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北京大悅城購物中心H&M商店入口附近的監視地點，楊靜（音譯）似乎在凝神苦思，她的手不停卷著自己一縷栗色的頭發，用手指輕輕敲打著配有海藍色外殼的iPhone 4S。但她的目光卻在四處打量，緊緊跟隨著從Zara逛到Calvin Klein Jeans的一群群年輕女性。這目光會在一張臉、一個姿態上稍作停留，然後轉向下一個目標，在大廳裏繼續搜尋。

“這是個狩獵的好地方，”她告訴我。“我在這裏總是有好運氣。”

對楊靜而言，與其說大悅城是一個消費聖地，還不如說是她爲中國最富有的單身漢尋找對象的都市狩獵場。28歲的楊靜是中國最早的婚戀獵頭之一，這是一種在中國經濟繁榮的形勢下産生的新型婚戀服務者，其數量已經迅速激增。她工作的公司叫做鑽石婚戀，爲中國的新貴階層服務，這些人主要是願意支付幾萬甚至幾十萬美元來請別人爲自己尋找理想伴侶的男士，偶爾也有女士。

楊靜在大悅城向她的八人偵察組做解說工作要求。她們公司爲了給一個上海的百萬富翁尋找伴侶，向三個城市派遣了六支這種隊伍。這名客戶提供了一個清單，上面羅列著他對未來妻子的要求，其中包括年齡（22歲到26歲）、膚色（“像瓷娃娃一樣”），性經曆（是的，要處女）。

“你知道嗎，這些富豪非常挑剔，” 楊靜說。“沒有人是最完美的。”然而，她有可能獲得的回報相當豐厚，找到被客戶選中者的婚戀獵頭將獲得超過3萬美元（約合18.8萬元人民幣）的報酬，大約是該行業平均年薪的五倍。

突然，楊女士覺察到了一個信號。

在大堂的另一端，一位同事引起了她的注意，並向一位穿著藍色裙子、孤身一人姑娘點了點頭。那天，楊靜已經幾次否決了手下提示給她看的人選。但是這次，她跟在了這位姑娘的身後。

“皮膚很好，”她小聲說到。“臉蛋也很標致。”當姑娘走進H&M時，楊女士在上衣區截住了她。“對不起打擾一下，”她笑容可掬地說：“我是一位婚戀獵頭。請問你在找心上人嗎？“

幾公裏之外，在離北京天壇不遠的一個公園裏，一位名叫俞佳的女士（音譯）試圖在一片榆樹林裏的人群中找到一個立足之地。這位67歲的退休寡婦打掃出來一小片空地， 擺出了她爲兒子寫的 “征婚啓事”。愈女士用一些磚石碎塊壓住紙張。“男，單身，1972年出生。高1米72。高中畢業。北京工作，”皺皺巴巴的紙上這麽寫著。

俞女士是另一類的婚嫁獵頭：北京好幾個公園裏都冒出了一些所謂的“婚姻集市”（即相親會——譯注），父母們在集市上爲自己的子女尋找配偶。一長串頭發灰白的老人坐在啓事前，上面列著子女的各項指標。成百上千的人們從這裏走過，偶爾有人停下來詢問一下。

俞女士的啓事很簡單，沒什麽噱頭。啓事沒有照片，沒提到血型、星座、收入和財産。不像那位百萬富翁提出了一大堆要求，俞女士甚至都沒提兒子想要找什麽樣的妻子。“我們的選擇不多，”她解釋說。“在這個階段，我們來者不拒。”

俞女士爲她兒子趙勇（音譯）征婚已經四年了。這些年來，只有幾個人表示過興趣。盡管如此，當一位戴著綠色塑料遮陽帽的女士駐足查看啓事時，俞女士還是笑容滿面地介紹起兒子的優良品性和英俊容貌。當被問到兒子在北京有沒有住房時，俞女士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問者也很快走開了。

新型紅娘

三十年的爆炸性經濟增長改變了中國的婚姻狀況。在上一代，中國是世界上在性別和個人財富方面最平等的國家之一。大部分人都沒什麽錢。國家對住房，工作，遷徙和家庭生活嚴加管控。這倒使得找對象沒那麽麻煩——大家基本上都門當戶對。

像大多數在六，七十年代成年的人那樣，由單位黨委書記牽線搭橋，俞女士嫁給了工廠的一位同事。研究人員發現，直至1990年，中國兩個最大城市的大多數居民在結婚前只跟一個人談過戀愛：他們未來的配偶。

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過程中，中國人生活中的限制少了很多。人們可以自由地賺錢，買房，選擇職業。但是尋找配偶的自由卻出人意料地變成了一個負擔。現下中國人享有戀愛自由甚至是性解放，但是找對象這個嚴肅任務對富人和窮人一樣，都是件讓人心煩的事兒。

美國社會學家詹姆士·法勒的著作《開放》審視了當代中國人的性、愛情和婚姻生活。在書中，他這樣寫到：“從前人們找對象所依靠的家庭和社會人際關系網絡已經分崩離析。人們有一種強烈的錯位感，年輕人不知道該找誰幫忙。”

中國人對婚姻的困惑體現了一個處于劇烈轉型期的國家的特色 。史上規模最大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遷徙拉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但是嚴重的貧富不均卻又造成了新的社會斷層 。三十年來，有多達三億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這些外鄉人來到一個全新的環境，沒有親戚住在附近爲他們介紹對象，這使許多人在大城市裏感到迷茫。

人口結構的變化也使問題更加複雜。不但許多女性爲了職業而推遲婚姻， 由于施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是世界上性別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在中國，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有118個男孩出生。中國的研究人員預測，到了2019年，全國會多出來2400萬未婚男性。

沒有了從前傳統的家庭和社會網絡，很多人開始利用互聯網尋找另一半。研究分析顯示，中國的網上婚介業務的年收益很快就會超過3億美元。中國有幾千家婚介網站，這些網站大多數都針對廣大的白領階層。但是由于競爭激烈，以及出于對網上信息的不信任， 很多單身者——有富有貧——都轉向了線下更有針對性的服務。

中國的婚戀介紹傳統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周朝晚期的皇室。從那時起，婚嫁介紹的目的就是使兩個門當戶對的家庭結合，從而使社會得到更大的利益。可是到了今天，婚戀介紹已經變成了人人皆可涉足的商業活動。而婚姻則成了某些人在社會上晉升的跳板，另一些人則通過婚姻向世人炫耀自己的成功。

單身男士如果沒有住房，就很難找到配偶。而在北京這種大城市，一套住房極其昂貴。而盡管中國存在性別不均衡，女士們要把自己嫁出去的壓力也非常巨大，如果28歲前還沒嫁出去的話，就會被人叫做“剩女”。

過去五年中， 好幾十家高端的婚戀服務機構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機構向富有的客戶們收取巨額費用，幫助他們尋找和調查配偶人選。他們的方式有時雖然吸引眼球，但卻可能格調低下。一家公司曾把200位佳麗拉到了中國西南部的一個度假城市，供一位有權有勢的老板細細品頭論足。另一家公司在四川爲富商們組織了一次寶馬車隊出遊活動，來讓他們尋找年輕妻子。鑽石婚戀和其它幾家最大的婚戀機構一起，在2009年舉辦了一次婚戀介紹活動。21位男士參加了這個活動，他們每人支付了約合15000美元的入場費。

我在過去一年跟蹤采訪了貧富兩端的兩例婚戀介紹活動的進程。它們能幫助闡明改變中國婚姻狀況的不同因素。

俞女士和她的兒子是其中的一例。俞女士的兒子從外地來北京打工。他日漸年長的母親不遺余力地在爲他尋找未來的妻子，對此他只是勉強表示了同意。在楊女士的案例中，她在鑽石婚戀的巨富顧客動用了幾十位愛情獵頭爲他尋找全中國最雅致白皙的美女，盡管他也擔心會找到一個“拜金女”。

楊靜本人的情況介于這兩種極端案例之間。她靠著自己在業內的成功成了家裏主要經濟來源。她本人對婚介行業裏充斥的性別不平等、不尊重女性等現象也越來越看不慣，但是她還是對她超級富有的顧客們表示理解。

“這些男人也挺可憐的，”她說，“他們辛勤工作，拼命賺錢，出人頭地。但卻耽誤了找老婆。他們也不知道該信任誰，所以來找我們。”

一個非常特殊的客戶

我去年第一次去拜訪鑽石婚戀的北京辦公室時，楊靜正在爲一位顧客的事發愁。這位42歲的離異客戶是一個房地産大佬，爲了找到下一任妻子，他准備花費超過50萬美元。

這並不是公司有史以來接到的最大一筆生意：兩年前，一位男士請鑽石婚戀在12個城市裏幫助他尋找另一半。他最終如願以償，並支付了約合150萬美元的費用。但是這次楊靜感到壓力巨大。她不單要跟好幾百個同事競爭那3.2萬美元的獎金，她的老板還讓她在這次公司當年最大的項目中擔任重要角色。誰都知道這位顧客是個傲慢專橫的完美主義者。要做成這單生意沒那麽容易。

八年前，還在讀大學的時候，楊靜就開始兼職做婚戀獵頭。在一家醫院短暫地當了一段時間的護士後，她全職加入了鑽石婚戀。現在，她已經是該公司在北京經驗最豐富的獵頭了。最近她被提拔從事咨詢工作，與客戶們（和他們膨大卻脆弱的自我）直接打交道。但當公司有什麽大項目時，還是經常需要她親自出馬。

她的成功率令人感到驚訝。在過去三年三次大規模的活動中，該公司最重要的客戶最終都選擇了楊靜親自找到的候選人。她的成功爲她贏得了豐厚的獎金——其中一次拿到了2.7萬美元，並且贏得了國內成功率最高的婚戀獵頭之一的口碑。

但她告訴我，這個新任務“幾乎不可能完成”。

客戶堅持要求鑽石婚戀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所以我就稱他爲“大佬先生”吧。他屬于一夜暴富的“富一代”，他們通常在變富的過程中抛棄發妻。鑽石婚戀的客戶中還包含很多“富二代”，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女性和男性，富有的父母通常出資爲他們尋找伴侶，這些父母熱衷于嚴密把控他們的婚姻選擇及家族遺産。

但像大佬先生這樣的富一代習慣于操控一切，他們可能是最不願妥協的客戶。

大佬先生對第二任妻子提出了極其詳細的要求。他表示，理想的人選應該像年輕版的電視主持人周濤：身材苗條，皮膚白皙，下巴微尖，牙齒完美，雙眼皮，擁有絲綢般的長發。爲了確保她的性格好，運勢好，大佬要求她的五官——面相——要十分和諧。

“當客戶開始尋找目標時，他們想要的就是美女，多高、多白、多瘦，”楊靜說。“有時他們要找的人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我們找到了這樣的人，這些客戶也通常不知道，這個人是否就是他們心中的那一位。而我們的工作就是讓他們從幻想回到現實。

當然，幻想卻正是鑽石婚戀所兜售的。楊靜的上司飛揚是一位穿著黑色皮衣聲音沙啞的女士。在入行前，她曾從事電子産品交易。她把我請入她鋪著厚軟地毯的辦公室，讓我在一張亮粉色的沙發上坐下。她告訴我公司在2005年上海成立後，致力于宣揚“婚戀文化”。現在公司有六家分公司，雇傭著200位咨詢師、200位全職獵頭和好幾百位兼職獵頭，這些人幾乎全部是女性。

她的雇員都叫她“飛老師”，飛老師開辦了一個名爲“怎樣做賢妻”的培訓班，教授女性們怎樣在嫁入豪門後持家，揣摩丈夫的情緒，並向她們講授“性關系的重要性”。培訓班有兩門課程，每門課程講授14天，一共下來需要約1.6萬美元的學費。

但是鑽石婚戀的首要目標客戶還是男士，越有錢越好。公司四百萬會員中大部分都是男士。他們之中有的人每月支付幾美元來做些基本的搜索。另一些人每月則會花上高達1.5萬美元的費用以便能夠查看只給高端會員准備的數據庫，並得到專業婚戀獵頭量身定制的服務。

公司最富有，最舍得花錢的顧客90%都是男士。他們對講座和數據庫的興趣不大。他們想要的是認識那些還沒有被其他會員在網上浏覽過信息的年輕女性。飛女士冷靜地把這些女性叫做“新鮮資源”。婚戀獵頭的工作就是去找到她們。

除了提供大量的人選，這些婚戀介紹活動也給顧客一種安全感。嚴格的背景調查排除了飛女士所說的“拜金女、騙子和道德敗壞者”。按活動規模大小，鑽石婚戀的收費從5萬美元到100萬美元不等，有時甚至更多。飛女士說這是物有所值。

“多花些錢找個完美的妻子有什麽不對？”她問我。“這可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投資。”

在和大佬先生簽合同前，楊靜就覺察到了麻煩。她和一名同事從公司只面向高端客戶的數據庫中選出了一些女性作爲模版。他們給大佬先生看了公司最搶手的3000名女性的資料和照片，他沒一個滿意的。

“哪個姑娘的眉毛只要高了半毫米，他都會把照片扔到一邊說 ‘不行！’”楊靜說，“他總能挑出毛病。”

這可是50多萬美元的生意。楊靜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找到合適人選。要她操心的還不只是大佬先生。我們有一天下午見面的時候，一向富有活力的楊靜歪坐到沙發上，顯得精疲力竭。她剛同一位女富商面談了一個小時。這位年近四十的女士願意出10萬美元讓鑽石婚戀給自己找個財富地位相當的丈夫。

“我只能告訴她我們接不了她的生意，”楊靜說：“沒有哪個有錢的中國男士會想娶她。男人們都想要年輕的，不那麽強勢的。”

好幾分鍾的沈寂後，她又說：“這些剩女真讓人憂心，你們美國也有剩女嗎？”

一位母親的尋覓

起初，俞佳沒有告訴兒子自己在替他找對象。家庭剛剛遭遇不幸，她不願讓兒子感到不快。此前，她與身患肺癌的丈夫離開東北的哈爾濱，希望他能在北京得到更好的治療。他們的兩個兒子已經生活在北京。但她的丈夫僅僅過了一年便在2009年撒手人寰，他們僅存的2.5萬美元家庭積蓄也就此一文不剩。

傷心欲絕的俞女士與她的兩個兒子一起住在北京近郊的一套公寓中。一個兒子已經結婚，而當時36歲的兒子趙勇卻仍舊孤身一人。但是，俞女士某天在天壇的榆樹林裏遇到了熙熙攘攘的一群人，她的生活從此有了新的目標。

“我下定決心，在替兒子找到老婆之前絕不回家，”她說。“這是我這輩子唯一還沒辦成的事。”

拿著她的牌子深入一大群陌生人中間，這讓她在剛開始時感覺很不自在。她的兩個大些的兒子是通過傳統方式找到的妻子：一個通過媒人，另一個通過朋友介紹。但小兒子趙勇還沒結婚。他丟掉了在哈爾濱一家電子工廠的工作後，跟隨青梅竹馬的戀人來到北京，原本計劃結婚。但女方家庭要求得到約合1.5萬美元的彩禮——也就是中國農村新郎家給新娘家的禮金。俞女士家出不起這筆錢，兩個人的戀情就此告吹。

俞女士的小兒子趙先生幹著司機和銷售員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他的前女友跟別人結了婚，生了孩子。他告訴母親， 他根本沒時間想結婚的事。

公園裏的陌生人們同樣是背井離鄉，跟俞女士有著類似的經曆。她在這裏找到了慰藉。這裏的不少其他家長更加焦急：由于獨生子女政策，他們只有一個孩子。（俞女士來自農村地區，所以允許生多個孩子。）

但是俞女士發現，公園裏的相親對象往往是互不般配的“剩女”和“剩男”，分別來自社會的兩端。所謂“剩男”往往是與她兒子類似的來自窮困農村地區的男子，他們身邊的女性往往嫁給年齡較大、社會階層較高的男人。由于中國性別失衡，隨著更多過剩男性進入適婚年齡，這種現象愈演愈烈。

但“剩女”們要找到合適的中國伴侶可能更加困難，即使她們恰恰擁有剩男們所缺乏的東西：財富、教育和社會與職業地位。某一天我在天壇遇到了一位來自安徽的70歲退休老者，在爲自己的大女兒找對象——他的女兒是北京某大學一位36歲的經濟學教授。

“我女兒非常優秀，”他邊說邊從布袋中拿出一本她出版的學術著作。“過去兩年給她介紹了差不多15個人，但他們最後都沒敢要他，因爲她的學曆太高了。”

經曆這次失敗，他堅決反對自己的小女兒上研究生。“哪個男人也不會要你的，”他說。小女兒現在已經結婚，生了個外孫，但由于他忙于在北京爲大女兒找對象，他難得見到尚在襁褓中的外孫一面。

俞女士的兒子趙勇發現母親背著自己去找對象後，曾經很生氣。他不想讓任何人替自己做廣告，尤其是母親。但後來，他也讓步了。

“我看出來她下了多大力氣，所以也沒法拒絕了。”他對我說。

俞女士沒跟兒子講起那些聽說他在北京沒有房産和戶口就顯得不屑一顧的家長們；但是她勉強說服跟自己兒子見面的那五六位年輕女子，再也沒跟他進行二次約會。

但是，去年夏天某個下午，她似乎見到了一線希望。她跟另外一位母親交換信息，對方沒有立刻打退堂鼓。對方的女兒35歲，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豐厚，還有北京戶口。在某些人看來，她也是個剩女。當晚俞女士把兒子的照片用電子郵件發給對方。那位女兒開始拒絕見面，但一周後打來電話：“好吧，也許吧。”

俞女士十分興奮。這已經是好幾個月來唯一的實質性進展了。

高收費，高保密

我第二次去鑽石婚戀的辦公室時，楊靜抓住我的胳膊，對我耳語說：“我們有內奸了！”

幾天前，就在大佬先生准備簽合同，支付60萬美元的服務費時，來自競爭機構的一個女人給他打了個電話，抖出了他與鑽石婚戀的一些合同細節，提出幫他做個更加全面的搜索。大佬先生怒不可遏地打來電話， 稱自己的機密信息被泄露了。

楊靜說，幾個小時之內，公司管理層就揪出並解雇了這個內奸——原來是被競爭對手收買的一個秘書。但她們花了整整一個星期，道了無數次歉，並且賭咒發誓加強保密措施，才讓大佬先生回心轉意，最終簽了合同。合同條款規定，他一旦找到妻子，他的帳戶信息必須像電影《碟中諜》裏那樣，徹底銷毀。

“我們一向都簽保密條款，”楊靜說。“但現在，我們簡直變成了一個秘密組織。”

大佬先生簽下合同那天，她親自飛往成都，開始了搜索之旅的第一站。她在那裏搜尋了20多天，其間經常在晚上做同樣的噩夢。“我每次接單的時候都很緊張，但這次，壓力簡直讓人發瘋。”

她的10人婚戀獵頭團隊用三個星期搜遍了大學校園和商場，努力完成每天找到20個高素質女子的目標，也就是每人每天找到兩個。每超額完成一個，楊靜會給下屬16美元的獎金。她自己的目標是每天找到10個“A級”女子。

讓她夜不能寐的不光是擔憂找不到完美的目標，並因此而失去高額獎金——辦公室的泄密事件讓她對信息安全也感到不安。再失誤一次，大佬先生肯定拂袖走人。

在成都的某個下午，在康師傅面館匆匆吃下一碗牛肉面後，楊靜注意到一位年輕女子打著手機，從她身後翩然而過，進入一家餐館。一頭長發擋住了女子的大半個臉，但她笑聲清脆，步履輕盈，讓人心動。

“她看上去開放、熱情、愉快，”楊女士說。猶豫片刻，她跟著女孩進入餐館，先就打擾她進行道歉，然後展開了魅力攻勢。她挽起女子的胳膊——楊靜的招牌動作之一，從她那裏拿到了電話號碼，照片和一些關鍵的基本信息：24歲，研究生，而且與主持人周濤幾乎是從一個模子裏出來的。

拒婚

去年秋天的一個周五，我在北京西邊的一個麥當勞裏見到了俞佳和她的兒子趙勇。趙勇現在已是39歲，可他有著一張年輕的面孔，沒什麽皺紋。但是他還是覺得歲月不饒人。爲了攢錢提升自己在婚姻市場上的條件，他同時幹著兩份工作——騎著電動自行車在城市裏穿梭，銷售微波爐和化妝品。他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美元。周末有時他去給電影攝制組跑跑龍套，以賺取約合80美元的外快。

他的收入不算太差，但是要在北京找對象還遠遠不夠。即使在鄉下，男方家庭需要的彩禮也行情看漲。趙勇的大哥十年前在黑龍江鄉下結婚時，他們家出了約合3500美元的彩禮錢。俞女士說現今女方會開出3萬美元到5萬美元的價碼。在城市裏，男方一般需要提供住房，這更是可望不可及。以趙勇現在的收入，要想在北京購買一套10萬美元起價的小公寓，他還得攢上十年二十年的錢。“那時我就是個老頭子了，”他苦笑道。

趙勇通過相親網站結識了一些女性。但是這些女性在婚姻狀況和家庭背景上說了謊話，這讓他對互聯網喪失了信心。俞女士卻取得了一些進展。 她安排了兒子與她在婚姻集市上遇到的那位母親的女兒見一面。

我們在麥當勞見面之後不久，趙勇與該女士在一家咖啡館見了一面。他告訴我這比大多數第一次相親見面尴尬多了。這位女士35歲，北京本地人，有自己的公司。她開著一輛寶馬轎車前來赴約。而他只不過是個從農村來的上門推銷員。他努力尋找話題，卻發現他們倆之間沒什麽共同語言。

但是缺少化學反應卻沒讓這位女士覺得有何不妥。她向趙勇描述了自己盈利頗豐的攝影生意和在北京的三套住房。他覺得這位女士還是有她動人之處的，但是該怎麽對她的話做出回應呢？沒等到兩人說起還要不要見第二面，該女士提出了一個建議：如果他們結婚的話，他就再也不需要工作了。

“她說她掙得錢夠兩人花的了，我想要什麽她都能滿足。”

這個建議讓趙勇目瞪口呆。他從沒遇見過說話這麽直率實際的女人。富有閑適的生活確實誘人。但是最終，他說自己不能想象附屬于一個女人。“如果我接受了她的條件，那我還算個什麽男人啊？”

過了好幾天，他才鼓足勇氣告訴母親他回絕了那位女士。他了解母親爲此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她多麽希望成功。俞女士知道後悶悶不樂：“現在的孩子都太挑剔了。”

但是這次失敗並沒有阻止俞女士每天前往婚姻集市的腳步。這個月初我跟她聯系的時候，她正安排兒子與她找到的三個新候選人見面。“我很樂觀，”她告訴我。這麽多年來，希望是唯一支撐她的東西了。

淘汰篩選

在鑽石婚戀爲大佬先生找到的1100多位大體符合他要求的新鮮人選中，有200位在成都。“嚴酷的淘汰過程”——用楊靜的話來說——把這個數字減到了100， 然後是20，最終只有8人入選。（剩下的人選進入了鑽石婚戀的數據庫，而這種擴大數據庫的方式由大佬先生這樣的金主埋單，公司不用花費一分，也算是這類活動的一個附加好處。）

接下來，這些最終人選進行了又一輪的面試和心理測試。在尋找活動開始後不到兩個月，大佬先生收到了關于8位人選的厚厚資料，詳列了她們的家庭背景、收入狀況、習慣、興趣愛好，以及身體和心理狀況。

最後，大佬先生通過電郵收到了一些畫質一般的視屏。第一個視屏拍了成都的頭三位人選的坐姿，站姿；走路說話以及她們的一颦一笑。 其中有一位24歲的娴靜女子，她一頭黑色的長發，穿著黑色的緊身短褲，在鏡頭前自如鎮定。她就是楊靜在康師傅面館裏憑直覺找到的那位大學研究生。

楊靜的獵頭技能和不屈不饒的態度又一次得到了回報。在8位最終候選人中，有她找到的兩位，這給了她25%拿到獎金的機率。（在100到20的那輪刪選中，她就已經拿到了一小筆獎金。）當我問到獎金的事時，她一開始顯得很謙虛。“我的目標就是讓男女雙方都高興，”但她又補充稱，“在我心裏，我還是希望我找到的姑娘能勝出。”

爲了達到這一目標，楊靜努力工作。她每天一大早就去上班，晚上8點以後才能回到家。她把5歲的兒子交給婆婆照料。她還經常得出差找人選，一去就是好幾個星期。楊靜22歲結婚的時候，丈夫35歲。他開的一個卡車物流公司在2009年倒閉，從那以後，他就沒怎麽工作過。楊靜用自己拿到的一大筆獎金給他買了一輛三菱汽車，他沒事就改裝改裝汽車。她的職業讓她自認爲看透了和自己一樣的職業婦女的前景。有一次她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幸好我早就結婚了，不然我一點兒嫁出去的機會也沒有。”

大佬先生的選擇

大佬先生六月份的時候飛去了成都與三位當地的候選人見面。在香格裏拉酒店去大堂的電梯裏，他緊張地撥弄著自己打了摩絲的頭發。他差不多花了50多萬美元尋找妻子人選，現在他要看這些錢花的值不值了。

他在成都見的最後一位人選就是楊靜在面館裏找到的那位和周濤相似的女子。一開始，他們兩人看上去並不相配——這還並不僅僅由于兩人相差18歲。他差不多知道關于她的一切：她的戀愛史，她最近被研究生院的錄取以及她父親在政府的高位。而她除了他的身高體重對他一無所知，她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鑽石婚戀僅僅告訴她，他的淨資産超過80萬美元。

這位年輕女子想會面時氣氛輕松一些，所以提出去一家當地的川菜館吃飯。但是大佬先生卻堅持讓鑽石婚戀的一位叫李敏敏（音譯）的女咨詢師陪同。吃飯時他有意沒有和候選人坐面對面，而是別扭地坐得偏了一點。李敏敏告訴我，這是爲了能“更好地看到候選人的側臉，皮膚和牙齒。”

在咨詢師的慫恿下，大佬先生和年輕女子才說了幾句話。當他問到女子父親的工作時，她只是說父親是個公務員。至于是什麽級別？“管理層”， 她說。大佬先生似乎很滿意她的隱私意識。他花了好幾分鍾，最後直截了當地問到她父親的職位，她這才承認父親是一位政府部門的負責人。“我爸從小就告訴我要保持低調，”她說。

一刹那間，“門當戶對”這個詞似乎得到了最好的诠釋。大佬先生和年輕女子社會地位相當，一位是富有的企業家，一位是高官的女兒，兩人都十分謹慎低調。

晚飯後，大佬先生取消了與別的候選人的約會，讓他的咨詢師買了個古奇的手包，送給女子以示他的好感。7月初，在他們見面不到一周後，他邀請她坐飛機去海南的一個奢華的海邊酒店度假。他們倆開了兩個房間。他們回來後，李敏敏向我保證說，他們的關系“還是純潔的”。

楊靜很高興大佬先生最終挑中了她的人選，但是她希望他們的進展能再快一些：畢竟3.2萬美元對她的家庭來說太重要了。通過電話和短信交流，這對情侶在北京見了一面，此後又去了四川省西部的山區度假。在成都的時候，大佬先生拒絕與女友的父母見面，他也沒有參加女友朋友的婚禮，而是一人留在了旅館。

他們倆還沒有決定是否結婚，但是除了對方，都沒有再和別人約會。楊靜說大佬先生對婚姻是嚴肅的。沒有人會花上50萬美元，“只是想玩玩”，她說，“他只不過還需要多一點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