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红顶商人” 不是官商而是家奴
在中国政治语境中，“红顶商人”的含义即“官商”，即身兼“官员”和“商人”双重角色。中共建政最有代表性的“红顶商人”即被陈毅称为“红色资本家”、担任过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有这样一批商人，他们并非官员，也很少在公众前现身，但是他们却与中国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身处灰色地带，通过与官员，甚至“太子党”结合，形成“官商同盟”。利用官员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获得利益，同时向官员输送金钱，甚至成为某些人实现政治目的的“马前卒”。这些商人虽然头上没有“红顶”，但是他们与中国官场关系之密切，已经远非荣毅仁当年所能比肩。
在这一批“红顶商人”中，今天最为外界所知的就是大连实德董事长徐明。在“薄熙来、王立军事件”中，舆论对徐明的关注度可以说是仅次于薄熙来、王立军、谷开来后的第四号人物。2012年9月19日王立军庭审证实徐在重庆从事房地产开发和薄熙来王立军关系密切，并送王立军直系亲属285万的两套北京房产。虽然目前薄熙来案件尚未开审，徐明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也无从知晓，但是由于薄熙来事件明显的政治属性，甚至遭到“另立中央”、“叛逆”的指控，徐明作为薄熙来“心腹”，如果在此事上为薄熙来输送利益，那他所面临的刑罚已经不仅是简单的“行贿罪”了。
薄熙来 徐明已成“案例”样本
薄熙来和徐明的“友谊”始于上世纪90年代，时值薄熙来作为中国政坛冉冉升起的一颗红星主政大连，从1994年到2001年，徐明以大连为基地，创建了三家上市公司、三家商业银行、两家保险公司、一家基金以及10多个关联企业。大连星海广场、站前胜利广场、星海湾、金石滩高尔夫球场等三十多个大型工程为该公司建立商业帝国夯实基础。
后徐明从实业发展到金融业，再到石油化工领域，和海外的沙特等石油国建立合作，徐明投身国际石化行业期间正是薄熙来担任中国商务部长期间。2005年，徐明曾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排名第八。2011年，在胡润机构发布的首个《东北财富报告》中，徐明以130亿元人民币资产位列第五。
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为官员后代中非常高调的一位，网络上曾曝出他“约会美国大使女儿”、“开红色法拉利招摇过市”、“聚会中揽女”等多起事件，薄熙来被免职后，媒体揭出是徐明资助薄熙来儿子留学。
徐明负担了薄瓜瓜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费。早前德国媒体曾采访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他明确表示，他是籍由徐明和赵本山与王立军相识，薄熙来调任重庆后，徐明与重庆之间更是往来频繁。
不仅是徐明，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从仰融案到杨斌案，从赖昌星案到陈凯案，从逆宏观调控而“顶风作案”的戴国芳案到金融大盗国洪起案，再到金融大鳄冯明昌案，每个出事商人的落马都会卷起巨大的漩涡，吞噬掉众多高官。
重手整治“红顶商人” 打破利益集团
为官者施政为民，为商者经营为利，二者本不相干，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官商利益集团却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存在，而中国民众对这些腐败官员、幕后“太子党”和特殊“红顶商人”的憎恨也在与日俱增，已经成为影响今天中共政权稳固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因为很多情况下，官员本身并没有问题，或者这些问题被隐藏的很好，在这个时候，如果习近平要对他们的贪腐行为下手，那可谓是“难上加难”。此时如果换个思路，率先重手整治这些围绕在高官周围、有违法乱纪行为的商人，或许是打破整个利益集团的方法之一。
事实上，习近平本人也许都对这种“官商勾结”的危害有深刻认识。习近平曾表示“很多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官员，往往也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人士关注乃至苦心经营、倾心‘投资’的‘潜力股’。这些别有用心者往往利用年轻官员缺乏社会经验的特点‘对症下药’，用‘酒色财气’包装的糖衣炮弹对付他们。”
据统计，习近平本人，在其所著的《之江新语》中，涉及廉洁和反腐的短评有6篇，分别是《用思想武器管好自己》、《要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对腐败多发领域要加强防范、关口前移》，《惩防并举、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要“干事”，更要“干净”》，等等。而《之江新语》中涉及干部问题的有36篇，足见此时已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习近平对此事的重视。
但仅仅有重视是不够的，如何在两会结束后，在法律的框架内，打掉这样一批依附于官员周围的商人，彻底铲除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已经正式接掌中国大权的习李班子的重中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