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蓄鬚及胸并绝食抗议的传闻声中，知情者对明镜新闻网独家爆料称，被监禁中的薄熙来已经完全服软妥协。不过，这则消息没有其它途径证实。
传以绝食及不剃鬚抗议审查
2013年2月21日，路透社的报道同时引述两名与薄家有关系的消息人士，指薄熙来曾两度绝食及以不剃鬚的方式抗议审查，并一度因身体不适而被送进北京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并被强行餵食。消息人士称，薄熙来的鬍鬚已长至胸前，“他拒绝合作，不回答问题，还用拳头拍桌子，还告诉对方他们没资格对他提问，并且让他们走开。”
长期过着软禁生活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指出，薄熙来自2012年3月以来便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外界未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此案的资讯，“这不正常，时间太长了。”鲍彤称，当局的做法对中共形象而言并非好事，“他们没有想清楚，若他们能够恰当地处置薄熙来这样的大人物，将可增强人们对党的信任”。
鲍彤曾因反对镇压六四而被以洩露国家秘密及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囚7年，他以过来人身分指出，目前正被秘密监禁的薄熙来不会被严刑逼供，“我当年没有遭受酷刑，而以他的前政治局委员身分，我相信他们不会虐待他”。
消息人士也向路透社表示：薄熙来“没有受刑，但是得病了，被送到北京的医院治疗”，但在关押期间身体因绝食而变差，可能会影响案件开审日期，要到3月两会举行后。
路透社记者曾试图致电薄熙来的家人，但不成功，而北京官方及薄熙来其中一名代表律师则拒绝评论。
恐将被处以无期徒刑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也援引接近薄家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薄熙来性格强悍，这意味着他不会像他的妻子谷开来和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那样轻易认罪就范。
这位同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薄熙来不会站在法庭上说他们让他说的话。如果说这就是为什么推迟审判他的原因，那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报导说，一旦薄熙来出庭受审，他可能会遭到贪污腐败和参与掩盖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罪行的指控。但是，他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和在哪里受到审判？这仍然是一个秘密。
在目前出现薄熙来拒绝同当局合作并将利用公开审判攻击政治对手传闻的情况下，许多人猜测对他的审判将会秘密进行。
但是同薄熙来妻子谷开来关系接近的律师李小林说，他认为不可能对薄熙来进行秘密审判。他说，秘密审判会产生负面影响，而公开审判也可以避免意外的发生，当局完全可以筛选旁听审判的人。
而知情者对明镜新闻网説，薄熙来如今同意配合以逃过死刑惩罚，“他将被处以无期徒刑，而服软后对他一些潜在的谋杀指控也被销掉。”
早些时候，有海外媒体曾报导，薄熙来案将在“两会”后按照计划进行，当局已从薄熙来北京家中找到2270万元人民币，加上取得薄的金主、大连实德集团董事长徐明供词，薄熙来恐很难脱身。
家人现在被允许可探视
澳洲墨尔本《时代报》刊登驻京记者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报导指出，面对人证物证，薄熙来可能会耍花招、发脾气，但面对从其住所找到大量现金，加上徐明供词，薄熙来必须得承认，难以抵赖。
加诺特是《薄熙来家族的沉浮》一书作者，他在《时代报》撰文说，和高层保持关系的观察家对澳洲记者说，在中国春节期间，中国有权势的太子党彼此进行家庭探望和问候，藉此交换看法并且获取信息。北京一位早年起就和薄熙来共事人士说，尽管薄熙来毫无疑问将面临政治上的死刑，但是在处理薄熙来案件中受到挑战的，是中共而不是薄熙来；“死猪不怕滚水烫”、“现在是中共手里有个烫手山芋”，他认为领导层应遵循前总书记赵紫阳先例－－未经审判被软禁直到去世。
对于蓄鬚绝食的报道，加诺特指出，和薄熙来家族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同样质疑有关报导准确性，但证实薄熙来健康状况不好，且对当局基本采取不合作态度。
加诺特的文章説，春节期间，中国最有权势的三个政治家族代表最近退出太子党小型聚会，避免使本来微妙问题更加复杂。消息人士说，中国开发银行的负责人陈元、薄熙来的弟弟薄熙成，以及他过去的同班同学、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都没有参加聚会。
而知情者则向明镜新闻网证实，薄熙来目前态度很“端正”。其家人现在也被允许探视他。
朱镕基之女升职被看好 “红二代”中亦有可用之人
朱燕来升职引舆论关注
4月12日，中国银行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委任朱燕来担任该公司副总裁。朱燕来是已卸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之女，15日履新后同时负责公司发展规划部、办公室及人民币业务。自12日公告发布后，该消息就被中国媒体热炒。但是新闻内容均不多，报道也较为中立客观。朱燕来的升职也得到了中国各微博与论坛的关注，网民评论的焦点是对中国“官二代”与“红二代”非富即贵的质疑，其他方面的声音较少。社会舆论和民众对朱燕来升职的反应，与之前出现薄一波之子薄熙来、前总理李鹏子女李小鹏和李小琳时截然不同。
观察人士认为，朱燕来行事一向比较低调，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外界亦很少出现一些负面消息。不仅如此，许多人对朱燕来的为人处事和业务能力持认可态度。据《星岛日报》报道，有知情者表示，“朱燕来为人正义、刚烈、敢言，个性与父亲朱镕基相像，但也有感性的一面。另有认识朱燕来的人，用‘好人’来形容她。”公开资料显示，朱燕来曾出任加拿大约克大学访问学者，并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时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另外，她还有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外资银行工作的经历。自1997年朱燕来进入中国国企中国银行，职位逐次升迁。从其经历来看，她应当是属于能力过硬和称职的金融界人士。
另外，朱燕来在一些公开讲话中曾提到，“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空谈，要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政府应重新检讨自身角色定位，尽快从一些经营性领域退出。”政府应该“在资金获得、资源等方面，为大家创造公开竞争环境，而不是自己‘跳进来参与’”。她的这些讲话也赢得了一些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好感。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各类矛盾突出，而绝大多数中国“官二代”与“红二代”却是非富即贵、养尊处优，与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形成鲜明反差，而且经常发表一些刺激性的言论，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一向对这些“后代们”缺乏好感，并且多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多的社会资源和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完全是靠父辈荫庇和照顾。而朱燕来在取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同时向外显露的个人能力，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转变人们对这一群体的看法。
“红二代”中亦有可用之人
“官二代”与“红二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分别指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一般理解中，“红二代”是指中共打天下的所谓“开国元勋”的后代。而“官二代”则是指中国政府及国家企事部门官员的子女。在社会舆论中，这两个词汇都带有一定程度的贬义。其中，“红二代”又被简称为“红后”。“红后”们多认为“红二代”、“太子党”等称号带有贬义，而“红后”则更能体现中共红色后代的正统性、革命性，表述也更为准确。中国学者荣剑曾刊发文章《“红后”的忧患意识与路径依赖》，对红后们进行了较为深入和详细的分析。有学者指出，如果把中共执政前参加革命的、位至省部级高官的后代都算做“红后”，现今他们的数量可能有近5万人。
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一方面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社会上下阶层流动几近停滞，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民众对执政党越发不满；另一方面执政人员群体腐化，利益集团剥削和欺压民众，而为数众多的“红二代”与“官二代”们却能够凭借先天与后天的各种独有优势，迅速跃升至社会高层，甚至融入利益集团，成为剥削和专政制度、既得利益格局的坚定守护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自然不会对这些“官二代”或“红二代”们怀有好感，甚至是欲先除之而后快。
近年来，许多中共“红二代”的出位行为或言论也在社会中引起广泛质疑和争议。如邓小平之子邓朴方因涉嫌官倒遭到民众和学生反对；胡乔木之子胡石英曾被胡耀邦查出收藏天文数字现金；另有朱德之孙朱国华因犯流氓罪在胡耀邦主持下被判死刑。如今此类“红二代”未必不再违法违纪，但已很少被处罚。尽管如此，薄一波之子薄熙来也因严重腐败等违法违纪行为，甚至可能是政治斗争被“双开”。另外，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之子李小鹏由商入仕，在中央候补委员中排名垫底，其女李小琳也经常发表一些引起外界争议的言论。观察人士指出，两人在民意舆论中的声誉都不太好。
然而，也有许多中国的“红二代”对父辈抱有很深的印记，对社会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危机痛心疾首。有些“红二代”经常向外界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的人手中丢掉。他们对于中共和中国的未来也有着特有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习近平、胡德平，以及刘少奇之子刘源和罗青长之子罗援等人也属于此一行列。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的“官二代”还是“红二代”，都是位居中国上层，数量相当庞大的群体。在这些人中自然不乏许多出类拔萃、具有一定社会声望的人士。如已故中共领导人习仲勋之子习近平在成为中共一把手后，通过反腐、改作风、促改革、倡法治等行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场的腐化堕落和违法违纪行为，赢得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较高期待。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俞正声是中共首任天津市长俞启威之子，鉴于其家族成员涉及海峡两岸各界，其就任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国家统一。
另外，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他经常发表一些较为尖锐的改革言论，并出版书籍为改革奔走呼喊。胡德平被外界称为中共体制内的改革派代表，受到社会舆论和许多知识分子的欢迎。
朱燕来、胡德平、习近平等在中共体制内声誉都相对较好，这也表明“红二代”们也并非完全是一无是处和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社会舆论或个人也不宜以偏概全，给予这些红色后代们完全负面的整体评价。
有观点指出，中国政局历来沉闷求稳，改革乏力。习近平等人位居中国领导层或是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未必完全是一件坏事。事实上，在习近平等“红二代”上台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改革的破局。
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尽合理、不够完善，也不太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不论是中国的“官二代”还是中共的“红二代”或是“红后”，都更容易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中国社会上层，并占据高位、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的现实和背景，也是其不合理和需要改革的方面。不过也不可否认，其中一些人在这些位置上也能够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总的来说，“官二代”与“红二代”非富即贵凸显的则是政治与社会制度的不公正，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共执政的非法性。为这些“二代”与广大普通人民群众改革和创制一个同等的竞争环境与选拔机制，是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