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最大的危机：政治局内几乎没有盟友(图)

文章来源: 明镜网于 2013-06-29

　　另一场接受澳洲广播电台（Radio Australia）的访问中，布朗教授对李克强有更深刻的描述。当被问及李总理的挑战时，布朗说：“李克强须完成的任务浅显易见，首先是前任总理温家宝留下的目标：经济增长率7.5%；其次，李的施政纲领基本上不离十二五计画，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蓝图已设计好，意即能源环保和更高品质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是中国下个阶段的重要目标。”

　　布朗认为，李克强作为总理有两大优势，一者为政治经验，另一者为沟通能力。李具有主政贫穷省份如河南和辽宁的经历，也曾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省级领导，从处理人民日常生活问题得以培养坚韧不拔的做事方法；再者，李是非常善于沟通之人，演讲时有条不紊、风度翩翩，就亲民这方面来看，他不见得会逊于温家宝，这对于往后工作推展将有很大帮助。

　　然而面对李克强是否大胆改革的问题，布朗态度转趋保守，他说：“中国政治家几乎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他们毕生处于共产党体系中，忠心耿耿，觉得自己应优先服务于党，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不易理解的务实主义者，期待以务实为本的李克强和习近平于一夕之间引入快速、巨变的民主改革根本不合理──这不是任何一位中共政治家能办到的。当然，李克强一定很清楚社会中的法治和经济问题，例如增长遇到阻碍及巨大的贫富不均等皆是前朝遗毒，也许我们不会马上看见，不过一年或一年半以后，李克强才会展现较大胆的一面。”

　　习李之间的互动也常常被外界放大检视，对此布朗表示：“习近平和李克强自2007年就在政治局常委会一同工作，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重大裂痕存在，两人相处相对和谐，并且拿职务范围来说，习近平是党的总书记，李克强是国务院总理互不冲突，但不意味着天下就此太平，如果未来针对某个领域是否改革彼此出现歧见时，一些争端可能就此产生。值得注意的是，李克强是位非常强大的政治家，他之所以有今日地位不是仰赖家世背景，而是依据能力和工作经验，21世纪初期人们甚至预测李会成为第一领导人而非习近平，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低估其政治实力。”

　　承接的中国充满经济危机

　　无论李克强的能力有多强，接踵而至的经济挑战将是他最好试炼，《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香港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便从经济层面分析李总理的政策倾向。他首先提到，李克强身为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其论文与缩小城乡差距相关，加上就任总理的前几个月曾多次提到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将是未来重点，在在显示中国往发达国家迈进的野心。

　　虽然目标明确，但储百亮认为李克强所承接的中国充满经济危机，可能会使他分身乏术，无暇顾及城镇化，这些危机包含：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政府一系列抑制房价增长或帮助居民买房的举措均功败垂成）、积欠地方政府的债务以及国内消费者不捨得花钱等，尤其第三点更须格外关注，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已难以持续，如何鼓吹消费者花钱，或至少让他们有花钱的底气无疑是一大课题。

　　华盛顿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黄育川告诉记者：“我想有一些迹象表明新领导体会到这是一个全新中国，尽管市场经济和自由化已取得巨大成功，但也带来不少问题。”黄育川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中国业务局局长，对中国经济一直有深刻观察，“未来五年、十年和十五年中国亟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为不能再依赖出口，也不能为了扩大投资就任意扩大投资。”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留任在分析家眼中是新领导传达的沉重忧虑，周小川曾是中央委员会一员，今年65岁的他已届退休年龄，不过却如路透社和《南华早报》的预测般，周将暂时留任。中国欧盟商会（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前主席约尔格•伍德克（Joerg Wuttke）认为，这意味着高层领导尚未找到合适的继任者，或不相信其他人有能力应付潜在的金融危机，“他们需要有经验的老手，不轻易让周退休。”伍德克补充说。

　　不敢背负责任的“不黏锅”

　　每每有新政府上台时，人们不免充满期待，但中国是个没有自由选举的国家，且政治系统极度不透明又封闭，纵然抱持希望也得稍打折扣，如诺丁汉大学教授曾锐生（Steve Tsang）告诉《卫报》：“李克强在法治问题上表现的兴趣不大，而且整个政治生涯没有大胆推动变革的纪录，似乎对于官僚事务更娴熟，并努力让自己变成不黏锅。另一方面，李克强既出身于共产党便不可能摆脱党内利益团体，这些人控制所有机会和资源，我不认为他有想改变的意思，也不认为他会是一个好官，毕竟党和政府太腐败了。”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李克强一路走来平步青云，但最大的政治污点乃是刻意掩饰河南艾滋病疫情，令批评者对他大感不满，指称他是不敢背负责任的“不黏锅”。

　　接受半岛电视台（Aljazeera）采访时，北京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同样对李克强不看好，他说主要原因是，有鑑于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是江派人马，李在其中几乎没有盟友，如果他想发挥影响力，很大程度必然仰赖多年来的合作伙伴习近平，自然可能被习近平牵着走，习终究拥有显着的太子党背景，与党政军关系良好。

　　其他人则担忧李克强会步上温家宝后尘，以大部制改革为例，“我们仅能看见非常表面和粉饰太平的改变，李无法推行重大重组。”香港大学政治专家林和立（Willy Lam）对半岛电视台说。温家宝因倡议政治改革在党内被孤立，不受欢迎，在整个政治系统牢不可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前提下，李即使有改革思想又能走多远呢？

　　更负面点来看，李克强其实跟胡锦涛、温家宝或江泽民没什么两样。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沙伯力（Barry Sautman）指出，目前毫无迹象显示李克强会与过去领导人有所不同，其所作所为基本上仍沿着中共30年来设定好的路线，过多乐观和期盼显得不切实际。

王军退休后淡出中信系，摇身一变成资本巨鳄
2013年6月30日
    来源：明镜网
     　　
    王军曾跟部下交流过自己的“远大志向”：他说退休后要去中信国安高尔夫球场的草坪部当个草坪师，伺候草坪的人，相当于伺候头髮的理髮师，都是手艺人。他所领导的中信旗下有六块高尔夫球场。王军也多次说过到国安宾馆去当厨师长，或者就在内地找个小镇居住下来，什么都不做，空余时间上网、下围棋和打桥牌，最好能跟孙子孙女待在一起。
    　　
    对于外界而言，王军更多的时候被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他行事低调，“从不在语言上”显示出与他执掌的中信集团相匹配的鲜明姿态。很难露面的他，不愿直接接触媒体，甚至是“躲避”，他给人的感觉是深藏不露、说一不二。
    　　
    但是凡是与王军有过较深接触的人都认为，其实这个铁腕人物也不乏温情的一面。对于远离媒体，王军曾有过自己的解释，“因为我语言表达能力不好，经常辞不达意。当别人围着我时，我就远离一点”。
    　　
    2000年的那场北京国安队“足球风波”让人感觉到了王军的另一面。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李士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个时候，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界都指向我，认为我应该辞职，的确，作为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我应该承担球队三连败的责任。”
    　　
    但是，令李士林没想到的是，董事长王军却说：“只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才能走出低谷，国安前几场打得不好，这没什么不得了的，要说责任，应该由我承担，李士林很能干，他的公司经营很好，但这次连败可能给他带来很大压力，可为这个就提出辞职不值得，我也没有同意他的辞职要求。”
    　　
    王军的一些趣事也常常成为同事的笑谈。常振明对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常振明说：“王军精力过人，尤其到海外出差，会谈应该有十几个，见十几个单位，这样要连续两到三天。”他保持良好精神状态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饮食，他像小伙子一样胃口好，也像小伙子一样精力旺盛。一次在日本，东京新大谷酒店旁边的旅馆有一个小店，有烤鸡串，一串大概有四块鸡肉。王军大吃了50几串以后，店老闆告诉他说，这里的纪录是60串，如果你再吃两串到三串就可以打破这个店100年的纪录。后来，他接连吃到了72串，大大超过了纪录。
    　　
    退休后的王军，并没有如其表白的那样去做草坪师，或找个小镇安度晚年，而是在境外融到一笔为数可观的资金，开始另一次创业——就是前文提到的进军新疆，大举投资。
    　　
    2006年7月，65岁的王军正式从中信集团董事长位置上退休。因“中信系”在“保利系”有持股关系，王军此后仍担任保利香港董事局主席。同时，王还担任中信21世纪、金榜集团的董事局主席兼执行董事，同时担任香港建设副主席兼非执行董事，兼任中国通信服务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2007年10月16日，保利（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香港”）公告称，“王军因希望重新调整其本身业务而辞任董事会主席”。
    　　
    10月17日，《财经》杂志网络版说，王军辞任保利香港董事局主席，并逐步淡出和中信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专注于自己的投资业务。

    2007年8月，国务院国资委宣布由贺平担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保利集团目前是持股保利香港51.76％的第一大股东。
    　　
    “王军从中信退休后，一直在做房地产、股权投资等投资业务，逐步淡出和中信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中信集团在保利的投资也已逐步清理干净了。”中信集团一位人士说，他猜测，“此次王军辞任保利香港董事局主席，可能和避免关联交易有关，未来他将专注于自己的投资业务。”
    　　
    但王军是中国天然董事长。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天然是一家以香港国际金融市场为依託，以中国大陆为核心领域，以资源性项目为主要投资目标的公司。公司主要股东包括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旗下的保利香港，以及美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保盛丰（PEM Group，Private Equity Management Group）。
    　　
    中国天然以煤炭、金属矿山等资源性专案为投资重点，并扩展到电力、化工等相关上下游行业。公司三年规划显示：2006年至2007年在新疆投入逾10亿元收购和扩建三个煤炭生产基地；2008年后将在新疆投入20亿至30亿元进行煤化工和煤电专案投资；同时还在贵州、内蒙古等地进行黄金矿与金属矿的投资。
    　　
    华丽变身背后：官商通吃

    王军率中国天然在新疆大展身手，立即引起媒体的关注，也遭到专家和学者的怀疑和质问。
    　　
    师志凌在《从中信集团到中国天然：王军华丽变身的背后》一文中指出：
    　　
    【我们知道，王军在2006年退休之前，一直是国家干部，按他正常的收入匡算，我们可以推算出他的个人财富。在2006年时，王军宣布退休，但仅仅一年时间，他就以掌控数十亿钜资的豪富身份现身，变身之速，令人惊叹。
    　　
    那么，这家所谓的外资企业，到底王佔有多少股份，它真是外资企业还是中国大陆资本出口转内销？……笔者认为它的身上还是有权贵背景。他的投资目标是内地煤化工、煤电、银行、房地产等项目，这些行业都是内地普通企业所极难染指的。在新疆时，他受到当地政府高官的接见。
    　　
    什么是王军官场和商界通吃的秘诀？答案仍然是背景。作为王震次子和荣毅仁接班人中信集团第三任董事长，王军在中国官场人脉之深，非他人可比，难怪在退休后他再度闪电般现身，不过这次他代表的是西方垄断资本和国内权贵资本的利益，他理所当然要为它们谋利奔走。】
    　　
    《财经时报》报导称，“中国天然身为港资，却能控股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这是中国天然拓展计画中的悬疑之一。另外，该银行向新疆广汇集团出售近10％股份，后又向巴基斯坦哈比蔔银行转让近20％股份，中国天然如若控股，股份从何而来，也耐人寻味。”
    　　
    师志凌称，对王军本人没有太深的成见，只是有些思路隐约浮现，试图借此机会梳理一下：
    　　
    【按个人的理解，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后，中国渐渐走上权贵资本主义不归路，当年叶利钦在颠覆苏联后推行的私有化模式，在中国得到原版重演，继一切向钱看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分流后，除了少数垄断巨头得到熊猫般保护外，大批国有企业一夜间被廉价私有化。而那些得到特别保护的垄断巨头，笔者更愿意称其为特权垄断企业，是部级厅级权贵企业，显然地，说它们是国企非常勉强——它们的业绩经营是和国内民众无关的，真正能支配它们的，还是某些权贵集团。这些权贵垄断巨头，石油水电供电……在享受着国家保护和巨额利润的同时，不思自己的义务，不顾国内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准，一再凭藉垄断地位野蛮涨价，对国内民众实行层层盘剥。而其由国内民众而来的惊人利润，大多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在本集团内部分配，甚至如中石油，对西方资本太过慷慨地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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