下，时常展现民主国家贪污、贫穷和动荡的一面，因此，诚如胡锦涛在十八大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正说明“西式民主”并非领导人心目中的理想目标，如此一来，习近平要从根本体制上改革的希望便十分渺茫了。
文末华志建想提醒读者的是，类似纪思道的期待也不是完全没有实现过。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国上，一位刚烈独裁者的儿子成功推动民主化，他曾在俄国留学，然后回国掌管情治系统，但最后决定解严，开放报禁和党禁，成就弥足珍贵的和平转型，此人正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将台湾从威权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的关键人物。无论习近平未来会成为“戈尔巴乔夫”还是“蒋经国”，甚至只是另一个“胡锦涛”，都还无法太早下定论。
也许习近平只是另一个胡锦涛。
中国极有可能发生革命
改不改革、要改什么将是习近平的难题，但从人民鼓动的改革却极有可能发生，也就是“革命”。历史上有太多精采革命，1789年法国大革命彻底大破大立，带来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美国在独立革命中浴血奋战，最终建立让人人都有权追求美国梦的强盛国家；中国也有辛亥革命，即使“共和”精神没有维持太久，结束帝制仍是中国2000多年来的一大创举。由此可见，革命就像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制造混乱，另一方面则在混乱中寻求建设新秩序。中共在革命中起家，而现在的中国，是否需要一场革“共产党”的命呢？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召开座谈会时，向在座学者推荐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引发不少揣测。在许多辩论中，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引用哈佛学者理察‧皮佩斯（Richard Pipes）讨论俄国革命的著作，就针对社会背景的讨论上，得到与中国惊人的相似处。
皮佩斯教授第一个提问是：“为什么俄国沙皇会倒台？”如果研究者钻研1917年以前的新闻报导或回忆录，会发现几乎没有人预期沙皇政府有结束的一天，相反地，人们认为该政治体制坚不可摧，还能存活好长一段时间，毕竟它已度过无数次危机，包含1905年一连串罢工和反对尼古拉二世政府的暴力事件。中共同是把权力握得紧紧的专制政权，韩战、文革、六四事件乃至前几年的茉莉花革命都击不倒它，甚至第五代领导人上任之初就已有人开始关注10年后的第六代，中共统治中国看起来再自然不过。
中国面临如以前俄国的挑战
那么，何以革命终究爆发？皮佩斯指出，答案并不难找，俄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治系统没有随之更新，两者间的不协调，启动不可逆的革命进程，他写道：“因此，1900年左右，俄国已成一个僵化的庞大国家机器，而不是具有弹性、能倾听人民声音的活力社会。同一时间，俄国正一步一步迈向全球大国，必然得推动产业发展和高等教育，公民素质因此获得提升，并对政府怀抱更多期待。然而，很多事情没有按照他们理想，直到1905年，沙皇政府遂遭受不可调和的矛盾（意即革命，但未成功）。许多俄国人已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多方接触西方思想，但他们仍被政府当作不识字的农民，不宜参与国事，资本家和银行家虽然能对国家的经济和就业作出重大决定，却被隔离在政治之外，因为政治是官僚垄断的领域……”
“其结果是，如马克思曾正确预测，当社经环境一再变动与转换，高度集权、静止如死水一滩的政府无法再响应人民需求时，便能提供革命足够养分……（1982年）当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为里根总统准备在伦敦说话的内容，当时我想到马克思，也观察到俄国的政治情势和社会经济环境已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将革命的想法放进去，尽管那时俄国已非沙皇统治而是苏联。里根总统采用如此观点，并引起莫斯科方面盛怒。苏联的解释是，美国身为反对共产主义阵营的首脑，这仅是一种政治语言。当然我认为苏联愤怒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比谁都还要清楚，统治方式已不符合经济或文化发展，内部矛盾加剧之际，里根总统刚好正中痛处”，果不其然，1991年苏联解体，正式迈入历史。
程致宇建议，仔细阅读皮佩斯的文字，再对比今日中国，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深思。30年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起中国发生更多改变，中国领导人正面临同以前俄国一样的挑战，其封闭、由精英统治的政治体制，是否足以应付急剧变动且更加开放的经济和社会？而这说不定便是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著作的理由。
的确，中国有太多制度不合时宜，例如侵犯人权的劳教，造成城市居民和非城市居民极不平等的户口以及违反自然法则的计划生育等，更不用说民主与自由观念早已通过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深植人心，老迈又专制的共产党有办法跟得上时代吗？它还能撑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