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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透露中共应有四千万名线人/严家祺:伦敦会见方励之/王沪宁复旦同窗:海外民运的试验确实失败了
發佈時間: 5/21/2013 6:33:33 PM 被閲覽數: 76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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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透露中共应有四千万名线人

 
 
来源:
 
 

前“八九学运”领袖之一的封从德透露,中共有派线人到他身边“做工作”,而根据前东德和中国官员的说法推算,中共应有四千万名线人,只要派千分之一进入异 议人士圈子,便已把大家搞得神经兮兮,并引起外界反感。官方新华网2010年2月报导,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长透露,该县3%是线人。封从德按此比例推算, 中共应有四千万线人。

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派员渗透国民党,甚至派员当上将领副官,是国民党最终败走的原因之一。曾在“八九学运”期间当 选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绝食团及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在今天(20日)于香港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增订版中透露,中共曾派员 到他身边或逼他身边的人做线人的“工作”,部份人还向他承认了。

他把这种渗透称为民运与执政者在资源和信息两方面的不对称,即执政者轻易以庞大资源渗透反对组织,清楚掌握对方动向,甚至影响对方行动。这些渗透人士或早已放置在组织内的人,“毫无顾虑,表现得比谁都积极,自然就成为组织骨干”,甚至支配组织的方向。

封 从德指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并非学运最初站出来的同学,而是中途在一次代表性及程序皆有问题的选举上,忽然现身,却能以最高票当选北大筹委会召集人, 随后就拚命阻拦四二七大游行”。学生很后期才知道,孔是中共党员,且是官方学生会主席。封不敢断定孔庆东是否线人,但质疑孔为何可在“六四”后未受牵连, 且能留在北京教中学,“积极参与组党”,许多与他一起组党的人被判刑五至十七年,但孔不仅无事,后来还能成为北大教授。

他又不具名地转述前 东德国安头子的说话指,前东德异议圈中60%都领当局的津贴。另外,官方新华网2010年2月报导,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长透露,该县3%是线人。封从德指 出,内蒙官员的数字是线人在平民中的比例,这已是东德的三倍,而中国异议圈的线人比例应不会低于东德。按此推算,中共应有四千万线人,派千分之一混入异议 圈也有四万人,“活跃的异议人士才多少人?”

封从德总结,“当局就是要将异议人士搞得神经兮兮,难辨真伪就无法相互信任,甚至疑神疑鬼大抓特务,造成外界的反感”,达到当局的目的。而即使事隔二十余年,这种渗透恐怕还是存在。这令他“心中默然,惨惨然,戚戚然”。

封从德亦在书中反思学运不足处,归纳经验指出,民间组织或反对派必须着重和懂得民主程序,这可有效地整合纷乱的众人能量,遏止个人利用媒体凌驾组织之上,使运动稳扎稳打,形成能与当局谈判的有效力量。他更指出,懂得开会是民权革命的起步知识。

此外,就是务虚与务实须齐头并进,“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他说,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无法走远;没有实践的理论则是空谈。“八九学运”困境之一是,人力物力虽多,智力却极度匮乏。

其 次是要好好利用媒体。封从德指出,媒体的选择性报导虽与实情出现差距,但如果没有媒体,八九年的牺牲会像中共专制史上其他几千万牺牲者一样,默默无闻,影 响不大。故此,日后若有类似运动,反对派组织应好好利用媒体以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而不是被个别人士用来凌驾于组织之上。

面对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封从德评价“八九学运”的匮乏可作参考:缺乏历史知识与政治常识;缺乏纲领、计划与方略;以及缺乏事先的训练与组织。而后者亦是欠缺纲领、计划与方略之必然结果。

 
 
 
 

 

严家祺:伦敦会见方励之

 

 

 

2013-05-19


一个人往往一、两件事就可以成为他的“标记”。爱因斯坦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他一生的“标记”还是相对论。“六四”後,方励之夫妇躲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时间长达一年,这成了方励之的“标记”,这一“标记”使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受到忽视。我在《自然变戏法》一文中谈到,“文革”结束後,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方励之竟然一次次跑到社会科学院来谈“天文学的哲学问题”,我当时就对他说,天文学是科学,没有什么哲学问题,到我们这里来是浪费时间。

方励之一九五八年到中国科技大学当助教,我在第二年进入科大当学生。我是放弃自然科学,希望把政治与科学相结合起来,从事政治科学研究,而方励之是直接投身政治。在方励之心目中,政治的重要性在科学之上。 方励之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把政治和科学的位置在心目中倒了过来。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科学家,他的政治活动,主要是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方励之进入北京美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是李洁明(James R. Lilley)。九十年代初,我与一位军事问题专家赵晓薇在华盛顿会见过李洁明。老布什与李洁明经历相同,老布什在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後来成了美国总统,而李洁明也加入过中央情报局和任美国驻北京大使,遇到方励之,就从此断了他总统之路。李洁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方励之时说, “六四”後一天,“方励之夫妇紧张地窝在使馆官邸里又黑又暗的一间储藏室,并且是躲在里面一片行李箱墙之后, 初尝此后十三个月的幽居生活滋味。” 他们怕“中方冲进美国大使馆,架走方励之”,因而用尽各种办法保护方励之。他们也制定了“必要时得把方励之夫妇偷运出大使馆”的多种计划。但“方励之抵达伦敦之后,这位我们辛苦保护的人,开始接受NBC新闻采访,方竟然抨击美国在人权议题上有双重标准,对苏联严格要求,却对中国轻轻饶过!” 李洁明说:“我可不能原谅他竟然这样突然勇敢地抨击辛苦解救了他的布什政府。”

在方励之离开中国四十余天後,一九九0年八月十日,我与高皋乘火车从巴黎到达伦敦。第二天,在剑桥大学会见了方励之、李淑娴夫妇。方励之办公室不大,一面全是窗,透过窗子,可以看到校园草地上放牧的马儿在来回走动。这次会见,是《中国时报》记者江素惠安排我们“对话”。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源头,就是方励之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对方励之说,一九八九年中国民主运动之船是方励之启动的,“你是第一推动力”,我们都踏上了你这艘船。现在,海外民运组织,山头很多,需要联合。海外民运这艘船也出了漏洞,必须修补後才能向前行驶。只有你方励之有能力整合海外民运。大家在船上,现在你方励之不能置之不顾,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方励之的回答是,他不愿被称为“民运分子”,他要成为活跃的人权分子,他将继续呼吁释放大陆的政治犯。他要独立思考、独立行动,暂不介入任何组织。在江素惠结束采访并离开後,我留下来与方励之继续谈话,我希望方励之接替我担任 “民主中国阵线” 下一届主席,我告诉他,在自由选举中,他当选没有问题。方励之坚决不同意,他说,管惟炎可以做“民阵”下届主席候选人。

八月十五日,因为管惟炎到了伦敦,我与万润南、陈一谘一同去伦敦会见管惟炎和方励之。管惟炎是一位超导专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在中国最早倡导并进行强磁场超导材料与超导磁体的研制,合作研制出多种性能达世界先进水平的超导材料,他在低温和超导理论上也有重大贡献。一九八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那次合肥学潮时,他与方励之分别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副校长。方励之因推动学潮而被开除党籍、撤去副校长职务。管惟炎虽然没有推动学潮,也糊里糊涂地被撤去了校长职务。

当时的情况是,万润南想竞选下一届“民阵”主席,陈一谘坚决反对,而陈一谘自己又不出来竞选。我在出任“民阵”第一届主席时,就表示不连任。如果方励之与万润南担任主席、副主席,我觉得可以平衡陈一谘对万润南的意见。我们三人到伦敦与方励之谈话时,管惟炎还没有到场。方励之说,管惟炎民主素养好,在中国有影响,没有被通缉,如果中国形势发生变化,管惟炎最适宜与北京对话,所以让管惟炎担任“民阵”主席最合适。陈一谘表示赞成。我请万润南表态,万润南说,要听听管惟炎本人意见後再说。从这时开始,陈一谘与万润南就当着方励之面开始争吵。陈一谘说,他反对万润南出任“民阵”主席,万润南过去一年担任“民阵”秘书长期间,独断专行。如果万润南竞选“民阵”主席,他就要在大会上把万润南的问题一件件讲出来。万润南说,你要讲现在就可以讲。陈一谘就开始一一列举万润南的问题,越说越激动,声称如果万润南任主席,“民阵”三分之二的人都会退出。万润南就陈一谘提出的问题一一做解释。我一言不发,方励之没有诧异表情,安静地听着。我们四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管惟炎来了。

管惟炎听了方励之要他出任“民阵”主席的话後说,他马上要到德国一科研机构工作三个月,那是早安排好的,而且他的家属在国内,他担任主席,耽心对他们有不好结果。我与陈一谘说,这两个问题都好办,只要管惟炎答应下来,具体问题不难解决。管惟炎没有说话。这时方励之说:“我了解老管,他不做声,就是同意了。”

管惟炎轻轻说了一句:“我是太不行。” 方励之大声说:“行了!”

我听得十分清楚的是,管惟炎不是说“不太行”,而是说“太不行”。管惟炎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是一位信任方励之、顺着方励之的人。

万润南说要留下来与管惟炎“长谈”,在我们离开方励之办公室时,陈一谘以警告口吻对万润南说:“你应该顾全大局。现在,你如果退一步就柳暗花明,如果进一步就会山穷水尽。” 我在《首脑论》一书中,探讨了政治“小圈子”争夺权力的斗争。我发现,“民阵”这样一个海外政治组织,竟然也有这么严重的权力争夺问题。当没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裁判者”时,在权力争夺时,只要一个人“心理”上处于“弱势”,怕另一个人,失败就注定了。 陈一谘对万润南毫不客气、咄咄逼人,但万润南并不怕陈一谘,而且没有把他看在眼里。万润南在一九九0年九月,与朱嘉明两人竞选“民阵”主席,万润南取得了胜利。

告别方励之、管惟炎,我与陈一谘连夜从伦敦回巴黎。晚上十时乘上火车,我只是确信去加莱方向就会到巴黎,几经换车,竟到了英国南部海边黑斯廷斯。晚上火车没有人查票,陈一谘随着我一次一次换车,到巴黎已是第二天上午九时了,多乘了整整四个小时。

方励之和管惟炎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学社”待过很短时间,後来,管惟炎到台湾清华大学任教,又兼任美国的“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主席。方励之到亚利桑那大学任天体物理学教授,兼任纽约“中国人权”主席。 这两个基金会,规模很大。“中国人权”设在纽约帝国大厦。前一个在一九九二年因在廖大文问题上的分歧而分崩离析,彻底瓦解。後一个因刘青问题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方励之退出了这个基金会。

方励之长期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到达退休年龄後,他没有搬家,他得的病是“亚利桑那山谷热”,此病由一种菌类引起。在炎热天气下,有时会冷得全身发抖,有时发烧,严重咳嗽,全身无力,严重时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关节处浮肿。全身的皮肤上出现水痘样红斑。他留在亚利桑那大学附近,主要时间还是用在天体物理学上。在美国期间,方励之主要投身于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使他退休後也不愿离开亚利桑那,这也许是他患上“亚利桑那山谷热”的原因。

方励之一生可以划分为两阶段,一九八九年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是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大峡谷”。在中国期间,他是一位科学家,但热衷于政治。方励之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正是由于他的行动,成了一九八六年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情况下,因邓小平听信薄一波、邓力群,加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增刊》之类“内参”大大夸大了第一次学生运动的严重性,致使邓小平废黜了他一手提拔的总书记胡耀邦。一九八九年,方励之又成了天安门学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李鹏、陈希同的恶意挑拨和传言蒙蔽了邓小平头脑,致使邓小平又一次废黜了新任不久的总书记赵紫阳。方励之离开美国大使馆到国外後,他关注中国人权问题,他对天体物理学的投入远远地在中国政治以上,科学压倒了方励之的政治。最後因献身于科学,他的肺,一点一点地被“亚利桑那山谷热”细菌吞噬了。

香港《苹果日报》2013-5-19
 
 
 
王沪宁复旦同窗:
 
海外民运的试验确实失败了
 
 
 
2013-05-21 08:09:11  明镜网 
 
 
  从2013年2月中旬开始,一篇题为“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的致习近平的万字公开信不胫而走。开始是在朋友圈中的电子邮件传递,随后出现在论坛、博客、电子刊物,《内幕》杂志15期全文刊登……用这个标题在网上检索,谷歌显示出来20万条,最奇的是,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百度上光篇目就足足有72页。点开任何一条,在原文之后都是几十甚至成百条跟帖。

  人们纷纷打听:“这个作者——冯胜平是何方神圣?”

  而冯胜平本人也有一个疑问:这篇上书涉及问题这麽敏感,在国内各网站上却大摇大摆地流传,“怎麽网管视而不见,都不删除呢?”

  “出土文物”

  社会上对“冯胜平”这个名字不熟悉,并不奇怪。30年来,他只写了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20多年前写过一两篇文章,一搁笔就是20来年,直到2011年秋天,才应《新史记》杂志之约,写了一篇评价孙中山的短文。这篇文章让冯胜平打开了话匣子,他多年积攒的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感想,就滔滔而出一发不可收,2012年,他写了一篇《党国·军国·民国》,发在《明镜月刊》,也是在网络上到处传抄。难怪有人说他也是一件“出土文物”!

 



冯胜平与同窗王沪宁合影,1986年摄于上海复旦校园。

  1954年出生于重庆的冯胜平,在第七军医大学的大院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七军医大是军级单位,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冯胜平14岁时,七军医大从重庆调防到上海,他跟着从事医务工作的父母,又在上海过了14年。

  “文革”过后恢复高考,冯胜平跨进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读了四年——与当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是同窗。毕业后,他被公派(自费)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居然在这里读了八年——先拿到mpa硕士,又读了政治学硕士,学完博士的全部课程,通过了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试和博士论文提纲的答辩。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文革的政治迫害——忏悔与反思”。“六四”爆发,论文就停下来了。他的人生道路完全变了一个方向。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正在发生剧变,各种消息都传到了普林斯顿古色古香的校园。中国大陆的精英来了一批又一批,其中有很多中共元老将帅的子女,更有后来声名斐然的诸多改革精英。冯胜平与他们高度关注中国每一点变化的迹象,为中国的前景通宵达旦地讨论。

  冯胜平并非许多读者所以爲的“名不见经传”。来到美国之后,他无可避免地深深捲入了海外民运。“杨小凯到普林斯顿来读书,通过他,我与中国民联的许多人就认识了——我算不上‘民运先驱’,但是我确实很早,大概是在1985、86年吧,就参加了活动。”

  那时海外只有一个民运组织,就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中国民联),冯胜平成了这个声势最大时在全球拥有数千上万成员的组织的七名常委之一,甚至一度被酝酿着要推上主席的位置。他成了一个“职业革命家”,尽管从民运没有拿到一分钱,但是凭着对中国命运的一腔关切,他全身心地投入民运,废寝忘食,奔走唿号。英文报刊刊发他的大幅照片和报导,他在cnn电视屏幕上露面畅谈,被美国政坛上诸多政要和智库重量级学者约见……

  “六四”枪响,中国的民主事业受到重挫,海外民运在引领所有华人一道五内俱焚地愤怒抗议之后,也逐渐陷于低潮。而这时的冯胜平,家中添了男丁,赚钱养家成爲当务之急。于是他从1991年起到华尔街工作,当了十年经纪人。2001年9月1日离开华尔街,转行到当时热火朝天的房地产,做得颇爲成功。

  生计已彻底解决,又无须朝九晚五,冯胜平大量的时间,除了读书,就是会友。他什麽人都接触交往,不管左派右派,在朝在野;他也什麽书都读,博闻强记,各种理论观点和史实例证信手拈来——这在他致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海外民运的试验确实失败了

  《明镜月刊》记者问冯胜平:你爲什麽参加民运,又爲什麽淡出民运?你今天上书的思想,与民运经历有什麽联系?

  冯胜平应声而答:之所以参加民运,还是受了共产党的运动文化的影响——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熟悉中共搞的一个个政治运动,当时我误认为,中国的民主可以通过民主运动来实现。

  之所以离开民运,首要原因是谋生的压力。其次,也是在民运中打滚几年,感觉这个思路错了。

  冯胜平承认,这么些年来自己的思想确实变化不小。他怀着感激之情说,自己有两位良师益友:余英时与芦笛。他写博士论文时,请余英时与另外两个教授做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虽然后来没有写完论文,但与余英时有了很多来往。2006年之后,冯胜平认识了旅居英国的独立学者芦笛。“前者教会了我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后者教给我逆向思维,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

  在他们影响下,冯胜平领悟到,民主是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是运动出来的,不是斗争争得的。用共产党的运动方式、用斗争哲学去争取民主,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斗争离共产党越近。

  不过——冯胜平澄清说——民运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中共。“我与王炳章第一次见面,谈了四个小时,就是‘反革命’——反对革命。我认为,革命产生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我在我的毕业论文中已经写过这句话:如果说权力使人腐败的话,革命则使人堕落。我的意思是,权力使享有权力的人腐败,革命使追求权力的人堕落。中国民联最早的参入者,几乎没有要推翻中共的,我们的诉求只是要在中国推行民主。丁楚有一篇文章:‘支持改革,超越改革’,这是当时的主调。”

  变得激进,是在1989年,中共“六四”屠杀之后。冯胜平回忆,大家肝胆俱裂,我在cnn上甚至讲:鉴于昨天发生的事,以前我们所期望的事情(和平民主转型),已经不再可能了。对这样一个政权,我们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结束它,如果可能的话,和平结束;如果必要的话,就暴力结束!

  冯胜平反思说,民主力量转爲激进,当然有中共顽固、暴虐的原因,但中共在很多时候也表现为妥协,但是中国人的“斗争哲学”,致使只要中共一妥协,反对派马上“得寸进尺”,你退一步,我就进一步——就像毛泽东说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终究无法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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