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本报记者从多方证实，前中国首富、光伏界的第一位大佬——尚德电力创始人施正荣与公司现任CEO金纬，已被有关方面采取暂时性的限制出境措施。
“施正荣看来这次的确有麻烦了。”一位接近无锡市委的知情人士透露，在破产重整案处理期间有关方面已对施正荣采取了限制出境等措施。
此前有消息称，因怀疑施正荣通过关联公司转移上市公司资产及利益输送，公司内部目前正在就此进行调查。
无锡尚德一位高层人士则向本报记者证实，由于法院向边检提出要求，施正荣与金纬目前的确均已被采取了暂时性的限制出境措施，主要是为了配合案件的审理。一位目前已经离开尚德的创业元老也向本报记者透露，“我听说现任CEO金纬确实被限制出境了。”
到目前为止，外界对尚德和施正荣质疑最大的关联交易对象，就是2009年起施正荣公开出任董事长的亚洲硅业（青海）有限公司（下称“亚洲硅业”）。资料显示，自2006年亚洲硅业创立之时起，施正荣就是该公司的密切关联方，尚德也通过帮助融资、垫付款项、采购大单等方式，对该公司持续不断地予以支持，同时却对自己同该公司的关联讳莫如深，直至2008年才对这种关联作出零星披露。
更具利益输送嫌疑的是，施正荣担任尚德的董事长兼CEO期间，同该企业签订了价值15亿美元的长期供应合同，并涉嫌以高价采购该公司的多晶硅产品。
公开消息显示，美国投资者已就施正荣及尚德管理层借亚洲硅业掏空尚德电力，挪用公司16.8亿美元投资资金为施正荣个人公司提供无息贷款等情况，提起诉讼。美国法院已对此立案调查。
国内另一家与尚德有业务往来的大型光伏企业负责人则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他的公司与尚德的各项业务都已不通过施正荣本人，意味着施对尚德日常经营管理的控制力已非常弱。在他看来，当前这种背景下有关方面采取措施也是顺理成章的。
昨天，尚德电力的上市主体——无锡尚德宣告破产重整。尚德电力则发布公告称，公司已任命周卫平为尚德执行董事兼总裁，同时任命范仁鹤为独立董事。新任命后，尚德董事会共有七名成员，其中包括四名独立董事。
公告表示，作为尚德总裁，周卫平将负责公司运营管理。他还将与尚德首席执行官金纬及董事会一起确定公司的战略方向。
吾尔开希谈流亡人生:我为何要三次投案自首？(图)
吾尔开希
1989 年“六四”事件后，被列为“通缉犯”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展开了他的流亡生涯。多年来，吾尔开希三度向中国政府自首，希望回中国探望年迈的父母亲，均未能如愿。2012年，吾尔开希在纽约对《新史记》记者回顾流亡生活时表示，流亡是一种精神酷刑，让他“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学习机会，让自己对民主的概念理解得更深刻。
21岁就基本奠定人生
1989 年4月20日，在学运尚未成气候时，吾尔开希与几名朋友秘密筹划，期望藉胡耀邦丧礼的机会，将学运组织化，因而发起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及“北京市临时学联”，动员起8万多名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追悼胡耀邦。4天后，“北京市临时学联”改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成员为北京50多所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由吾尔开希担任主席，其中9所院校被推选为常委院校，“高自联”也成为1989年民主运动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组织。
一场镇压让形势翻转了过来，“高自联”被官方贴上“非法”、“煽动和组织反革命暴乱”的标籤，吾尔开希也在“六四”事件发生后的第9天，6月13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对21名学生运动领袖的通缉令中排在第二的在逃犯；而营救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也在秘密进行。
吾尔开希先逃到澳门，再经由香港到法国。2011年1月初病逝的香港支联会元老司徒华曾透露，吾尔开希父亲是兰州军区空军军官，吾尔开希被通缉后，是乘坐父亲所驾的兰州军机到珠海，司徒华得到吾尔开希在珠海的消息，立即安排接人。
营救吾尔开希的行动三次才成功。第一次，风浪太大，船无法靠岸，但对方仍要收取20万元的费用；第二次，对方表示有解放军在附近，无法接到人，却也要收20 万；第三次终于营救成功，于是，李永达带着总共60万现金，前往香港一家酒店赎回吾尔开希，隔日，吾尔开希就坐飞机去了法国，然后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进修。
在美国期间，吾尔开希认识了在美国求学的台湾人陈慧玲。吾尔开希最后选择与陈慧玲一同回到台湾，两人婚后在台中市定居。近年来，吾尔开希的工作重心，已从一名政治评论家，逐渐转移到科技业上。
吾尔开希在接受《新史记》访问时回忆，1989年时，他是一名学生领袖，从此基本奠定了21岁之后的人生，会是一名中国民运人士、中国的反对派，对于这个身份，吾尔开希认为自己不仅有高度的责任，也有高度的认同感。
但无法再踏上故土，仍是吾尔开希心中的一个遗憾。吾尔开希说：“流亡是一种精神酷刑，因为在国外流亡的这段时间，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被迫与家人分隔。”同样因“天安门事件”而流亡海外的远志明说过一句着名的话：“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吾尔开希对《新史记》说，这段话虽然很有诗意、很浪漫，但听在流亡者的耳中，却很辛酸。
为什么要三次投案自首
在海外流亡多年，吾尔开希心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年迈的双亲。吾尔开希自1989年底，便与家里保持联系，但仍旧无法弥补无法亲眼见到双亲的遗憾；就连吾尔开希举行婚礼，他的父母都无法参加，因为其父母被限制出境，无法取得护照；至今，吾尔开希已与家人分隔23年。
他在海外流亡期间，父亲两次病危，母亲中风，促使吾尔开希下定决心用投案自首的方式，希望回国与父母见上一面。
2009年6月3日，吾尔开希试图入境澳门，表明自首意愿，并希望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协助他返乡探亲，但澳门治安警察局拒绝吾尔开希入境；
2010年6月4日，吾尔开希欲进入中国驻东京的大使馆自首，遭到日本警方逮捕，随后被释放；
2012年5月18日，吾尔开希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第三度自首，仍不得其门而入。
在自首前，即使明白被拒绝的机率要远远大于被接受的机率，但因为被接受还是有一线可能，吾尔开希仍决定一试。“如果要做政治博弈，一定要做各种各样的概率分析。相信所有在海外的人都能认同，对共产党的预估，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我们是它多年来的对手，已经相当瞭解它，因此对它的预估应该是相当准确的，但即使这么瞭解，我在自首的时候都没有把握它一定会按照自己的预估来拒绝我。”
吾尔开希对《新史记》回忆，在澳门第一次试图自首前，他曾进入过澳门，如果当时能再度入澳门，他已准备好走进中联办，在此情况下，吾尔开希认为中共是可能将自己抓起来的，他说，本来民主运动，尤其是这种以政治反对派的身份来撞击体制的民主运动，就要有付出代价的准备。
“如果真的可以回到中国，就是回去坐牢，但坐牢是有价值的，就像台湾早年很多异议份子坐牢，我们都知道是有价值的。”1989年时，吾尔开希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他们只是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对话的要求；23年过去，吾尔开希仍试图开启对话，哪怕是透过起诉书和答辩的方式。
吾尔开希对《新史记》表示，他想通过投案这件事，向全世界凸显几个讯息：一是中共的荒谬，例如中共既然通缉他，当他自首时，却将他拒绝于门外；而共产党又不允许吾尔开希的父母出境探望儿子，只要有人性的人，都会觉得辛酸、荒谬。吾尔开希相信，每个人也会认可他对共产党的指责：野蛮、原始，与一个崛起大国的形象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中共今天如此强大，使得全世界，包括美国、西欧、日本在内，都似乎得面对一个蛮横、强悍、霸道的中国，不得不让步；但仍有很多如吾尔开希一般的人，不怕去坐牢，不怕面对这样一个中共——而不怕它的人，它会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