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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高法院前部分访民挺薄熙来/视频
博讯2013年8月27日

审判长：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站起来。

被告人：好。

审判长：被告人薄熙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3款的规定，在法庭上你有最后陈述的权利，现在你可以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谢谢法庭，首先我想讲王立军叛逃在中外形成了恶劣的影响，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影响上的损失，我在这个过程中严重误判，我深感愧疚，但是我没有滥用职权之心。我自知我是很不完善的人，我主观主义，脾气暴躁，我有严重的过失和错误。我深感治家无方，给国家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我诚恳地接受组织的审查，也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对我有关贪腐的指控是不实的，王立军叛逃在美国领事馆滞留一天影响恶劣，之前我不该情绪失控打了他一耳光，实在是很粗暴的。但我决没有想掩盖11·15案件，没有企图造假搞虚假证明。

被告人：我绝没有逼走王立军的意思，一个巴掌能打出一个叛国者？现在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他给谷开来私下写的被我收走的信里面，说到暗恋开来、情感纠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恐怕也是他叛逃的重要原因。徐明对我儿子留学的资助，我失察少教，难辞其咎，我有责任，作为父亲，子不教父之过，我对他受助的机票、住宿等等不知情。徐明和谷开来尼斯房产的事，我现在也不知晓，我对该房产概不知情。与我有关的关于尼斯房产的证据，只是说“十年前有一次偶然我回家碰到徐明、谷开来，谷开来只是给我提起了几句，我当时只是点了头微笑了几下”，其实对这个情节我没有印象。对于工程款一事，实际上这个事情我早巳在脑子里也没有印象，上级机关早巳明确500万元的工程款是拨给大连市政府，在此前一年我已经到省府上班，且王正刚也两次明确告诉他该工程的请款去找李某某，我认为此款的运行过程我已经讲清楚了，此款我没有直接的管辖权，怎么可能既不询问又无嘱咐，还当着王正刚在电话里毫无避讳地明确要贪占此款，不符合常识，王正刚说当着我听到了电话，而谷开来的证实和他不相同。唐肖林3次送钱的事，子虚乌有，十年前他就是个投机倒卖、假话连篇的人，我不想对他的证言再作评论。过去16个月，办案部门工作人员对我的生活是照顾的，谈话文明，多数同志有素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压力的。

被告人：我得知此事在劫难逃，所以我内心有软弱的时候。我现在深陷牢狱之灾，百感交集，也只剩余生。我也想对谷开来说，我最近听别人说你收了很多钱，的确是不应该的，但我也听说，你收的钱里边大部分是合法的。

我只想强调起诉书对我贪腐的指控，是严重失实的。我没有管好家人和下属，我有大过，对不起党和群众。王立军叛逃有责，但不是我逼走他的。这次审判历时五天，让控辩双方都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还有微博传送了信息，表明了中央搞清事实、追求公正的决心，也使我对中国司法的未来又增添了信心。在看守所，我的医疗饮食都好，表明山东人厚道，没有落井下石。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对于绝大多数办案人员，我认为是有素质的，办案是文明的，我在此予以肯定。谢谢！

审判长：（征求其他合议庭成员意见后）本次法庭审理结束。合议庭将在休庭后依法评议，择期宣告判决。请法警把被告人带出法庭。现在休庭。（敲法槌）

书记员：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

书记员：请公诉人、辩护人退庭。

书记员：请旁听人员退庭。(Modified on 2013/8/27) (博讯

分析薄熙来案有5个不同寻常之处这是司法进步吗？

文章来源: 文汇报于 2013-08-25

济南中级法院关于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三项罪名的公开审理已进入第四天。此次济南中院全程公开审理有其价值，可称之为局部实体中尊重程序的价值。

财新网刊载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的文章指出，薄熙来被查处前的地位，很容易让人想起33年前的1980年那场关于所谓「林、江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但是，刚刚「文革」结束的中国，百废待兴，万事从简，司法亦无例外。

与「林、江」案相比，迄今为止的薄案在开庭之后的审理程序上自有其不同寻常之处：

全程公开。这是自1978年后中国逐渐恢复较为正常司法之后，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中，在庭审程序上公开程度最高的刑案审理，济南中院公布的无论视频还是庭审记录都相当及时，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未经删改。在已经公开的庭审记录中，并没有删除薄熙来翻供过程中的敏感内容，对涉及中纪委是否存在诱供或逼供问题，也毫无避讳，这说明在上传庭审记录准确可信。

庭辩有序。从目前公开的较为完整的材料看，法庭秩序井然，薄熙来的自辩亦非猥琐胡言，而是有尊严的抗辩，许多内容的表述甚至让人觉得"入情入理"，既有对调查到的事实的尊重，也有基于自身正当利益的维护，公诉人没有对被告人进行有损人格的非法律性指控，辩护人亦就证据质证，双方都没有在法律之外横生枝节。

主要证人出庭率较高。有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迄今为止的司法，证人出庭率普遍地低于5%，而大量地方法院的证人出庭率甚至低到1%以下，如此令人震惊的证人低出庭率自然无法保证司法的程序公正，由此也无法保证司法的实体公正。薄案迄今，除了书证、证人证言、音频视频证据，相继出庭的重要证人有徐明、王正刚、王立军，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多的证人会出庭，与一般案件相比，这样的证人出庭率已是可圈可点。

司法管辖正常。一审终结后，如果被告人不服判决，还可以上诉，如果上诉后还不服，只要符合法律程序要求还可以走申诉渠道，至少法律程序上如此，而不会像「林、江」案那样一审终审。

关注薄案的人很少人会认为这不是一起政治事件，但是政治问题应当尽可能法律化才有可能公正解决。托克维尔就说过，在美国任何政治问题最终都会变成法律问题。薄案从立案侦查到目前为止的审理，仍是中国法治化长途中的一程，但这一进步值得嘉许。

薄案审理公开的意义，各方在肯定之余也有批评，主要是对薄的彻查有更高期许。但从薄案庭审记录公开之后的社会舆论反应看，此案有较好的程序示范效应，这是足以引起人们重视、甚至引发人们对更多问题联想的审判实例。比如，由于有过如此公开的庭审材料，人们或许会对其他的案件有类似甚至相同的期待，尤其是对涉及高官的案件有更为强烈的公开期待;而无论是被告人当庭翻供，还是可以有尊严地面对指控，是法治理想的目标之一，除了公权部门不应该羞辱涉案被告人的人格，被告人们自己也应有这样的意识;保持较高的证人出庭率是保证案件公正审理的重要条件之一，等。

法治的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与33年相比，显然这场审判更为精緻，更注重程序的细节，无论罪名、庭审状态，都更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这场以国家之力举办的优秀庭审，会在程序正义的普法方面获得其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