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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这个问题邵建没有搞清楚。
本来，“只有宪政才能反专制，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是宪政”这个论断无疑是无比正确的。可是，邵建在和令狐冲等几位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时，把宪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了，说什么民主共和使宪政推迟了一世纪。当然，他这里所说的宪政，是“君主立宪”的宪政。既然是“君主立宪”，当然就与“民主共和”对立起来了。但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不是“君主立宪”，而是“民主宪政”。其实，宪政本来就是“民主”的，在“君主”的前提下，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宪政”。在废除“君主”，建立“民主”的时代，在那些“保皇党”看来，“君主立宪”还不失为一种“策略”，一种主张，或者一种别无选择的政治出路，一种没有出路的出路。可是到了现在，君主这种专制魔头儿早已被人民埋葬了多年，埋进了万丈深渊，可以说是永不得翻身了，难道我们还要借尸还魂，重塑君主，犹如泰山，重新压在我们的头上吗？
事实上，“君主”和“民主”是对立的，“专政”（也就是专制）和“宪政”是对立的。君主必然专政，民主必然宪政。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君主立宪”，或者说“君主立宪”根本就实现不了。这也就是大清王朝想通过“君主立宪”以求自救落得惨败的根本原因。你看至今世界上有哪个成功的国家是“君主立宪”的？都是“虚君共和”！注意，是“虚君”，不是“君主”！！一个国家，如果真的是君也在做主，民也在做主，那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国家一定是动荡不安，混乱不堪。
看得出来，邵建先生要的是“君主立宪”的宪政，是不要民主，不要共和的宪政。他好像特别仇视民主，仇视共和，或者说特别抵制民主，抵制共和。我不知道邵建先生他心目中的宪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宪政，究竟有些什么实质内容？但他明确表达的是不要民主，不要共和。很显然，民主、共和是支撑宪政的两条腿，缺了这两条腿，宪政怎么站立得起来？我们应该明白，民主、共和是宪政题中的应有之义。有人说，宪政就是限政。粗略地讲，是这样。可是，不同的“宪政”在“限政”的方法和程度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君主立宪”的宪政，它虽也主张限制部分“君权”，让渡部分“民权”，但这种让渡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让渡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权利，就是这点儿可怜的权利还没有保障，因为“主权”还在“君”手里，他一不高兴了，想收回去就收回去，想收多少回去就收多少回去，而且往往还让老百姓得不偿失，而专制往往更加变本加厉。没有办法，他还是“君主”呀，他是可以为民做主的。君主，他仍然可以主宰一切，主宰天下。而“虚君共和”就不一样了，“君主”把主权让给民了，成了“民主”。君从此就不管“政事”了，于国家，君，他就像国王头上的皇冠一样，只具有象征意义和观赏意义。一切国家大事都“由民做主”选出来的责任内阁负责。而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也就是美式宪政，就更简洁明了，清爽有致了。因为它连象征意义的“君”都不要了。君？什么君？民选出来的总统就是“君”。也就是说，从“君权神授”变成了“君权民授”。而这种选举是在民主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则下完成的。所以，什么是宪政？宪政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就是依据民主宪法，多党竞选 ，轮流执政。而宪法就是保证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等精神和原则得到贯彻实施的根本大法，是所有政治行为，社会管理行为和人们生活的基本准则；是其它一切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母法。
梁启超为什么失败了，因为他是保皇党，始终想要保住大清王朝，保住腐朽没落的贝勒爷，保住骄奢淫逸，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王公大臣。为什么当时向往真理、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对孙中山先生趋之若鹜，因为真理在孙中山一边。
按照那些对共产专制情有独钟的先生们的意见，把“君主立宪”搬过来，就是“党主立宪”。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立宪”。这种说法不仅多余，而且纯属莫名其妙，可以说不是在给民主宪政下圈套，就是中了共产专制的圈套。共产党一再说它现在实行的就是宪政，“立宪”工作早在1953年就完成了，82年还进行了修正呢。中共当局一直都是严格按它的“宪法”在办事，难道这还不是“宪政”吗？是，这是“宪政”，是社会主义“宪政”，是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宪政”。对，共产党现在搞的就是“社会主义宪政”，那么，我要问问那些装模作样关心宪政的人，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就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宪政，是一个“党主”的宪政。请问你还要搞一个什么样的宪政？“党主”跟“君主”其实没什么区别，不过是把“皇帝”、“国王”之类的改成“主席”、“总书记”之类的罢了。
君主可以专制，民主也可以专制，这种说法表面看起来有些道理，但实际上没什么道理。是的，希特勒是典型的利用民主实施专制的，可是希特勒的专制注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德国已经实行民主宪政，希特勒他再凶，再暴戾，再专横跋扈，到时候都必须要选举，而且你再善于欺骗民意，参加选举都是有限制的，他不可能无限制的为非作歹。这就是宪政所谓的“限政”作用。不像专政制度，专政有制度性保障，可以一专几百年，专到天下苍生实在活不下去了，不得不反了，而且一反到底，而且是暴反，一个旧的专制才倒下。可是，旧的专制倒下了，正如那些反对民主革命的先生们说的，一个更大的专制却隆重地诞生了。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场革命建立了真正的民主，政府四年一选，四年一换届，政权掌握在谁手里，全凭公民手中的选票说话，还会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恶性循环吗？还会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吗？
“只有宪政才能反专制，它反专制不会迎来一个新的专制”，这种说法，如果是“君主立宪”或“党主立宪”，它当然不会迎来一个新的专制，因为旧的专制根本就没有结束。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正健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但如果是民主宪政，那这句话就说对了，简直对了。宪政，限政，怎样才能限政？也就是权力怎样才能受制约？那就是民主，而且是宪政民主。也就是由宪法赋予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公民当家作主的最佳途径和最佳方式就是选举政府，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地方行政长管，以及自己的民意代表——议员。只有这样，才能把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里。而我们的专制者也在鹦鹉学舌地高喊“把权力的老虎关进笼子里”。当然，他们这样说显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他们指的笼子，不是民主宪法的铁笼子，而是共产专制的草笼子。而草笼子怎么关得住老虎呢，关只猫都成问题。
不能用民主去反专制，等于不反专制。没有民主的宪政等于专政。
不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把老虎关进笼子里，就等于是想把老虎诓进笼子里，异想天开呀。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地用民主革命去反专制，但每一次革命胜利之后迎来的是更大的专制”，“面对北洋专制，1927年，国民党基本上完成了他们发动的革命，可是北洋专制消失了，历史迎来的是更可怕的一党专制——国民党专制。当然，这还是一个弱势的一党专制。当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邵建先生说的“历史走错了房间”。 历史为什么走错了房间呢？大体说来，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封建专制势力特别顽固，北洋军阀就是封建专制遗留下来的武装政治势力。二是革命不纯洁，仍然有打江山坐江山，改朝换代的种因。三是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我们不能因为历史走错了房间，就让它永远呆在那个错了的房间里。共产之害是共产之害，而共和之害就不是“共和”之害，恰恰是“不和”之害。北洋军阀时期，北洋军阀之间不和，北洋军阀与大清朝的遗老遗少不和，与国民党就更加不和，当然与四万万同胞同样不和；国民党时期，国民党同其它政党不和，国民党内部不和，国民党跟共产党就更不和；共产党时期，共产党跟其它政党就不是不和的问题了，而是不让其它政党活的问题了。共产党对其它政党要么赶尽杀绝，要么就把其它政党变成自己的一个支部，或者说得好听点叫“民主党派”。共产党内部严重不和，左派右派常常斗得昏天黑地，你死我活。由于共产党实行历史上最严厉的专制暴政，与人民的对立随时达到最激烈的高峰。目前的形势是每年翻身十多万起群体性事件，是清朝末年的成千上万倍，这是不是党和人民严重不和呢？胡锦涛的和谐社会就是基于此“社会严重不和”提出来的。邵先生，你说历史之所以走错房间，是不是“不和”造成的呀，该不是“共和”造成的吧。“共和始必以共产终”的“共和”不是真“共和”，是假“共和”。是北洋式的“共和”，是国共式的“共和”。
“保党立宪”以前我们也谈过，其实我们也同意共产党“保党立宪”，其实我们还巴不得共产党“保党立宪”呢，只不过“保党立宪”的前提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共和党”，也就是说，“立宪”要立“民主宪法”，立“民主宪政”，要取消党禁舆禁，要承认民主共和的原则。如果是社会主义宪政，那可不成，社会主义宪政只能让中国下地狱，让中国人民下地狱。
杜导正、陈小鲁、王长江在《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访谈里谈到：一个没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会阻止民主政治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我们现在的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一个不要民主的所谓宪政社会正是这样一个社会。
两世纪前，汉密尔顿怂恿华盛顿做国王都没有人支持，难不成现在还有人妄图唆使习近平当皇帝？不然不搞“民主宪政”，那要搞什么宪政呢？“党主立宪”早已是现制，只剩下“君主立宪”了。我看，那些热衷于“社会主义宪政”的先生们，只好让习近平黄袍加身，披上新龙袍，当上新皇帝了。
一个没有民主的宪政，就像一个没有睾丸的男人。
（2013/06/27 发表）
查建国对《公民宪政共识》的批评
2013年6月27日
查建国对《公民宪政共识》的批评(与环球时报争鸣之60)
刚看见博迅登出123名知识精英联署并公开征求签名的一篇“上书”。在这第一批签名中有不少我熟悉或虽未谋面但很敬仰的先辈、学者、朋友。但我仍要对此《公民宪政共识》提出如下批评意见,求教海内外诸友。
《公民宪政共识》(下均简称《共识》)讲“敦请执政党与政府尊重宪法精神”“执行宪法是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底线。”这里关键是如何认识“82宪法”。我多次指出“82宪法”虽有保障人权和具体公民应有的人权条例，但同时在其序言五处地方和条例第一条中明确而坚决地维护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这表明“82宪法“的立法宗旨的重大缺陷,结构中的重大矛盾。因此,“82宪法”不是宪政法律文本,不是共识底线,而是维权和专权镇压都可利用的工具，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恰是我们政改的目标,修宪的对象。
《共识》委屈而自我辨白地讲“有人说宪政就是反社会主义…”“理性温和的宪政主张则被构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里关键是何为“反党”？何为“反社会主义”？在我们身边现实中,在我们几十年话语境中,这“双反”是执政党针对反对派最锐利的武器,是要坐牢和杀人的罪名。“反党”的核心就是反“一党专制”,中朝古越式社会主义,列斯毛邓金氏社会主义其核心也是“一党专制”。“双反”恰是宪政之精髓。不反专制谈何宪政？自我表白能蒙住执政者对你放一马吗？
《共识》讲“我们正在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危机赛跑。”彼方大危机,此方大机遇,屁股决定大脑。这是害怕革命，害怕突变而寄民主转型主导权于专制者的政治幼稚病又一力作。五年了,《共识》没有超越《08宪章》。
5月我曾写过“查建国论民主转型中的政治幼稚病(与环球时报争鸣之54)”“环报公然否定宪政给我们上了一课(与环球时报争鸣之56)两文。此文作为上两文的补充和姐妹篇而列入与环球时报争鸣序列。
北京查建国 2013年6月27日 博讯 海内外华人联合签署《公民宪政共识》挺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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