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華人基督教界，梁燕城多少算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士。他于一九五一年出生于香港，獲得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教于加拿大維真神學院，並在加拿大創立“中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編輯出版中文學術文化季刊《文化中國》。在海外及中國國內的若幹神學、哲學的學術研討會及教會的布道會上，常常可以見到他的身影。

二零一二年三月，作爲中國“全國政協特邀委員”的梁燕城在北京出席被中國民衆稱爲“花瓶盛會”的政協會議。當時，藏人自焚前赴後繼，震驚國際社會。梁燕城在會議期間對媒體表示，藏人自焚是“消極恐怖主義”。這一言論被中共媒體當作“海外華人的代表性看法”而大範圍地報道和轉載。這種扭曲事實、罔顧公義的言論，堪稱梁燕城迄今爲止獻給中共政權的一張最大號的“投名狀”。



背叛信仰誠可悲，賣身爲奴不自知


日前，梁燕城出席在溫哥華召開的“習近平時代的改革展望”研討會，時事評論員劉淇昆就有關言論當場質問說：“梁先生可能注意到了，這一兩年連續有一百多位藏人自焚，其中以青年人爲主。這是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慘劇。面對人類曆史上這麽嚴重的慘劇，有一個狼心狗肺的人，汙蔑藏人自焚是‘間接的恐怖主義’。我想請梁先生評論一下這個狼心狗肺的言論。”

梁燕城回應時，再次強調了藏人自焚是恐怖主義的說法：“我看你說狼心狗肺大概是指我了。因爲我提過西藏的自焚是一種消極的恐怖主義。我曾經指出，自焚是不好的事情，宗教不容許自焚。我說是消極恐怖主義，就是不是殺其他人，是殺自己，是要達到政治目的。我的意見是說這樣子達不到目的。”

記者事後采訪劉淇昆，劉淇昆分析認爲，梁燕城的說法完全不通：“消極的恐怖主義，從詞義上講不通。恐怖主義是一種極端的暴力行爲，加上消極的形容詞，變成‘消極的極端行爲’，根本是不通。自焚是自殺的一種形式，是最慘烈，最痛苦的自殺，它一絲一毫都不傷害別人，怎麽扯得上是恐怖主義呢。梁燕城的本意其實想說，藏人自焚是間接的恐怖主義，或者是變相的恐怖主義，這種言論不但說明他毫無心肝，而且說明他水平的低下。”

劉淇昆說，就連中共的宣傳機器也不敢渲染藏人自焚是恐怖主義，它需要有人爲他粉飾遮羞，對藏人倒打一耙，而這樣的言論最好是來自海外。于是，“梁燕城這種狼心狗肺的言論就應運而生了，梁燕城是海外華僑，披著基督教牧師的外衣，又被捧爲藏學家。他的這種喪心病狂的汙蔑正是中共需要的。中國政府在國內廣泛宣傳梁燕城的藏人自焚是恐怖主義的謬論，借以欺騙蒙蔽廣大民衆。”

劉淇昆把梁燕城看簡單了，學富五車的梁燕城，水平並不低下。梁燕城之所以拿出“消極恐怖主義”這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來，決非一時失言，也不是文理不通，而是精心設計、通盤算計的結果。梁燕城當然不會奢望良知尚存的人們認同他的看法，他在意的只是中南海對此一幫閑言行的評估。在揣摩掌權者的心思意念這方面，梁燕城這位曾修習佛教、自稱開過“天眼”的學者，確實有一般人不具備的“第二視力”。

不過，這並不是梁燕城第一次爲北京背書。此前，梁燕城多次在香港媒體的專欄中辱罵李柱銘「羞辱中國」，嘲笑陳巧文才是「跳樑小醜」，攻擊黃毓民“心靈殘缺”。凡是中共不喜歡的民主派人士，都是其眼中釘、肉中刺。作爲海外華人基督教界的“代表人物”，梁燕城多次爲中共的宗教政策辯護，無視中國家庭教會受到嚴重打壓的事實。聖經中說，基督徒當“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梁燕城卻置聖經教導于不顧，選擇了一條博取榮華富貴的終南捷徑——“與劊子手同拿刀，與淫樂者同淫樂”。

對此，有一位中國的傳道人憤怒地指責說：“我曾聽過梁大牧師的傳道，對他吹捧中共統治下大陸人民有信仰自由表示憤慨，我問他：你在傳道時是不是有官方的人陪同？他說有，是宗教事務委員會的。我又問：你有接觸國內的自由基督教會嗎？他說沒有。我說：那麽，你一不能自由傳道，二又沒有接觸占全國基督徒三分之二的信徒，你有什麽根據說大陸人民有信仰自由呢？他無語了。”

梁燕城曾在文章中自诩“我一向都是單槍匹馬，笑傲江湖，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從不屬建制派中人，對中國亦是不卑不亢地對話，從沒有組織自己的支持群眾，去建立勢力”。一個早已被中共收入囊中的奴才，居然標榜“獨立”和“不卑不亢”，自欺欺人，無過于此。如果說政協委員還不是“建制派”，那麽何謂“建制派”？

二零零七年在美國費城舉行的“使者協會”差傳大會上，梁燕城亦是講員之一，我與他簡單交談過幾句。聽說我是四川人，他便得意洋洋地炫耀說，他被四川大學邀請去辦一個宗教研究所，有數百萬研究經費，還得到一套寬敞的房子。當時，我心裏就想，難道你就值這麽一點錢嗎？

在維基百科關于梁燕城的條目之下，有如此介紹：“自一九九七年開始，他先後被聘為中國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黃山文化書院客座教授及《尋根》雜誌通訊編委；被委任為加拿大國家團結委員、復旦大學、中山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蘭州大學和山東大學客座教授。”頭銜多得讓人眼花缭亂。再加上“海外特邀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可以享受尊榮的副部級待遇了。“城頭變幻大王旗”，一九八九年的時候慷慨激昂的梁燕城，會料到如今自己居然與屠夫一起歡宴嗎？



當年的梁燕城如何評論“六四”？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發生，身在香港的梁燕城憤怒地撰文譴責中共之暴行，宣布移民加拿大，與中共誓不兩立。我在一本由中國信徒布道會、中國福音會聯合出版的文集《基督教與近代民主發展》中，查到了梁燕城撰寫的文章。

這本由邱清萍、傅邦甯合編的文集中，收入了梁燕城的兩篇論文，可見當時梁燕城在海外華人基督教界是暢談民主自由、斥責專制獨裁的先鋒人物。梁燕城在文章中指出，中國有一個屠殺的傳統：“由于中國君主自我無限化，‘六四’屠殺事件便不足爲奇了。事實上中華民族自秦始皇起，這種‘六四’式屠殺，或是對民衆的迫害，便層出不窮，只不過‘六四’事件是在全世界記者衆目睽睽下進行而已。……回首中國古代的酷刑殘殺以及白色恐怖，再看今天發生之事件便知道其實是過往曆史的延展。由秦始皇到鄧小平，仍然無大改變。這個屠殺的傳統竟然成爲我們曆史文化的一部分；而我們背負著的是曆史的傷痕，是民族的苦難！”

梁燕城在文章中呼籲，中國人必須正視已經扭曲的民族文化，他試圖喚醒中國人沈睡的忏悔之心：“中華民族二千年來，在暴政中受了長期的災難，卻沒有一個痛心的忏悔，也沒有尋求徹底改革之道。……正因爲中國人的悔罪意識較弱，每當犯錯便千方百計搪塞狡辯，務求不影響面子，甚至爲了挽回面子而不擇手段，這也是‘六四’屠殺原因之一。”

同時，梁燕城從‘六四’屠殺期間奮起反抗暴政、救死扶傷的學生和市民身上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北京民運學生令到中國人團結起來，他們的死爲中國帶來了新的生命。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老百姓擡著公園的椅子，或用三輪車把傷者和死者送去醫院。又有一些人用自己的身體擋住坦克，不顧自身的安危去救人，把人類的互助幫助，互相愛護的精神表現出來。我們看見真正有人願意爲他人犧牲，流露人類的高貴品質，在地獄的黑暗裏顯現出了一線天國的亮光。……中國的希望是建基于中國人願意這樣犧牲，願意團結、互助，願意繼續這樣去追求真理。北京學生的死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他們的血沒有白流，因爲他們喚醒了我們中國人。”

人們能夠相信以上這些正義凜然的言論，與今日無恥之尤的“消極恐怖主義”的歪理邪說，竟然出自一人之口嗎？今日之梁燕城成了昔日之梁燕城針鋒相對的敵人。如果說昔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抛頭顱灑熱血的學生和市民是民族良心的代表，那麽今天用慘烈的自焚來爭取自由的藏人同樣讓人肅然起敬。否定今天的藏人，也就等于是與昔日天安門的學生和市民決裂。

梁燕城墮落的軌迹清清楚楚，梁燕城的變臉幾乎跟翻書一樣快。如果不是白紙黑字記載下了這些文字，今天的梁燕城一定會矢口否認當年他說過這些話。對于自己親手寫下的铿锵有力、義正詞嚴的文字，梁燕城一定後悔不已——誰能想到共産黨居然起死回生、大國崛起呢？

沒有悔過書，政協委員的證書豈能輕松到手。那麽，梁燕城是如何在北京當局面前“忏悔”的呢？共産黨一向注重“批評與自我批評”，梁燕城“浪子回頭”的“最佳表現”就是，辱罵自焚的藏人爲“消極恐怖主義”。這份厚禮，北京當然笑納之。于是，聘請梁燕城擔任客座教授的大學的名單，又將增加一長串。



潘霍華與穆勒：誰是梁燕城的榜樣？


對于梁燕城的“認祖歸宗”，一位曾受過其影響、將其講座的錄音帶放滿箱子的年輕傳道人Peter Koo，寫了一篇題爲《從「梁燕城稱藏人自焚是消極恐佈主義」思想到「潘霍華的追隨基督」》的文章，對他曾經尊重的恩師梁燕城提出了尖銳的質問：當將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時候，不知道梁博士如何「評價」潘霍華的行動？同樣面對著政權，不知道梁博士會否將潘霍華的行動為「積極恐佈主義」？潘霍華在做什麼？他在行恐佈主義（行刺一國之君還不是恐佈主義？他不是以「殺人」的手段來達到「政治」的目的嗎）？還是他在實踐信仰？

當年，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之後，潘霍華被蓋世太保逮捕入獄。在獄中，潘霍華寫了許多信件、詩文，死後輯成《獄中書簡》一書，如今成為極具價值的基督教經典著作。潘霍華不屑表面的信仰、無意義的宗教架構和抽象的神學語言；這些對於在戰場和集中營的殺戮和混亂中哀嚎的百姓，是空洞沒有生命的答案。他也抨擊在亂世裡，教會只在意維持其神職人員的權益、本身地位的鞏固，表現出來的，只是服事自己，而逃避個人責任。潘霍華痛陳：「對於那些在耶穌基督裡最軟弱、最無防衛能力的弟兄姐妹之死，教會有罪了。」

潘霍華在納粹暴政下的處境，跟今日在中共暴政下的基督徒頗爲相似。Peter Koo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不用多言，潘霍華的行動是對教會和神職人員的控訴，他所面對的，其實並不是一個恐佈政權，而是當時並沒有追隨基督，以致「不成教會」的教會。他所行的，並不是恐佈主義，而是要去喚醒那些靈裏已死的心靈。”最後，他反問說：“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我們所言所行，是否又是「恐佈主義」？當靈性已死的人成為領導教會的「神職人員」時，就真是「恐佈」了！”

對于左右逢源和中西通吃的、“不是基督徒的基督徒”的梁燕城來說，他希望用靈魂從中共那裏換到什麽呢？全國政協委員的頭銜，似乎還不能滿足他日漸膨脹的胃口。難道他還想當中共禦用教會“三自會”的主席嗎？或者是垂涎于金陵神學院院長的位置？對于真正的基督徒來說，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驕傲，不過是一杯越喝越渴的水，梁燕城卻沈溺其中，完全不知道自己竟然是在飲鸩止渴。在梁燕城的眼中，潘霍華顯然是一個螳臂擋車、不自量力的傻瓜，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是如此。梁燕城要效法的榜樣，是另外一個曾經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成功的基督徒”——希特勒的禦用大主教穆勒。

希特勒上台之後，計劃進一步將西方社會非基督教化，並且用一種新的、更爲真實的雅利安至上論取而代之。在希特勒看來，基督教所倡導的博愛、謙虛、慈善和誠實等品質是婦人之仁，是弱者的道德，是“西方病入膏肓的信號”。德國曆史學家克勞斯•費舍爾在《納粹德國》一書中引用了希特勒的秘書馬丁•鮑曼的名言，“只有十足的傻瓜才會站在講壇上向老婦人布道”，他明目張膽地說，基督教與國家社會主義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納粹認爲，除非基督教服務于第三帝國，否則它沒有存在的價值。

于是，作爲希特勒的“新教教會事務顧問”和納粹的“思想巫師”的路德維希•穆勒，奉命將德國的教會統一成一個“積極的基督教”，一個服從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的雅利安人的教會。一九三三年九月，穆勒當選爲德國的“國家主教”。剛一當選，他就發布命令，所有的神職人員必須是雅利安血統，並宣稱“耶稣是雅利安人的耶稣”。他還公開支持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由于擔心被盟軍逮捕並公開審判，穆勒在柏林自殺，追隨他的主子希特勒去了。

人固有一死，潘霍華的死如明光照耀，穆勒的死卻不若一只臭蟲。過于聰明的梁燕城，偏偏選擇後者的道路，他的舌頭是敞開的墳墓，地獄的烈火正在等候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