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范似棟撰写的、介紹中國異議運動史的《老虎》第一冊現在網上銷售。全書有幾十幅珍貴歷史照片。
    
     該書精彩之處：
     喬石舅舅早年的故事
     七六年宮廷政變的真相
     王申酉和王造時案子新說
     七十年代後期中共中央的鬥爭
     七十年代末上海人民廣場異議運動記實        
     鄧小平對誤會的誤會
     最大的異議組織「上海青年經濟學會」
     被警方投入精神病院的第一個異議人士
     解放軍內部的革命恐怖組織
    
    
    
    
    《亞洲週刊》(廿一卷第一期 第56頁)有以下評論：
    本書以第一手真實資料介紹文革後廣闊的社會背景之下的異議運動，它不為人知的發生原因，錯綜複雜的發展過程及結局。書中涉及當代幾乎所有歷史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
    人物資料豐富翔實、分析嚴謹、考據細緻，立論中肯，這是中國一代異議人士的集體創作和心血結晶。
    
    可直接寄支票至出版社郵購。郵購價：美金27元(包含郵費)
    支票上寫出版社名稱：Poisonous Spiders Press
    出版社地址：
    228 164th AVE SE
    BELLEVUE WA98008
    USA
    
    Paypal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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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都市日報》: 《老虎》 春秋筆法 湮沒歷史變鮮活

 

 

 

華盛頓州的中文報紙《西華報》2月9日报道

「本地作者范似棟先生長篇歷史《老虎》簡介」 作者：南希採訪

一本取名為《老虎》（第一冊）的新書，最近在大西雅圖上市，引起公眾注意和社會反
響。
《亞洲週刊》 在今年發刊的第一期中，評論「此書以第一手真實資料，介紹文革後廣
闊的社會背景之下的異議運動，及它不為人知的發生原因，錯綜複雜的發展過程及結
局。書中涉及當代幾乎所有歷史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資料豐富翔實、分析嚴謹、考據
細緻，立論中肯，這是中國一代異議人士的集體創作和苦心瀝血的結晶。」
這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非官方出版的當代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它以全新的面貌，顛
覆了官編歷史。此書的作者范似棟先生，目前是本地表爾威市的居民。
范先生九七年從香港來美定居。在這之前，他曾是文革後上海財經學院的學生。八十年
代初，因涉及某件與美國政府有關的政治案件，被捕入獄十多年。他是上海異議人士中
判刑最重的一個，此案是中國政府歷來最諱莫如深的政治案件之一。由於他長期伏案奮
筆，很少參與社區活動，所以在本地知道他的人不是很多。
一九九五年范先生從上海到香港，在等待聯合國安排他到美國的這段期間，在街頭他時
常看到遊行隊伍，人們舉著標語牌或旗子，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一些獄中的異議人士。雖
然香港人早上在匆匆看報的時候，不忘瀏覽大陸新聞；雖然他們在支持中國異議運動的
募款箱前，會投下五百元大票毫不吝嗇；雖然他們中的名嘴名筆，常常在報紙上發表一
些針對北京當局的議論；雖然他們曾參加一年一度的維園燭光晚會，扯著嗓子跟著別人
喊口號，並對上街遊行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和支持。可是他們對中國政府在處理異議人士
，以及這些人士的背景及事情的來龍去脈似乎並不清楚。
但那些異議人士是范先生了解或熟悉的，其中某些人實際上是中共警方特務，或異議運
動的變節份子。因此范先生有了一種近似悲哀的想法，他感到那些可敬且富有同情心的
香港遊行者，他們上街遊行是受了傳媒報導的影響，但媒體對事實情況的了解並不全面
，有時甚至是錯誤的。
這激發了范先生的責任感和民族情，他決心要把中國異議運動的真實歷史寫出來，要把
中國政治的真實面目揭露出來。要讓香港人知道，要讓所有的華人知道，要讓全世界的
人知道，真實事件發生的一切。用他的心，以他的筆，既不醜化也不美化的記載下這段
他和這時代的中國人，同時走過的滄桑歲月。
范似棟先生到了美國以後，更覺得研究和寫作當代中國政治異議運動的必要性。一者是
：中美在未來政治和經濟等各方面合作的機會會更多，問題也會更多；減少矛盾和衝突
的一個方法就是加強了解。而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解剖以往的衝突和錯誤以為前車之鑑
；二者是：美國對中國的異議運動一直抱持著同情和支持的立場，但常有程度上和了解
上的的失望和失誤，原因之一也在於在相當程度上受了媒體的誤導。他認為，做為一個
中國人有責任了解中國的真相，尤其是受八九民運而能留在美國的九十年代初大批中國
留學生和知識份子，他們更應該知道中國異議運動的歷史。這些因素和感情是支持著范
先生強烈而極積寫作的最大動力。
十年前的一個決心使范先生單槍匹馬奮鬥至今，他在月前出版了第一冊。這些資料和內
容是他採訪了近百位與中國當代重大政治事件有關的當事人和見證人，處理了五百盤以
上的錄音，閱讀了許多有關的書和雜誌匯集成書。這樣的歷史大書通常都由政府資助，
由幾十人多年合作完成，但范先生僅靠個人力量，獨資獨力完成，這本書的來之不易也
就可知。
范先生表示：「我敢說這本書是實打實的，甚至在細節方面也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本書
人名都是真實的，大部份的當事人都還活著。有些中共領導人，如鄧小平、陳雲和胡耀
邦等雖已故世，但維護他們的人大有人在，所以我想弄虛作假也不敢。」
此書目前在華埠宇和島屋書店推薦並出售，此外在Kent大華九九超市內的長青書店亦能
購得。

 

《老虎》连载02

     
   经过连年垦殖，连队的土地已经有些改善，逐步熟化，於是农场当局想方设法增加產量。以前一年种一熟水稻，现在种了早稻和晚稻。一些地种了棉花，冬天还种一些小麦。我们的劳役越来越重，大半年每天要干十个小时以上，其餘的日子也要干八个小时。冬天农閒或下雨下雪天也不閒著，也要在宿舍裡用稻草搓草绳，以备明年插秧时用。我看书的时间和机会越来越少。
   七三年底，又一批人上调走了，连队裡的高中生没剩下几个，初中生也走了不少。我上调的欲望越来越大，於是决心索性不看书了，多干些活争取来年上调。上调以后每天是固定的八小时工作，业务看书的时间会更多。为此我还打了一份入团报告。团的全称是共產主义青年团，是中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团员通常被认为是单位裡政治思想好的青年。其实那时不是青年共產主义化了，而是共青团员的标準大大降低，谁都可以成为团员。我们连队青年不是团员的所剩无几。
   但是，当团支部讨论我的申请时，还是有人反对，我的申请没有被通过。有一个关於我的故事在宿舍裡悄悄地传开，成为大家的笑话。说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每天晚上还要保姆洗脚。按照中共的政治解释，这是典型的资產阶级生活。没有人追究这个传说的真假，因为大家都相信是真的。

   
   七、八月是农忙的季节，通常被称作「三抢」大忙，即抢种晚稻，抢割早稻，抢收小麦。所有的人员，不管病不病只要走得动的，都要下田劳动。食堂把饭菜送到田头，我们三顿饭都在工地上吃，吃完了嘴一抹又下田。有人在田裡戳破了脚，鲜血直流，在医护室用纱布包了包，又被要求下田劳动。共產党战争时的要求「轻伤不下火线」，也成了我们的行为準则。
   有一天，我们正在田裡像往常一样戴著草帽弯著腰插秧。背上是热烘烘的太阳，四周是热得发烫的水田。有人在田埂上扔秧，黄浊的泥水不时地溅上我们的脸和衣服，和我们的汗水混在一起，再一滴滴掉在田裡。插秧时一人一行，得讲究速度，慢的人会被后排的人超过，因而会被围起来，从而陷入尷尬的境况。所有的人都在拼著命干活，连满头大汗都顾不上擦一擦。
   突然，和我一个组的女青年崔扑通一声倒了，整个身子都陷在水田裡，泥水埋了她半身，刚刚插好的绿油油的稻秧也压倒了一片。
   我正在她的身边，赶紧把她的头扶起来，以免口鼻进水。她口眼紧闭，脸上和头上全是泥水。我一时无法判断：她的昏倒是真的还是假装的，因为连队裡假装生病的事时常有发生。
   崔是个出身中共所谓黑色家庭的高中生，很瘦弱，大约只有四十公斤的样子，平时沉默寡言。就因为她以前常常请病假，所以至今还没有上调。平时我和她谈得比较多，因为我们都算是「政治落后分子」。听说她在上海有个未婚夫，如果她今年还不能上调的话，他可能不和她好了。所以今年对她来说很关键，她一定要争取上调。
   她长得不算好看，又是一脸病容，又黄又灰。传说连队裡有一个很漂亮的女青年，就是因为和连队领导有性关係，所以第一批就上调了。这仅仅是传闻，这样的事永远无法证实。如果她想走这条路，她也没有这方面的本钱。
   几个人慌乱地把她抬到连队医护室时，她仍然处於昏迷状态。我们帮她擦去脸上和头髮上的污浊，这时，连队负责思想工作的领导陈指导员来了。聪明而又能干的陈和我来自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文革前她是我们那一年级最早入团的学生，到了农场，她又是我们那一批中第一个入党的青年。
   晕倒的崔开始在昏迷中断断续续地说胡话，声音不是很清楚，陈指导员把脸贴近崔的嘴。崔这时候的声音比较响一点了，虽然仍然断断续续，但所有的人都听清楚了。意思是她要坚持干活，要完成班裡的任务，要抢时间。
   一时间在场的人都很感动。因为她平时是个领导眼中的落后人物，经常想请病假而得不到，居然昏迷中流露的真实思想是这麼忘我，把连队的生產任务放在她的生命之上。陈指导员当时流了眼泪，大声吩咐医生，「多给她几天病假，休息休息。」这是一件生动的事例，证明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成就。当天晚上，连队和农场的广播就开始宣传她的先进事跡。
   我也和陈指导员一样流了泪，其实我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我想最感动的应该是我，然而我的判断和陈的想法恰恰相反。
   崔在田地的晕倒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她身体不好，又可能有病，天气又热，连续几十天的大忙，谁都累得要趴下，但我认为她在医务室说胡话肯定是假的。那个年代谁会真正关心农场的生產，谁都在想各种方法上调，连队的领导也都在找门路离开农场。她对这个农场，对这个连队，早已恨之入骨，只是不好说出口。现在为了摆脱超体力的劳役，为了上调，她居然晕倒了还不忘说假话，偽装积极。比比她，我还不是一样，为了上调申请入共青团。人被逼到这个份上，什麼事情都做得出，想到这裡我的眼泪不断地涌出。
   这事过后，我的入团申请很快就经团支部讨论通过了，没有任何人反对，因为陈指导员已经下了决心。到了年底，我和崔都上调了。她是高中生中的最后一个，我也算是初中生中走得晚的，剩下没有上调的几个初中生不是犯有错误就是因为已经是连队干部。农场要求连队干部留在农场，以便稳定干部队伍。
   离开农场的那天，在轮船上，我想和她坐在一起聊聊，但最后还是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个角落裡。我怕回想起那些事，如果我和她坐在一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件可悲的事。
   我们的努力或许没有价值。如果崔不演这场戏，她也会上调；如果我不申请入团，我也会上调，因为排队也该轮到我们了。
   
   ＊　　＊　　＊
   
   农场的一切都过去了，成为惨痛的记忆，那片盐硷地上埋著我最宝贵的一段青春。虽然我将要工作的场所不是很理想，但我已经知足了，自己出生在被中共称为「资產阶级」的家庭，又不想对共產党心悦诚服，能有这样一份城裡的工作该满足了。
   新的单位名叫上海南市区沪南服装店，位於上海老西门。七十年代时，明、清皇朝遗留下的上海古城墙早已荡然无存，除了一个城隍庙以后，留下来的只是一些旧地名。老西门就是指古城的西门，当时已经成为南市区的商业中心。
   想到我不用再和泥巴打交道，不用为搞病假发愁，不用再为了请假回家发愁，不用在农忙时只睡四、五个小时；想到从我家乘电车只要廿分鐘就能到达这个工作场所，每天可以回家和父母在一起，每天可以穿乾净的方服，就有一种从内心深处涌现出来的被解放了的感觉。虽然许多人在农场呆了二、三年就上调了，我却足足干了六年，但是，现在我还是要谢谢老天爷。
   有了这种好心情，又赶上七五年初的中国农历新年有几天假期，我决定去看一些同学和朋友。其中一个就是十七连队裡的陈指导员。六年来我们关係总算不错。虽然我长期是连队中的落后分子，她一直是大红大紫的人物，她却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或者在其他人面前炫耀和滥用她的权势，打官腔或恶声恶色，一直难能可贵地保持著学生干部清新的作风。
   她家离我家不远，住在一个小小的平房裡，房裡的摆设很简陋。我们在一张旧的发白的方桌边坐下，她为我泡了茶，又抓了一大把糖硬塞在我手上。我们谈了学校以前的许多事，还谈了她家的歷史，谈得很高兴，好像老朋友一样，完全忘了我们在政治身份上的差别。但是我故意迴避谈她的工作和前途，怕引起她的伤感。我们都上调了，她还留在农场，不知道何年何月可以离开那片土地，因此她连男朋友都没有，而在农场裡找男朋友她可能又不甘心。
   我从心底裡同情她。以往都认为当干部不吃亏，能得到更多的个人利益，偏偏这次倒了大楣。如果她有一个好的家庭好的丈夫，她会是一个很贤惠的妻子。
   
   出了她家的门，我又去了潘廷杰的家。潘是我在农场时认识的朋友，早我一年上调。
   我们分属两个紧挨的连队，认识是因为学英文。崇明农场有文革后分配的上海知青近十万，但知青中学英文的人很少，平均几个连队都摊不上一个。当我偶然听人说也有一个看英文读物的青年，立刻急著要求去相会。因为这个时候还能静下心来读英文的人，一定俗不了。
   我眼裡庸俗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上积极表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產党走的人；另一种是在工作上积极表现，拼命干活，工资拿最高一档的人。至於那些随便说话，散布不合当局规定的政治言论，因此遭来风险的人我们也不怎麼看得起，认为虽然不俗但是太傻。
   当然在单位领导的眼裡，我们都是思想有问题，又不好好干活的落后分子，任何好事都轮不到我们，工资拿最低一档。我们都来自中共所谓的黑色家庭，我们的前辈是四九年前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官僚、右派人士或企业主，以及有良知的知识份子。
   毛泽东再三叮嘱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他说的有一点不错，那个阶级敌人的确存在，那就是我们。我们中间甚至没有走资派的子女，因为走资派们还不够黑，他们还盼望著回到中共的怀抱，我们却对这个政权绝望。毛泽东的话也有一点错误，那就是我们并没有和他们斗争，我们不需要和共產党斗争，反而是共產党自己为了维护他们的罪恶统治一刻不停地争权夺利，中共的政权不需要别人来推翻，它自己就在烂下去垮下去。我们在干什麼？我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学习，因为我们相信中国今后还会用得上我们和我们的知识，因为中国必定会走人类发展的共同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中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共產党，而是愚昧和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