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风：浅谈“左派”与“宗教情结”之投射
[理论探讨]
基于人能力的有限，以及人生社会中的各种磨难和不稳定因素，人类的潜意识中，总期望有一个全能的神可以照看着他们。可以说，在这个繁杂的社会中，寻求安全感是人终其一生的主要心理需求之一。而宗教情结，就是这种需求的一种体现。
当人还在婴幼儿的时期，他们无论吃的、喝的、穿的、玩的，一切的需求都可以从父母那里轻易得到。在他们的心目中，父母就是万能的神！君不见在每一个小孩子的心目中，自己的爸爸都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
而小孩子随着逐渐长大，同时也逐渐发觉自己的父母并非万能。一种潜在的失望之余，就开始在冥冥中寻求更神秘的、全能的力量来守护自己，以作为自己的心灵寄托。这——就是宗教产生的主要心理基础之一。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那么对于“唯物论”者及“不可知论”者，用什么来填补这个心理需求呢？
有的人遍寻不到，只信自己，但他们的心灵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比起有信仰者会有更多的迷惘和无助感。他们最通常会把这种心理需求投射在物质和科学上。此中有好有坏，能产生很多实事求是的好人，也能产生很多一无所惧的罪犯。
（一些女性对男朋友、丈夫甚至老年后对孩子的心理寄托，也是这种心理需求的一种变形投射。）
有的人呢，则会把这种心理诉求投射到明星、名人的身上。一些极品追星族（通常在未有婚恋对象时）对他们偶像的钟爱之情，很多人认为相当幼稚，然在他们看来，你信神拜神同样是愚昧无知的。
再另外一些人呢？则会将之投射到国家、执政党、领导人上面。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执政党，他们的领导人都无不是英明神武，恩威并至的圣贤角色。
例如一些左派人士，对毛泽东始终怀着无比敬仰之情，看不进任何谴责毛的理论或理据，这正是一种典型的信仰投射。
而还有另一些人，就算未必认同毛泽东，却将类似的情感投射到执政党身上，认为执政党永远伟、光、正！乃至将“党”与“国”的概念混淆，把“党”代表了“国”，而进一步代表了自己。作为自己心内获得安全感、荣誉感的精神信念支柱，这类人会对于任何批评、指责执政党的言论，都极其反感！并且会在下意识中将相反的理据，自觉或不自觉地，悄悄忽略、忘记，或干脆就选择不相信，而不会认为有任何值得参考的价值。（这些人若生在满清末年，会是标准的“保皇派”遗老遗少，对“乱我中华”的革命党恨之入骨。当然，他们也会有充分的“拥清”理据，例如通过赞叹满清诸如“洋务运动”之类辉煌的发展成果，以及朝廷驱除外驽的坚定决心，等等。情感执着的外面，总是包裹着理性的外衣。）
这种情形，就如同那些崇拜明星偶像的人们，会受不了他人对自己偶像的谴责；也如同一些较为“教条主义”的宗教信徒，同样地难以接受他人对自己宗教及精神领袖的非议。
而之所以“固执”的人，是最难以被说服的——因为这并非取决于理据，而主要取决于当事人本身能否放得下自己的执着。如果您信有轮回的话，也许——他们的执着已经延续了生生世世了。
而另一方面，中国历代以来的统治者以及造反者，也很擅于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诉求以达到他们的统治目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教合一所造出千年怪圈的心理根源。
可见，西方的民主政治为何能够比我们早数百年到来，甚至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雏形了呢？因为在西方的历史上，历来都是政教分离的啊。既然皇帝（执政者）不是神派来的，那么皇帝（执政者）就不是完美的。既然皇帝（执政者）不是完美的，那么皇帝（执政者）就不应该获得绝对的权力，就应该受到教宗（或人民）的监督以免犯错了，呵呵。
静风的博客 容不下不同意见是绝望制度/鲍彤
来源﹕自由亚洲
RFA独家：“十一”64周年杂感（鲍彤）
2013-10-01
图片：鲍彤先生近照（摄于2012年12月/鲍朴提供）
Photo: RFA 今天是“十一”。24年了，主旋律爱躲“64”。不过今天躲不开，因为是夺取政权的64周年。
曾经有过主旋律不讳言“夺取政权”的年代。
翻一翻毛泽东的笔杆子胡乔木1951年写的小册子《中共三十年》就清楚了。当年他们非但不迴避，而且兴高采烈地大谈“夺取政权”，因爲离开了“夺取政权”，“伟大光荣正确”就没有着落了。
后来，显然出于深思熟虑，“夺取政权”这个有确切含义的概念渐渐被弃置不用，而代之以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叫做“建国”。
似乎在此之前的中国人没有国籍，似乎改了国号等于亡国。不过，久而久之，连一些老人也听惯了，被同化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十一”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
早在辛亥（1911）年，中国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发生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
在此以前，专制是中国的特色。皇帝是天的儿子。是中国人，就得服从皇帝，受皇帝支配。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当时最大的军阀袁世凯曾经在短短几十天内自称爲“洪宪皇帝”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家胆敢公然和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为敌。
1949年“十一”以后，中国“解放”了，倒退了。民权重新被视为异端。专政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又上升为天经地义。共产党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领导权远远超过了任何暴君或圣君。凡是“解放”了的中国人，都应该服从党，必须归党支配。
这些新的旧现象，或旧的新现象，在1911到1949年之间无疑是咄咄怪事，但在 “解放”以后却借尸还魂了——专制政体借革命和无产大众之尸，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还魂了。领导权是战利品。革命和无产大众之尸当然享受不到战利品。战利品属于革过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是“不可分享”（列宁语）和“不可须臾或离的”（毛泽东语）。
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这个战利品的威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史无前例的折腾。
先领导农民用暴力夺走地主的土地，随即要求农民把刚夺到手的土地贡献给人民公社或国家。先把私有者的企业充公而为国有企业，然后再把其中大多数企业交给有权有势者或寻租者，由他们象征性地“作价”瓜分，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的新私有企业。
诸如此类，都有极激动人心的名字，有时叫革命，有时叫改革，反正都属于那个“谁说得清楚”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语），此一时彼一时，没有不正确，没有不必要，符合宇宙真理和中国特色，符合“毛、邓、三”的教导。
1927年处在军阀割据时期的中国，虽然已经在下坡路上滑落，但是因为拥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劳动大军，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二经济体的排位。在共产党的折腾下，中国经济干脆直线下降，坠入了濒于崩溃的深渊。直到毛泽东死后，好不容易打碎了共产党强加在生产者和所有者身上的某些过于显眼的枷锁，好不艰难地囘复到了它在军阀时期早已“荣列第二”的排名。一俊已经遮住了百丑。由此可见，六十四年不是瞎折腾，这是有领导地“交学费”，是乃革命的正常状态，从而更加雄辩地证明了中国人非被共产党领导不可这一个宇宙真理。
“交学费”当然远远不止于瞎折腾走弯路。
生命是“学费”的必需项！多少人家破人亡！战死的，饿死的，斗死的，被无法无天冤死的，以及被引用法律条文故意错判的……。
异化也是“学费”的必需项。谁生活在中国，谁就得和普世价值不共戴天。“共和国”必须是没有选举的国家。“市场经济”是必须靠党统筹运作的经济。舆论只能是党的喉舌。教育应该是训练服从者的摇篮和炼狱。人民的天职当然是做党的工具。区别真话和谣言的试金石，不应该是事实，必须是党的利益。
至于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自然的全面污染——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土地污染，无一不是学费，都是一代代公民必须为一代代领导人进行实验室作业而忍痛缴纳的学费。
这就是六十四年中打造出来的举世侧目的中国模式。中共的领导或折腾和学费组成了它的内涵，举国体制构成了它的外观。
我无意贬低它的存在。我只在想，容不下反对意见的制度是绝望的制度，进步属于有志于痛改前非的勇者。
（2013/10/01 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