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在自我流放中品嘗自由的滋味
――阮銘回憶录《追寻自由：美國篇》
图片： 阮銘。 （新世紀）
如果社會制度把某一群體、某一階级或某一民族的自由建立在其他人的苦難上，那么，這種制度就不合理、不道德。——以賽亚•伯林
阮銘先生離開中國二十四年之後，我也選擇了離開。我離開的二零一二年的中國，比阮銘離開的一九八八年的中國更加不堪——大國崛起的表象下，山河汙染，人性敗坏，官逼民反，天怒人怨，共産党正在轉型爲納粹党，法西斯主義露出了尖銳的獠牙。
年逾八旬的阮銘先生差不多是我祖父輩的人物，他在回憶录中條分縷析的流亡之路，于我而言，未嘗不是一部未蔔先知的教科書。英國作家沃（Evelyn Waugh）認爲，“人的本性是流放者”，熱愛自由並追寻自由的人啊，哪一個，不是走在放逐與自我放逐的旅途中？
鄧小平道路跟毛澤東道路有多大的差異？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半期，阮銘曾在时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身邊工作過，並參與起草了改革開放初期的一些曆史性的文件。他深味中共高層權力运作的密辛，對毛、鄧两個时代都有深切體認，在海外出版了厚重而紮实的代表作《鄧小平帝國》。
二零一二年，习近平上台之後，旗帜與道路，暧昧不明，忽左忽右。左派爲习近平向毛澤東鞠躬的舉動而欢呼，右派爲习近平向鄧小平致敬的行爲而叫好。于是，左右逢源的习近平，賺到的金山銀山比青山綠水还多。
左派，尤其是毛左，我不予置评，也不值得我給予任何一句评價。而所谓的“右派”——或曰體制內改革派、温和改良派、憲政民主派、普世價值派及自由主義者們——一廂情愿地爲新君唱贊歌的表現，則让我大跌眼镜，禁不住有话要说。人們看到习近平重走一趟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路線”，就把习近平看做是又一顆“大救星”。然而，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即毛澤東时代與鄧小平时代，真有本质的差異嗎？真是針尖對麥芒嗎？
惟有讀史才能使人明智。阮銘是一名少有的既能“入乎其內”又能“出乎其外”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在這個时刻，更需要讀一讀他的有關著述，包括這本獨一無二的回憶录。在阮銘看来，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叛徒，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鄧小平充其量就是“修正主義者”而已。在維護共産党一党獨裁這一“核心利益”方面，毛與鄧並無二致。胡耀邦與赵紫陽從未有過取鄧小平而代之的意图，鄧爲何要罷黜胡、赵，轉而選擇江澤民爲接班人呢？阮銘分析说：“鄧小平只是在開創改革大業時，才需要胡耀邦、趙紫陽這樣有新思維的開創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鄧小平擔心的正是開創型新領袖的新思維，會改變他鄧小平帝國的舊路線，特別是他「絕不能讓」的政治思想領域。它需要的正是另一個「華國鋒」，遵循他鄧小平的「凡是」永遠不變。”這個看法如老吏斷獄，切中肯綮。此後的胡錦濤、习近平都算是“盜版的江澤民”，才可能被此種“优敗劣勝”的體制選中而上位。
习近平强調，“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都是共産党的榮耀和成就，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同室操戈。站在共産党的立場上，這個说法是成立的。毛知道鄧是共産党體制的忠臣孝子，才留下鄧一命；而鄧执掌大權之後，果然保留毛澤東紀念堂、天安門毛像以及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毛、鄧的治國之道雖有差異，在意识形態上却都是“銅墙鐵壁”。
這一點類似于毛澤東與周恩来之異同。曾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在回憶录中論及西方對周恩来的誤解。很多西方人認爲，在中國的權力鬥爭中，周代表的是“好人”這一邊。但李潔明清楚地指出：“周恩来是個强悍、堅貞的革命党员，過去曾有過動用暴力的紀录。他之所以開啓和美國沟通的管道，並非因爲他喜欢或欣賞美國人，或是美國的制度，而是因爲中國迫切需要可以反制蘇聯的力量。”鄧小平也是如此，他開啓改革開放的道路，並不是要給中國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乃是爲拯救共産党自身搖搖欲坠的统治。可惜，在今天的西方和中國內部，仍有那么多人對鄧小平的崇拜五體投地，甚至爲习近平傾向鄧小平多一點而祈禱。哈佛大學中國问題專家傅高義，所写的關于鄧小平傳記，甚至爲“六四”屠杀辯護——傅高義曾經当過阮銘在哈佛訪學期間的房東，却不曾吸納阮銘對鄧小平鞭辟入裏的批评性看法。
只要是反對共産党的人，就永远伟大、光榮、正确嗎？
阮銘以海外流亡者中的“烏鸦”自诩，雖然這個名字是別人爲他取的，他本人却甘之如饴。從這本回憶录中可以看到，他只是有限地參與過一些海外民运活動，大部分时間都辗轉于美國各大學和基金會之間，讀書、写作和研究是他的兴趣所在。他不是政治活動的弄潮兒，只是偶爾涉足其間，不小心打濕了鞋子而已。
没有人喜欢聽烏鸦的聲音，没有人喜欢聽批评性的言論。這些年来，海外民运的路越走越窄，不僅几乎在西方主流社會銷聲匿迹，也基本不受海外華人社群的認同和欢迎。没有任何一個人物與組織，享有清末时康梁、孫中山的那種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民主人士與經濟崛起的中共政權相比，确实实力懸殊。但是，反省與檢討仍然必要，若任何批评意見都不愿聽取，而是熱衷于“抓特務”的游戏，民运與共産党又有什么差別呢？
在這本回憶录中，阮銘對九十年代初期民运在轟轟烈烈的熱潮之下潜在的敗相已有所覺察。他写道：“討論到「民陣」的組織屬性，會上的「三巨頭」，陳一諮和萬潤南兩位「實力派」領袖一個代表「體改所」派、一個代表「四通公司」派，都傾向列寧式政黨。”用共産党的模式能战勝共産党嗎？既然你變得跟共産党一模一樣了，爲什么还要反對它呢？短短几年之間，阮銘又發現：“無論樂觀的舊夢、悲觀的新夢，都是不願或不敢直面現實，喪失了民運前進的目標。而愈無目標，愈內鬥；愈內鬥，愈無目標。沒有了理想的追求，爭鬥的都是權和錢。”毛的鬥爭哲學深入到每一個反對共産党的人士的骨髓之中。
書中有几處涉及作爲流亡者群體的精英組織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內部分歧與兴衰史。書生的爭鬥，亦堪稱一場没有硝烟的战爭。我與好几位当年的學社成员是交往頗深的朋友，對學社的曆史與掌故多少有所了解。我並不完全認同阮銘對諸多人事、理念的紛爭與糾葛的判斷，但我覺得，學社雖小，可作爲透視中國知识分子以及中國文化的病症的一個標本，也可以作爲分析中西文化沖突的一個典型個案。所以，阮銘書中披露的部分內容，是彌足珍貴的史料。
與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淵源更爲深厚的蘇曉康，在《離魂曆劫自序》中如此描述學社当时的光景：“普林斯頓收留的‘精英’、名流，因爲不懂英語又不是平常人，只好‘相濡以沫’，抱成一团，遂成一‘中國城’，派對每周必有，还非唱‘文革歌曲’不可，要不就是《血染的風采》。没有誰受過基本的學術训练，却常常要辦學術討論會，人人看上去大言不慚，預言中國，还都會侃几句文化；否則怎么叫‘訪问學者’？”老实说，很多人，盛名之下，其实難副。不過，皇帝的新装，誰也不敢戳破，戏还得演下去。美國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可是這些流亡者的心靈真的得到了自由嗎？未必。蘇曉康感叹说：“這班大名鼎鼎的中國知识分子，除了拥有一辆破車和不再拥有崇拜者之外，仿佛並没有生活在美國。”若非經曆生離死別之劫難，蘇曉康的自我反省與解剖，又豈能如此痛徹肺腑？
流亡是一段精彩的新生命的開端
一九八八年離開中國的时候，阮銘本是想暫时出来透透氣，未曾料到次年發生了“六四”慘案，從此便有家難歸。這本回憶录集中描述作者在美國的生活，美國的大山大河，在其筆下妩媚多姿，作者本人的生命状態亦多姿多彩，所以方能“相看两不厭”。對于接納無數流亡者，让他們在此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言说的美國，作者充滿感激之情；另一方面，作者又並非“惟美是從”，對于從老布什到喬布斯等向中國暗送秋波、“與狼共舞”的美國政商人士，他亦是不是地直言批评。
阮銘如此概括自己的一生：“我的生命，三分之二逝去在地獄裡，三分之一飄泊在地獄外。”那自由的三分之一的时間，比起那不自由的三分之二的时間来，不知道要快樂、幸福多少倍。阮銘離開中國时，已五十七歲，差不多快到退休年齡。但在這本回憶录中，讀者看不到某些流亡者身上的那種化不開的哀怨、愁苦、失望的情緒。二十多年来，阮銘著述十余部，在美國和台灣的大學開課數十種，緊张、忙碌、充实，開辟了堪稱“笑傲”的“人生下半場”。思想家伯林说，流亡是一條康莊大道，阮銘当有同感。
所以，就連失去中國護照和中國國籍的那一刻，阮銘也輕輕写来，一筆帶過：“中國領事館的答覆是拒絕延期。我問為什麼？回答是：「政府不滿意你寫的文章。」我再問：「 難道文章觀點不同，就可以剝奪我的公民身份？」回答是：「這個我們不能回答，我們也是奉命行事。」這樣，我就成了無國籍的漂泊者。”此刻，並無斑駁之血淚，更没有地動山搖之痛。對于大部分中國人来说，家國情感可谓“千年一貫”，如棺材蓋一樣压得人喘不過氣来。阮銘却能做到“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云彩”。從美國到作爲美麗島的台灣，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家园，何必對那個早已淪爲爛泥潭的中國牽腸挂肚呢？比“叶落歸根”更高的價值，是與自由爲友、與自由同在。
智者的流亡，不是智者本人的錯，而是迫使智者流亡的國家和制度的錯。英國曆史學家理查•皮佩斯在《共産主義簡史》一書中指出：“爲了追求全體一致，共産党政權使用了流放與監禁等辦法，企图让那些無法與其一致的人保持緘默，但這些人往往也是最具有才能與創造精神。其結果是，由于能存活下来的通常是最依赖以及最能配合的人，因此所有的創新行爲几乎無法出現；因此，既然共産社會無法让最好的人才留下来，日复一日地陷于困境也就無可避免。”一個被土匪綁架的國家，有什么榮譽可言呢？我只能預測，哪一天，睿智的中國知识分子不再流亡他鄉；哪一天，中國本土才是值得其公民自豪的自由之鄉。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