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左起）高新、周舵、刘晓波、侯德健四人在天安门广场为声援民主运动发起绝食，并于6月2日发布《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6月2日16时至6月5日16时），被称为“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当年的“天安门广场四君子”，65岁的周舵是现在唯一仍可在内地较自由发表政见的人。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身陷囹圄；逃亡至美国的高新成为政治传记作家；音乐人侯德健2006年起定居北京，2011年获准登台演出，曾接受传媒访问称，不愿再触及政治，有意在内地开拓音乐事业。
周舵称，自己转型后，“中共安全部特务”之类骂声铺天盖地，他甚至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自己目前处境。他用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终结局的惋惜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政治家最高境界并不是做道德完人和圣贤，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对于周舵的这番妥协，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理解得来有点悲哀”。
主动提妥协 换讲学发表自由
香港《明报》报道，2011年初，周舵计划办一场小型读书会，特地选在2月，以避开3月的全国“两会”，但仍受到公安阻挠，警车甚至堵在他家门口。愤怒之余，周舵开始逐渐思考转型。随后，他找到分管的公安，主动提出“妥协条件”：还给他公民自由，允许他自由讲学和发表文章，他则承诺不再“惹麻烦”，“什么叫麻烦，由你们定义”。周舵说，这个决定代价很大，但他也明白，“如果坚持公开要求‘平反六四’，其他的就什么都做不了”。
此后，周舵的“敏感身份”逐渐洗白，可以出席小型讲座、在网上发文。去年十八大后，他更取得了护照，会客的限制也愈来愈少。
政改建议送达中共核心
随着政见渐变温和，来采访周舵的记者愈来愈少。但凭借自己的人脉，周舵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宪政民主发展路线的建议，据说已循不同管道送达习李班子的核心圈。周舵常把文章印好交给一名相熟的“红二代”女士，由她转交给儿时好友习近平。最近，又有一名“很有实力”的商界朋友告知，他就周舵的政改建议与“最高决策层”谈了两个小时，据说高层人士对建议未表反对。
近两年，周舵的政论文章已可在内地网站发表，网民不用“翻墙”就能读到。他也开通了新浪微博“@舵爷第一”，谈论政改的方案，甚至批判马克思主义，至今未被禁言或封号。周舵表示，在内地发文必须用“温和的、建设性的方式”去写，开始时很不习惯，内心也很煎熬，“但能把对社会进步有推动的话发表出来，让社会听到，这本身是一种技巧，一种本事”。
周舵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回国后创办了援助农村贫困教师的“烛光工程”，他说：“如果有一天真竞选了，共产党能说他们办好了福利民生，老百姓自然会问你，你又做了什么？”
招投降骂名 称忍辱负重
身为八九民运的旗帜性人物之一，周舵的转型也招来了不少骂名，尤其是一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人指他是“中共安全部特务”。而“六四”后冒起的一批民主斗士，也纷纷指他太过软弱，认为他已“投降”。周舵用“忍辱负重”来形容目前自己的处境。但同时，他也发现，一批内地原学运成员中相当多人也受他影响，转走改良路线。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仅仅以是否正确来决定做不做一件事，而要考虑成本与收益。”
对于周舵的妥协，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不能说感到失望，只是“理解得来有点悲哀”，对周希望在国内有多些空间做点事表示理解，但同时悲哀中国人在国内要回避敏感议题来换取言论空间。但李卓人指出，“妥协未必能换到一个空间”，希望周明白中共能随时变脸，“到时可能连宪政改革都无得讲”，又认为香港没言论限制，毋须不说平反六四，认为应代周“做尽点”，才能为周换取言论自由。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则坦言有点失望，他明白身处内地的朋友处境有困难，但认为周舵对1989年六四发生的事、是非曲直相当清楚，应了解官方有否需要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