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份习近平上台一年。一年之际回头看，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和实践引发了国内知识界和国际舆论广泛议论,特别是他发表“8.19”讲话和随即展开的网络舆论战以来，许多人更是把习近平贴上毛泽东的标签，甚至惊呼“文革又来了”。联想到去年11月份刚上台不久，习近平又是讲“改革文风”，又是“依宪治国”，还到深圳考察一圈，在改革事实上陷入停顿几年后，习的举动着实给了人们一个不小的惊讶，因此不少人给习贴上了邓小平的标签。不过，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一下习的成长经历和政治背景，就不难发现，匆忙给习贴标签的做法，失之草率。观察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看。一时一事固然重要，但一以贯之更令人信服。对毛泽东、邓小平如此，对习近平也是如此。

　　毛出身农民，是山沟里钻出来并从残酷的斗争里成长起来的中共之父。他遵从马克思主义，又极具革命理想主义的情怀，天不怕地不怕，喜欢“无法无天”，信奉“斗争哲学”，善于“出奇制胜”，嗜好“历史古籍”，精通“帝王之术”。他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美好的想象空间，但晚年又在革命理想主义的驱动下，又制造了文革的大混乱，把中华民族打下了“地狱”。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历史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共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标志性象征。邓小平则是中共务实派的领袖。他年轻时出过国，留过洋，对西方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验。回国他投身武装革命斗争，长期独当一面，具体领导军事和政治斗争，养成了思维严谨，注重实际，遵守纪律，胆大心细，守正出奇的领导特性和风格。他和毛的共同特点是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精通中国的国情和中共政治权术，都是具有坚定信仰的革命者,同时都有“石破天惊”的大智慧。他和毛泽东最大的区别就是，邓相信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一切革命和政治路线的落脚点。为了这个目的，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来自西方还是东方，都应拿过来，为我所用，这点集中地体现在了他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政治理念中。总体上说，毛和邓代表了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形象。习近平上台后就明确提出，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也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其用意大体上也是如此。

　　反观习近平的成长背景和从政经历，则是标准的“红二代”。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西北地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建国初期，习仲勋和高岗一样从西北地区出来进入中央政府担任要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先后同高岗、彭德怀等原西北地区的代表性领导人物闹翻，习仲勋也在后来因小说《刘志丹》被革职下放直至监禁，遭到长达16年的政治迫害,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年少的习近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坎坷和磨难的革命家庭和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吃过很多苦，也受到了很大的意志磨炼。后来习近平上山下乡插队劳动，他积极要求入党，也做过基层干部。改革开放后，随着父亲平反和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习近平也考入了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机关工作，后在父亲的建议下到河北正定县从基层父母官做起，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从政生涯。在习近平的青年时代，毛泽东和父亲习仲勋都是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这从他后来的许多讲话中对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并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就可以看得出来。晚年的习仲勋曾对人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习近平在2001年给父亲写的祝寿信中还引用了这个话加以颂扬。由此可见,习近平青年时期的这些遭遇和经历不能不对他现在的施政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应该说，“毛泽东情结”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多数人所共有的，其中也包括对毛的路线和政策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中共在起草关于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面对党内汹涌的批毛浪潮，邓坚定地表示，不能否定毛，对毛要三七开。没有毛，“我们不知道要在黑暗中还要摸索多长时间。”就是在“红二代”中，“毛泽东情节”也很普遍，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习近平和薄熙来，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不过他们的性格和特点却截然不同。更何况，无论是邓小平，还是他的继任者江泽民、胡锦涛都深刻地体察到了毛泽东在中国中下层民众中的广泛的社会基础。

　　从习近平的长期的从政经历看，他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自己走过来的。在他升迁的经历中，他低调严谨，踏实做事；在家庭生活和对待金钱的问题上可以说干干净净；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策，用“循规蹈矩”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从不做什么过格的事情，也没有用突出的政绩来出奇冒泡。直至调到上海市委书记，他基本上都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做了那么多年的地方大员，除了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几个“豆腐块”式的小文章外，他很少公开亮明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当他升迁至上海市委书记人们开始关注他时，却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他如此低调，有时人们介绍他时，甚至都说这是歌唱家彭丽媛的爱人。但作为改革开放历程的亲历者和地方领导人，习近平是邓小平理论的坚定追随者和实践者，这一点也丝毫没有疑问。反观薄熙来，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恰好是习近平反面：性格张扬，主观自负，好大喜功，四面树敌；虽然薄对钱没有什么爱好，但其私人生活混乱不堪。习的从政经历和特点，倒是和华国锋有几分相像，不过他绝没有华国锋那样近乎于迂腐的忠厚。根据中共筛选接班人的标准，习近平都是符合的。综合起来看，习既有毛泽东的情结，又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同时他又是从中共组织系统中受到过长期历练和符合传统选拔标准的中规中矩的领导人。他的风格就是稳妥，执着，同时不乏开拓型性和灵活性。但他缺少“石破天惊”的大智慧，这一点又没法和毛、邓相比。

　　纵观习上台近一年的表现，争论最多的莫过于他领导意识形态斗争这件事，说他是升级版的毛泽东大概也源于此。但笔者以为，就习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来说，这不算“颠覆性”的作为，甚至可以说是按中共的常规出牌。他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职责就是保住“红色江山”不变色，这是他第一要务，也是其“底色”。遇到这种事情，邓会这么做，江会这么做，胡也会这么做。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在“守土有责”的问题上，他强硬而固执，没有任何妥协余地。八九年六四时，他坚决动用军队毫不手软。江泽民也亲手解决过“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胡锦涛在九十年代初西藏动乱时，戴着头盔亲上拉萨街头指挥。相比之下，习在这次网络舆论斗争中的作为实在算不上什么颠覆性的事情，这次斗争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为他下一步的辗转腾挪留下较大的空间。

　　可能有人会说，你看习近平最近在中共整风和教育运动中说的语言不都是毛泽东的语言吗？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毛泽东曾在中共“七大”上概括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是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而整党的法宝则是三大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习近平现在整党的武器的确是从那里拿过来的，他要求走群众路线和开展照镜，洗澡和流汗和“延安整风”确有神似。这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理论和战略大大落后于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现实，是一种“历史性的尴尬”。改革开放后，由于体制上的缺失，中共党和政府内部腐败不断蔓延,官僚系统内对老百姓作威作福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都严重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下如何整治党和整个官僚体系，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大的突破。但整顿又不等人，习在这种情况下回到毛的理论武库中寻找武器，应该说是无奈之举，也反映了习的困境。如果要问责的话，应该是中共整个文宣系统有必要自责自省。从根本上说，网络舆论斗争所揭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日益多元化的现实给中共传统而显得过时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斗争战略和策略提出的巨大挑战。如何把传统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体系“升级换代”是摆在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面前的艰巨任务。可以说，没有适应新环境的意识形态体系上的新思维，中共仍然无法圆它的“中国梦”。

　　现在我们再看习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总体思路。中国经济改革三十五年后，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矛盾和阻碍，经济增速又面临逐步下滑的局面，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如何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如何面对国企的过渡垄断和低效，如何面对无所不在的政府之手，如何面对经济对房地产的过渡依赖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如何面对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以及分配不公，如何解决发展和环境的尖锐矛盾等等，都是下一步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经过大半年的观察和反复研究，应该说习李新班子对继续走改革开放之路并杀出困境是下了决心的。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改革开放是三十多年来中共为保住“红色江山”而杀出的一条血路，也是行之有效的基本路线和方针。习近平最近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作的主旨讲演就提纲挈领地描绘了中共下一步改革的路线图。他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这些宣示表明，新班子准备在改革的问题上付出代价，打一场硬仗。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习李得改革路线图寄予过高的期望。按习的性格，做事要三思而后行，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这正像他自己所说那样，“稳妥审慎、三思而行”。重大政策措施一定是先经过试验，然后推广。没有把握的绝对不做。习特别强调，“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个根本性问题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经济方面。应该说，习近平对下一步改革的这些思路是完全符合他一贯的从政风格和特点。

　　综上所述，习近平的出身、经历和所受到的长期的从政历练会对他未来十年要做的事情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指引，他会试图把毛和邓在很多方面统一起来，把中共近些年来一直处于撕裂的意识形态逐步缝合起来，但他并不会恢复毛时代的那些很多左的东西。他会坚定地搞改革开放，但也不要指望其做出任何“颠覆性”的事情。他会中规中矩地去执行党的既定的国策、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作必要的改革和创新。他不会像毛和邓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但也不会像胡锦涛那样“只守不攻”。至少在他执政的头五年，习会在稳妥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改革，然后再视具体效果和五年后的情况决定其第二个任期行动路线。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习近平。（作者：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