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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为军事专著作序称人才重要(图)

2013/4/28 消息来源：解放军报　　

　　资料图：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徐才厚。

　　这是一本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上将作序、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上将撰写的专著。读这部著作，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它对实现习主席提出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强军目标的深入思考，对实现“强国梦”和“强军梦”相互关系的权威解读，对我军战争准备面临的主要问题的理性沉思，对战争与和平辩证法的当代性揭示等问题，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思想深度和认识意义。

　　人才！人才！人才！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知识、科技在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的素质、人的因素对促进事物发展的作用也加大。因此，当今社会一切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类社会的一切竞争中，最为惨烈的竞争是战场的竞争，军事人才作为军事力量构成的重要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徐才厚上将在《序言》中指出的：“强军之道，人才为本。”古人云：“一年一树者，谷也；十年一树者，木也；百年一树者，人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说的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不易。而军事人才，尤其是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更需要时间和实践，需要过程和周期。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不仅关系当前，更关系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未来。

　　对于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来说，国家对军费的投入逐年都在增加。但军队的现代化和战斗力的根本提升，不仅需要经费的投入，更需要人才去推动，需要名实相符的高级军事人才。人才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战略资源，高级军事人才是这一战略资源的核心。由于军事人才成长的有条件性和特殊性，基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因此加强培养对军事人才的成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走向战场》对此进行了集中阐述。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因此学校要成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同时应充分利用多种资源，形成人才培养的大格局，建设起一支我军的高素质人才方阵，切实使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军事斗争中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这一系列的论述背后，是《走向战场》作者对军事人才的急切呼唤。

　　擂响思想的鼙鼓

　　南北朝时期的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写道：“闻鼙鼓而思良将。”当然，到需要军事人才的时候才想起来，这肯定是会误事的。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会挨打，这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赢得战争的胜利，只是军人社会价值的一种非常形态，而对和平的赢得，才是军人为社会创造的最大效益之所在。因此，作为军人，必须时刻准备战争，必须时刻为着战争准备。

　　徐才厚上将在序言中指出，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拓展，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关键时期。今天，战争样式出现了新的情况：开战即决战，发现即摧毁，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意志的表达方式。与此相联系，国家之间的对抗也正在出现新的情况：准备战争与进行战争的作用和意义不断趋同，达成战争的目的，有时很可能通过战争准备过程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得以实现。以时刻能战的姿态和实力赢得不战的成果。这些，对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人才的培养提出的要求是前所未有。

　　当前，亚太的局势变得比此前更加复杂。一场多边的军备竞赛或者说战争准备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国军事力量和军事斗争准备面临巨大挑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军事人才培养的挑战。人才的培养必须走在战争的前面，否则我们就无法赢得战争，更无法赢得和平。在不打仗的情况下培养军事人才，与打仗情况下培养军事人才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走向战场》一书，可以说重点就是对这种特点和规律的探索揭示。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培养本身就是战场，每一个担负培养军事人才的人，每一个接受这种培养的人，都必须在思想上擂响不息的战争鼙鼓，着眼未来战争的需要去培养指挥人才，着眼未来真实的战争去学习战争的运筹、决策和指挥。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不打仗的条件下，怎样培养高级军事人才？怎样形成见微知著的军事视野？怎样锤炼超出具体战争的战略思维？《走向战场》一书给我们揭示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思路，那就是把“问题研究”作为教学内容，用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来牵引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

　　问题是时代前行的步幅与我们所处现实之间碰撞发出的声声回响。要洞悉和了解时代的特点，要触摸和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就必须找准时代提出的问题，在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中得到思想的升华。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和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今天，政治斗争的形式、利益获得的方式、战争的形态和样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军事斗争而言，作为战争主体的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加复杂，人的决定因素不仅体现在战争中，也体现在战场之外，甚至军人和非军人的界限在某些领域也在日渐模糊，军民融合将在更高层次、更深的意义上实现；国家疆域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土地的内涵已不是现代国家疆域的唯一表达，利益疆域成为思考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战争对国家疆域的维护也有着新的要求；军事力量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更加融为一体，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军事力量建设的条件和后盾，而且越来越多的本身就是军事力量建设，因此国家的发展战略与国家的军事战略的一致性更加突出等等。

　　这就要求认识战争理解军事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考。在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上，起码要强调三点：一是切实在思想上把“中国梦”与“强军梦”结合起来，把“强军梦”的实现寓于“强国梦”之中，并以此来凝聚共识、理想和信念；二是切实弄清这个时代的变与不变，找准军队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军人的历史责任；三是在我军人才培养力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必须认真研究如何使军事人才的培养更符合现代条件下战争的需要，进一步与军队建设实际相结合，实现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部队建设训练的良性互动，以真正发挥人才的作用。

　　　打造智慧的军事大脑

　　古往今来，一切战争对抗，都是高强度的智力对抗，顶级层面的智慧较量。从新的时代条件、战争样式的新变化新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大国之间的对抗正在演变成为一种态势的营造，一种道义的争取，一种威势的形成。这就是军事软实力，是军事竞争中智慧的竞争。这对于高级军事人才的培养，塑造智慧的军事大脑，具有贯穿性作用。在高级军事人才的素质构成中，没有什么比智慧更重要。在《走向战场》一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培养高级军事人才的军事智慧，增强军事软实力，笼罩和涵盖全书，湿漉漉地渗透了它的全部内容和论述。

　　中国传统军事智慧讲究的“谋道用术”“设势造局”“取经衡权”，实际上就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道义层面、规律层面、战略层面，是谓“道” “势”“经”；另一个是具体层面、操作层面、战术层面，谓“术”“局”“权”。道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莫测高深的概念，是哲学层面的智慧，是中国智慧的顶端。所谓谋道取势，我想就是在对事物主要矛盾正确认识、对发展趋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促使事物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而术，则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道和术的关系，是主和从、本和末、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我们日常生活就是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具体问题，这构成了人们生存的常态。但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或军事斗争的运筹者和设计者，必须要有道的支撑和依恃。如果没有大目标、大思路、大局面，就不会有经纬之才、经略之道、经营之术。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具体应对思维，运用中国智慧，以创造历史的追求和情怀，从更高的层面上认清世界军事发展的大道，谋取大国之势，这应作为我们高级军事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和根本着力点。

余杰：习近平的志向、信心和梦想

作者: 余杰

   习近平继位之后的几次讲话毛不离口，明确表示中共将继续走在毛的专制独裁之路上。习近平强调毛时代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由此可见，习近平及其同僚，每个人都是在毛时代度过青春时代、完成基本教育的，让他们“脱毛”，无异于坐在椅子上把自己抬起来。习近平不是胸无大志的小人，他的志向是向伟大领袖学习，成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一代强人。他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特意向普京致意，就是欣赏普京身上“新沙皇”的一面。习近平的智力、手腕和魄力都远逊于普京，但他内心深处的“强人梦”却与普京如出一辙。
   这个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伪造现在，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都不怕，假装从不作假。
   ————哈维尔


   中共十八大之后，新上任的七常委首度集体活动，是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有趣的是，七人都着便装，五人为深色夹克，着西服的刘云山和王岐山则未打领带，大概是故意营造出某种轻松自如的气氛。

   所谓“复兴之路”的展览，其实是共产党党史的展览，教育人民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对中共的“博物馆造假学”深有研究的香港学者洪长泰指出，民主国家的博物馆是让观众体悟到公民社会的内在价值，继而肯定现代民主国家的意义；而在中共的博物馆内，“展品依照共产党的历史来分期，加上毛泽东的神圣语录和精心挑选的战场场面，编制共产党必胜的神话，它的目的是要为政治服务，展品只是单方面宣扬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此种展览，当然不会有“土改”、“反右”、“大饥荒”、 “文革”、“六四”等中共祸国殃民的斑斑劣迹。

   七常委当然不会愚蠢到真心相信这些他们编造出来的谎言，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只是说给愚夫愚妇听的。习近平多次谈及他的志向、信心和梦想，但他跟人民显然是“同床异梦”。习近平的心态是—— “管你信不信，反正我要这样说。”

   习近平引用毛诗之玄机

   习近平在其亮相演讲中，以一番似乎“平实”的讲话让无数人赞不绝口、继续下跪，其演技不亚于谢幕的温影帝。而在国博的这次讲话中，他两次引用毛泽东的诗词——“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个重要的细节却被人们忽略了。

   温家宝喜欢引用古诗，习近平一上台就引用毛诗，可见习近平的文化素质比温家宝还不如。习近平引用毛诗，既是出于本能的脱口而出——他就是在那个人人阅读毛选、朗诵毛诗的时代长大的，深受那个时代革命文化氛围的熏陶，而且他并非杨小凯那样勤于和敢于独立思考的知青，故而毛在其心目中是不容置疑的红太阳。习近平引用毛诗，又是“以诗言志”——虽然习家在毛泽东时代吃尽苦头，但习近平不会主动清算毛泽东的罪恶。因为一旦否定了毛泽东，共产党的统治根基就会动摇乃至崩塌。这一点，邓小平心知肚明，当年在讨论“历史决议”的时候，阻止了胡耀邦等人“将毛泽东的错误说透”的努力。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落下终身残疾，邓私下里对毛未尝不恨之入骨，可是为了大家都能继续在同一口锅中吃饭，邓最终还是“以大局为重”。

   邓如此，习当然也不会贸然“出轨”。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建政之后最早被整肃的一批高级干部。习仲勋、高岗、刘志丹等“老陕北”的干部，始终不被毛泽东所信任，刘志丹死于来自背后的暗枪，高岗以“反党阴谋家”之身自杀身亡，习仲勋在被关押、折磨十多年之后终于幸存下来，却已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受父亲的连累，习近平在少年时代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苦难并没有成为他皈依民主价值的精神动力。

   十八大前，不少天真乐观派认为，中共将启动去毛化，甚至迁移毛尸，改变毛主席纪念堂的用途，并由此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然而，十八大上全体与会者为毛等中共“元勋”默哀，显示毛依然是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根基。

   而习近平继位之后的几次讲话毛不离口，则明确表示中共将继续走在毛的专制独裁之路上。习近平强调毛时代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由此可见，习近平及其同僚，每个人都是在毛时代度过青春时代、完成基本教育的，让他们“脱毛”，无异于坐在椅子上把自己抬起来。

   习近平不是胸无大志的小人，他的志向是向伟大领袖学习，成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一代强人。他在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特意向普京致意，就是欣赏普京身上 “新沙皇”的一面。习近平的智力、手腕和魄力都远逊于普京，但他内心深处的“强人梦”却与普京如出一辙。他成不了开国之君，却有志成为中兴之主。

   所以，今日之中共，依然是毛党；今日自中国，依然是毛国。习近平的大国梦，是毛泽东的大国梦的延续。

   如果不政改，黄土难变金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习近平来到河北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视察。这个村是一个特困村，村里六百零八口人有四百二十八人为贫困人口。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他用具有鲜明的“习氏特色”的语言对群众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习近平的讲话比胡锦涛生动活泼，官媒对此大肆吹捧，但习近平真的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可以带领百姓完成“点土成金”的丰功伟业吗？这个村庄离北京只有三百公里，却有三分之二的村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与繁华喧嚣的北京宛如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有人如此形容中国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准的天壤之别：城市像欧美，农村像非洲。

   习近平曾经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多少知道一点基层的疾苦。所谓“革命老区”，就是当年帮助共产党打下天下的那些穷山恶水的地区。在共产党统治六十多年之后，这些“革命老区”的民众却仍然挣扎在生存线之下。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纯朴的老区人民是否为当年选择共产党感到后悔？那么，新官上任的习近平如何带领民众脱贫致富？他祭出的法宝是“只要有信心”。所谓“信心”，就是要求老百姓对共产党迷信和盲从。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虚幻的“信心”，使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中，超过三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他们在凄惨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对共产党仍然有信心，认为毛主席一定会来救他们。殊不知，这是人祸而非天灾。也正是因为这种愚蠢的“信心”，使得“八九”民运当中，学生和市民好心好意给党和政府提出反腐意见，帮助“清君侧”。结果，邓小平出动野战军屠杀手无寸铁的民众，酿成血流成河的“六四”惨案。屡次受骗，人民对共产党的“信心”，还能持续到几时呢？

   “信心”不可能让天上掉下馅饼来。如果不推动政改，黄土永远是黄土，黄土不可能变成黄金。骆驼湾村的四百二十八名贫困人口，其贫困的真正根源，不在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也不在于他们不够勤劳，而在于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用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贫困。共产党依靠农民革命起家并夺取天下，最对不起的恰恰是农民。共产党折腾了半个多世纪，炮制出城乡二元制，农民成为二等公民。

   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的钥匙，不是像毛泽东在“大跃进”中那样煽动农民对海市蜃楼般的“黄金世界”保持信心，而是切实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将土地所有权、自由迁移权和乡村自治权归还农民。中国人民不需要习近平大刀阔斧地干出多少惊天动地的好事来，只需要他和他的党不要继续奴役大家就好了。

   习近平苦口婆心地劝说人民相信他的“发展梦”，但对这个杀鸡取卵的“发展梦”，就连他的导师孙立平都不愿接受，孙立平痛心疾首地指出：“社会生态的破坏使得人与人之间充满敌意和怨恨，这个社会中已经很少看到人对人的友爱和关怀，更多的是戒备甚至互相攻击。对人类价值的摧毁已经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没有寄托，没有理想，甚至没有对正常人性和正常生活的想象。”可惜，习近平置若罔闻。

   为何没有一个挺身救党的真男儿？

   近期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信仰的味道》的文章。说的是一九二零年，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全文的学者陈望道，在翻译这篇马列经典时，母亲为之准备了一碟红糖和粽子，还在外面问他红糖够不够，他说：“够甜，够甜的了。”母亲收拾碟子时发现他没有蘸红糖，蘸的是墨汁。《人民日报》评论员感叹说：“这就是信仰的味道！”

   这篇评论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现在的共产党最缺的就是信仰的力量。就连以正人君子自居的温家宝，也被《纽约时报》揭露原来是窃国大盗。当年，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带着老妈参观他的全是高级跑车的车库，跟老妈显摆。小户人家出身的老妈悄悄在他耳边说：“儿子呀，这些车确实很漂亮，但万一布尔什维克又来了怎么办？”今天共产党高官个个都像勃列日涅夫富可敌国，不过他们的老妈比勃列日涅夫的老妈聪明。共产党官员十有八九都是 “裸官”，早已将赃款和家人转移海外，即便真正的无产者跑来“共产”也不怕。

   很多良知未泯的中共老人，直到晚年才幡然醒悟，有所谓“两头真”之说：早年加入共产党干革命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晚年黄粱梦醒、反戈一击也是出于真诚的信仰。不过，早年的选择，固然有可能是“真”的，但“真”并不意味着“善”，那些向希特勒致敬的德国百姓也是真诚的，真诚却走向了邪恶。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不过他很快发现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原来是个魔鬼。于是，他淡出革命队伍，成了“脱党分子”。中共建政后，虽然凭藉着老资格和学问当上了复旦大学校长，可“文革” 中也难逃皮肉之苦。幸好年轻时候练过武功，这才死里逃生。

   其实，即便是真正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不仅不是救人的良药，反倒是害国的毒药。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在全球范围内的实践，造成了数以亿计的生命的毁灭。从苏联、东欧到中国、柬埔寨，无不如此。

   有意思的是，陈望道当年自费翻译马列经典，如今的红朝设置了一个庞大的衙门承担此种工程，即中央编译局。前编译局长名为衣俊卿，名字有几分梨园或青楼的味道，堪比梅兰芳。副部级的衣局长有一群粉丝，名为“洗衣粉”，甚至为之设置了一个“衣俊卿吧”。女弟子们形容衣老师“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还有很多帖子称其为“衣帅”。

“衣帅”不是绣花枕头，学问也确实了得。据说写入十八大报告里的“三个自信”（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就是这位他在耗资几十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里挖掘出来的。本来衣俊卿已被习总看中，要高升为御前掌笔使，百密一疏，却被一个哀怨的女弟子贴在网上的一篇情色小说毁了锦绣前程。

   从陈望道到衣俊卿，就是一场共产党人世纪“变脸”的大戏。难怪习近平在总结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历史时，感叹说两千万苏共党员中没有一个真男儿。习近平的话似乎是抛砖引玉——衣俊卿之流当然不是真男儿，但是，将女儿送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习近平本人难道就是真男儿了？

   “中国梦”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习近平上台后频频提出华而不实的“中国梦”并宣布将这个“习氏话语”载入党史。二零一三年三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提出“中国梦”，并阐述了中国梦的内容，“以二零一零年为基础，到了二零二零年实现国内生产毛额翻一番，完成小康社会，在本世纪中叶成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梦不可谓不大，跟希特勒当年千年帝国的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习近平穿上了这件皇帝的新衣，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呼风唤雨，不亦说乎。

   皇帝的新衣，自然有人来揭穿。居住在江西南昌的网名“红衣大叔”的李磊，立即写了一首名为《中国梦》的歌曲，自己演唱，自己录制，MTV在网络上发布之后，瞬间便有数十万人点击，进而遭到封锁和删除。李磊的歌词有两段是这样唱的：

   中国梦不是独裁的梦，中国梦不是专政的梦，中国梦不是“屏蔽”的梦，中国梦不是贪官的梦。中国梦是人民的梦，中国梦是民主的梦，中国梦是宪政的梦，中国梦是民富的梦。

   中国梦不是权贵的梦，中国梦不是黑帮的梦，中国梦不是“审查”的梦，中国梦不是“强拆”的梦。中国梦是选举的梦，中国梦是自由的梦。

   李磊说：“现在官方在炒作‘中国梦’这个概念，灌输官方意识形态，我们就是要表达跟他们不同的理念。我是本着这个目的创作这首歌曲的。网友都说一针见血，每一个字都高度概括出民主人士心目中的‘中国梦’，所以引起网民强烈共鸣，大家觉得把他们的心声唱出来了。”既然习近平认为大伙都认同他提出的“中国梦”，那么当局为什么不敢让两种截然不同的“中国梦”互相竞争，甚至让专业歌唱家彭丽媛与业余歌手“红衣大叔”在央视的黄金时段来一场世纪PK呢？号称“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的习近平，为什么偏偏没有这样的自信呢？

   习近平心里当然知道，纵然“国母”拥有天籁之音，但那“打江山、坐江山”的陈腐不堪的歌词，亦会让“国母”不战而败。于是，他们一方面重重封锁，一方面强力洗脑，甚至赤裸裸地使用“植入”这个词汇。中国官媒报道，二零一三年四月八日，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座谈会”，前中宣部部长、现任中共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表示：“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道出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感召力；中国梦升华了党的执政理念，是当今中国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要把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融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之中，融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之中，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刘云山服侍新主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但人的大脑不是电脑，不可以随意植入一个芯片。

   习近平、刘云山之流根本不会启动政改。只要刘晓波还在狱中，只要“六四”未获正名，只要报禁和党禁不开，政改就是画饼充饥、水月镜花。而拖延和拒绝政改，习近平的结局便是与他的党一起玉石俱焚、万劫不复。习近平的地位比他当过副总理的父亲习仲勋高，施政空间也更大。如果习近平毅然开启政改，不再是“习禁评”，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可能超过乃父。然而，习近平有这样的胸襟和志向吗？我对他不抱期望，我期望的目标，正如刘晓波所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



   余杰：谎言的制造者和谎言的对抗者——索尔孟《谎言帝国》
   作者: 余杰

   索尔孟是法国当代重量级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法国少有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学者。他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博士，长期任职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曾创办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出版社，参与创建非政府组织“国际抗饥饿行动组织”并任主席。他出版过《美国保守革命》、《自由解决》、《我们时代真正的思想家》、《印度制造》、《美国制造》、《伊斯兰制造》等二十多种着述，可谓着作等身；同时，他还活跃于政界，曾任法国全国人权谘询委员，法国外交部长顾问、法国总理顾问及韩国总统全球政策顾问等要职，对政府政策的制订发挥重要作用。
   当法国左翼和右翼政府都向中国一边倒，媒体、知识界和汉学界向中共政权抛媚眼、唱讚歌，忽视中国的政治及人权问题的时候，索尔孟不相信中国已经实现了“大国崛起”，遂亲自访问中国，花了一整年时间，实地走访都市和乡村，将亲眼目睹的一切写成《谎言帝国》一书，将中国真实的一面呈现给被蒙在鼓里的世人观看。本书揭露了中国成长神话的背后，潜藏的民不聊生的惨状。中共靠压榨人民来壮大自己，它当然拒绝变革与进步的建议.索尔孟更是倾听那些追求自由的反抗者的心声，藉此书让他们畅所欲言，告诉世人真正改变中国的力量究竟在何方。
   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有钱，中国人却如此贫穷？
   索尔孟到中国访问，与官方的接触均由法国驻华使馆出面安排。中国方面深知索尔孟在法国一言九鼎的定位，故而盛情款待、竭力笼络.若干高级官员与之会见，并有盛宴款待。索尔孟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一样，是一位观察家式的作家，其足迹遍佈世界各地，当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即便如此，他仍然为中国官方的排场和挥霍浪费所震惊——他们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当然不会心疼。由此，他开始思考这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中国非常有钱，中国人却如此贫穷？谁从中国的经济成长获利？
   索尔孟的答案是：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部分人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人、军方代表、权贵家族的成员等。索尔孟指出，西方政治学家对中国存在许多幻想，比如期待中国大约有两亿人的中坚力量——中产阶级——会要求民主改革。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索尔孟发现，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并且和握有政治权力的人具有亲戚或顾客关系，他们并不是西方意义上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致富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不会要求社会变革，反倒支持共产党垄断权力，用一句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
   一般的西方游客只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的“国际化大都市”走马观花地看一圈，对中国的印象肯定相当良好，觉得中国繁荣昌盛、万事无忧.索尔孟却把更多时间花在对农村的探究上，那些偏远、封闭、贫穷、凋敝的乡村，可能从来没有接待过一个西方人，更不用说顶级的西方知识分子了。索尔孟与农夫农妇在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里促膝而谈，他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输家实际上是农民。尽管共产党宣佈对乡村地区减免赋税，但农村的悲惨情况依然，留守在老家的老人和孩子只能寄望离乡背井打工的青壮年。索尔孟写道：“中国乡村成为毫无希望的地方，即使在其他包括印度在内的贫穷国家也不多见。”
   在从事爱滋病救援工作的志愿者带领下，索尔孟乘坐破烂的牛车，躲避安全人员的监控，进入河南省的贫困村庄.在那里，他看到爱滋病吞噬全村人性命的惨状，如同阎连科的小说《丁庄梦》中阴暗而绝望的描述。村民之所以患上爱滋病，是因为贫穷迫使他们靠卖血为生，而抽血时使用的针头居然没有经过基本的消毒处理。地方政府拼命掩盖爱滋病氾滥的真相，中央政府则假装不知道。享受到经济发展好处的城市居民，一般不会前往乡间察看，或是完全不在乎那些“乡下人”的生死存亡，仿佛他们不是自己的同胞，而是生活在另一世界的“贱民”。敢於说出真相的医生如高耀洁，在当局残酷的迫害之下，不得不以八旬高龄流亡美国。而在爱滋病氾滥高峰期担任河南省省长和省委书记的，正是如今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如果在西方，李克强会因渎职罪被免职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在中国，他却能“带病提升”，并顺利当上中央政府首脑——中国官员只在乎在中央有没有靠山，而对治下民众的福祉漠不关心。
   索尔孟注意到由一胎化政策所引起的种种人口、经济、社会效应，给中国带来史无前例而难以测量的风险.他在农村接触到许多因违背一胎化政策而被拆除房屋乃至妇女被强迫结紮的事例。这既是政治和经济的问题，更是人权的问题.索尔孟写道：“在一胎化政策下，高龄父母被迫自食其力；长期而言，面对人口老化与劳工减少，中国经济该如何调整？没有人能够预测，但这是很让人担忧的。”面对潮水般的批评，中国政府仍然拒绝改变这一“基本国策”。
   那么，中共由此能获得永久的稳定吗？索尔孟为共产党的未来感到捉摸不定。他指出，共产党无法代表中国社会，重要干部完全没有农民、工人、妇女，中共已经和人民脱节，媒体只能反映党的意志。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实行的共产专制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结合，并不是一种可持久的模式。他反问道：“宁可不公，也不愿动荡不安：这也可以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写照。但这样能够持续多久呢？”如果说“救党”需要付出“亡国”的代价，人们会答应吗？
   向那些不害怕大象的蝼蚁喝彩
   《谎言帝国》的法文原版书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波兰语、日语、韩语、英文和中文，在各国引起许多意见及论战。为何会引起如此多的汹涌波涛？索尔孟指出：“肇因我所描述的中国，其真实悲惨的现状与中国共产党所声称的成功政绩清单，对比过於强烈所致。”他藉此书在台湾出版中文版的机会，与读者分享北京高层对本书之准官方回应态度。中共高层透过私下管道向他表示，该书所描述的一切，“虽属正确，但并非正面”。说得更坦白些，中共看过书之后坦承，他在该书所描述的中国经济困境、医卫贫乏及道德沦丧等窘境，正确无误.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居然不信任共产党有解决以上问题的能力！”此即为何本书无法被北京视为“正面”之因。索尔孟说：“我的确不信任中共有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因为中共根本就是制造问题的本源！”中共追求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人民过幸福日子，而是如何让党永远执政。每天发生在抗暴行动，中共不是以民主化回应，而是以更大的武力、军队压制。中国的人权活动者们面临着空前的打压，但这个群体如同压伤的芦苇般不折断。索尔孟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就是希望将那些中国被迫害的人权捍卫者的故事展示在世界的面前。

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为军事专著作序 称人才重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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