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纪念日临近，新一轮舆论风波再起。虽然“六四”相关词汇还是中共当局的重点监控对象，中国大陆新浪、腾讯等微博平台继续严密屏蔽，但各种说法和平反的唿声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从港媒和西方媒体流出来。好比在应验一个亘古不变的箴言——越是敏感的，越是吸引人的，也越传播得快。
最新两个比较刺激眼球的说法，一是来自于前“六四”学运领袖封从德，一是来自于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曾在“六四”期间当选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绝食团及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在20日出版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增订版中透露，中共曾派员到他身边或逼他身边的人做线人“工作”，部分人还向他承认了。此外，封从德还以“内蒙古开鲁县公安局长3%是线人”为由头，推算出中共应有4,000万线人。
4,000万线人，刺激眼球的数字，加上能充分表达中共暗度陈仓的“线人”举措，自然很快引来了西方媒体的疯传。早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动用武力清场的行为令中共形象跌入谷底，国际形象大为受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稍有关乎中共专制的风吹草动，便会很快掀起一阵旋风。每一次，“六四”都会被提及，被推至前台。
中共当局对“六四”闭口不谈，封从德可以尽情发挥。这还不够，封从德还揭开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的老底。按照封从德的说法，孔庆东“并非学运最初站出来的同学，而是中途在一次代表性及程序皆有问题的选举上，忽然现身，却能以最高票当选北大筹委会召集人，随后就拼命阻拦四二七大游行”。学生到后期才知道，孔庆东是中共党员，且是官方学生会主席。封不敢断定孔庆东是否线人，但质疑孔为何在“六四”后未受牵连，且能留在北京教中学，“积极参与组党”，许多与他一起组党的人被判刑五至十七年，但孔庆东不仅无事，后来还能成为北大教授。这下，曾经被孔和尚以“港狗论”侮辱的香港民众，总算可以挺直腰杆口水与唾沫齐飞了。
另外一个数字，出自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之口。鲍彤在一段已被运出境外的视频中直言，“六四”惨死人数高达2,000多人。同时还将愤怒的口水吐向了诟病不断的中共身上，“中共用武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是犯了‘反人类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不能一句‘平反’了之，不能由决策者自己改正自己。”
借此契机，这位政治秘书还不忘替“主子”赵紫阳喊冤。而被鲍彤形容为冤案的“冤”，包括了赵紫阳被污蔑向到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出卖”邓小平、被指暴露邓小平是出兵镇压学运的决策者的实情，以及其本人被指向天安门学生泄露“军队要戒严”的机密。
在当局的强力舆论管控下，民众已经练就了如何使用暗语，以及如何借零星消息读出中央意旨的本领 。前有大陆电影网现平反“六四”剧照的乌龙，后有央视剧目被指寓“六四”的揣测，再加上中共官媒集体在胡耀邦逝世24周年之际发出悼念之词，于是，新一波“六四有望平反”的民众期待，瞬间爆发并急速散播开来。
究竟是中共有意释放平反信号，还是从一开始就只是围观民众一厢情愿的想法？在各大门户网站的微博搜索栏中输入“胡耀邦”，得到的结果仍然是“依照政策规定不予显示”的温馨提示。新华网、人民网、《解放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等虽则先后以组图或长文表达对胡耀邦的纪念之意，但面对与胡耀邦捆绑出现的“六四”问题，众媒体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如《中国新闻周刊》长文提到了“六四”民运人士王丹、方励之等，但通篇却并未直言“六四”之如何，绕道而行的意向昭然若揭。所以，从解禁和悼念胡耀邦的事实出发，并不能天然地推出“平反六四”的结论。
至于封从德及鲍彤之言，只不过是信息饥渴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六四”纪念日临近，海外民意声音如期而至；另一方面，发声者也在借“六四”之际狂揽眼球和民意，这也是为何封从德会在五月底推出新着增订版的原因。总结一句话：各取所需，“六四”只是个屡试不爽的幌子。
围绕中共在“六四”问题上会否态度转向的讨论，早在异见人士方励之去世时就曾掀起一阵热烈讨论。彼时，正当大陆媒体集体噤声之际，《环球时报》首开“绿灯”，针对方励之逝世牵出的敏感问题进行评说。此举被外界冠之以“难得的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中共或将转变在“六四”问题上一贯立场态度的广泛讨论。时隔一年之久，相关讨论还在继续，被寄予厚望的既定立场和态度却还如铁板一块。
一波三折。好比中央定调“六四”时的数次变化，即从反革命暴乱、动乱，到最后的严重政治风波。不过，距离“六四”周年纪念日仅剩半月时间，不仅惯于在此事上发声的西方媒体热情骤减，更遑论中国国内的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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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民主大学肩负启蒙任务意义深远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在89民运中诞生的“天安门民主大学”，6月3日开学不到24小时，便在“六四”镇压中被迫停课撤离天安门广场。近24年后的今天，“天安门民主大学”将以网络大学的形式复校，校址设于美国旧金山，并成立了由方正、张伯笠、封从德、熊焱、葛洵五人组成的复校筹备组。四十多位海内外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复校宣言。在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期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为发起人之一。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CK日前通过越洋电话访问了鲍彤先生。鲍彤表示：他愿意报名读“天安门民主大学”初级班。他认为目前在中国，民主启蒙可能比民主实践更重要。他相信“天安门民主大学”一定能够办好，超过现在名声很大的“孔子学院”。
记者：鲍彤先生，旧金山这边正在筹备恢复“天安门民主大学”，这个大学经历了24年，又以原来的名称复校，您的评价怎么样？
鲍彤：我很高兴。作为国内发起人之一，恢复这个大学，我感到荣幸。我应该报名参加这个学校的初级班，从第一课开始学起。我觉得在中国进行民主启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能比民主实践更重要，启蒙才有实践。当然并不是说启蒙可以代替实践，但在今天中国大陆，谈民主的实践，恐怕在相当程度善是一种奢望，但进行民主的启蒙，这是迫切的、现实的要求。我觉得我就需要民主启蒙，因此如果这个学校恢复的话，我很愿意成为这个学校初级班一年级的学生，尽管我八十多岁了。
记者：您认为这个学校办起来之后，应该坚持怎么样的办学原则呢？
鲍彤：我想办学原则本身应该体现民主。对民主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完全一致的，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民主本身是在争论、讨论、实践、修改当中不断的有所充实、有所完善、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因此我希望能够把各种关于民主的学说，跟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实践民主的经验教训，广泛搜集起来，向大家尽可能做客观的介绍，供大家进一步思考，这个对学生的启蒙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不希望有一个权威，在一个问题、一个观点上做权威的解释，我希望能够有争论。我希望绝对不要学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学风，就是只准一张嘴巴讲话的学风。我希望学习民主、传播民主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过程。
记者：海外的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二十多年来，他们的活动大多数是抗议或者写批判文章，现在已经开始从事民主教育工作，您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鲍彤：我们天天在进步。我们昨天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昨天还没有做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就是行动的积累、过程的积累，也是认识的积累。我希望这一件好事能够认认真真的坚持下去。我看到有些事情有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没有坚持的过程，往往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始终坚持，我相信有这个可能，因为民主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坚持的过程，本身是不断提出问题来，需要讨论问题、需要研究问题、需要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本身一个进行式，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跟着这个发展过程来坚持下去。我希望我们这个学校能够办得好，超过名声很大的、组织很强的那个什么“孔子学院”，能够在推动中国有实质性的进步方面做出努力，做出贡献。
在采访将要结束时，记者问鲍彤先生对“天安门民主大学”复校还有什么要说的，鲍彤嘱咐记者：一定要代他向复校筹备组的五位成员致意，向同为复校发起人的89年“天安门民主大学”名誉校长严家祺先生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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