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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黑名單在美國學術界構成的巨大陰影

原文：The Long Shadow of Chinese Blacklists on American Academe

作者：Perry Link 林培瑞

***本譯文版權歸作者/刊登機構所有，轉載請保留此聲明。***

北京國家安全部裡的某個角落有著一份寫了我的名字的黑名單。我研究的是中國語言及文化學，自1996年起便得不到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簽證。

新聞媒體在近日報道了中國拒絕向美國發出簽證的決定，以及它因為彭博社和紐約時報對中國的批判性報道而向兩家公司施壓。這些做法不免使人感到疑惑：中國政府是不是想操縱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在美國學術界也有這個問題，而且影響更深遠。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不能進入中國。可能的原因有幾個：我經常發表演說和撰寫文章支持中國的人權並批評中國政府。但是，中國政府沒有一個人會確切說出我在什麼時候，在那一點越界了。

出於不明確的理由施加明確的懲罰會使任何人—不論是直接牽涉其中的，抑或只是純粹的觀察者—在談論到政治上的敏感話題時小心留神，自我審查。中共對自己的人民用這一套已經幾十年了。我在2002年於紐約書評發表，題為“吊燈內的巨蟒(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的文章中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想念能去中國的日子。我最新的著作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漢語解析：韻律、比喻和政治”)援引了多種語言例子，包括小巷裡的土腔調，以及旅遊區的塗鴉等甚至谷歌也搜索不到，而只有實地觀察才能看得到的東西。(我的實地觀察數據都是1996年或以前的。)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並不是名列黑名單的最痛苦之處。最糟的是，我成為了中國政府的工具，而我對此卻無可奈何。長期名列黑名單的人，如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科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成為中國研究圈內一旦越界了會引致什麼後果的例子。自從名列黑名單之後，我收到無數的查詢，尤其是來自那些禮貌周周的青年學者，他們的問題是：我怎樣才可以不落得你這種局面？

以下是一些例子：
•兩名在幾年前大概因為出席了有關中國新疆地區—在中國政府眼中的是政治上敏感的“少數民族”地區—的而被列黑名單的助理教授來問我的建議。兩人都準備去（紐約和芝加哥的）中國領事館，就他們的簽證申請和中國官員面試。面試時，官員在大體上著兩人要對他們寫的和說的東西更小心。“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兩位青年學者都感到屈辱憤怒，但都不願公開說些什麼，而且兩人都要求我把他們的名字保密。兩人快要得知能否得到終身教席了，因此都擔心他們的事業可能會受破壞。後來，其中一人得到了前往中國的簽證。
•在1990年代後期，在我教學生涯中大部份時間任教的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個研究生就他的論文題目問我的意見。他想要寫中國的民主，可是他在政治學系的顧問提醒他，指這或許不是一個明智的事業之舉。要是那使他不能去中國呢？那年輕人後來決定寫別的東西。我想勸他寫他原先想寫的題目，但是我不能，這樣勸他我在良心上過不去。
•一個跟我學中文的普林斯頓本科生，人很聰明。她喜吱吱的告訴我，她得到了人權監察的暑期實習機會。幾天後，她知道有黑名單的事之後又來找我。“你還覺得我應該接受這個實習機會嗎？”她問。“當然。”這一次，她害怕的很。吊燈上的巨蟒太大了。最後，她推掉了那個實習機會。
•另一個很聰明的普林斯頓本科生，當時是學生會的主席。因為中國政府邀請所有常春藤聯盟院校的學生會主席到中國免費旅遊三星期，他來問我意見。他想去，我也鼓勵他去。可是他很擔心自己該怎樣行事。我可以提天安門屠殺嗎？我可以說“達賴喇嘛”這幾個字嗎？我可以談論自己在台灣來的朋友嗎？在這裡，同樣的，巨蟒出現了，而且引起了超乎所需的自我審查。

如這些例子所示，黑名單不僅引致名列黑名單的人自我審查，而且更廣泛得多的使那些害怕自己的名字會在黑名單上出現的人這樣做。(事實上，對於像我這種名列長期黑名單的人來說，害怕的感覺會逐漸消散。跌了在地上的刀鋒失卻它行將下跌時所具有的阻嚇力—或者，就如那句中國農民諺語所說的，“死豬不怕開水燙”。)

但是，假如受影響的學者超過了名列黑名單的人數，另一個受影響的人群就是一般民眾。我有一個很要好的傑出歷史學家朋友，她在幾年前謝絕了公共電視網PBS的邀請，不上NewsHour節目談論法輪功(另一個對中國政府而言極其敏感的題材)。她想自己能夠繼續到中國研究，於是，那個傍晚，PBS的觀眾沒能看到對這一話題的最佳評論。

這或許可以稱為對公眾構成的一個“直接捐失”，而這種捐失是真確的。可是，比這小得多的間接捐失在於，中國研究學者會為了提防吊燈上的巨蟒而斟酌自己在談論敏感議題時的遣詞用字。他們會避免用“台灣獨立”的字眼，而改用“兩岸關係”。“解放”一詞成了1949年共產革命勝利的簡稱。他們全然不會提及劉曉波，一個在監獄中的諾貝爾和平奬得主。

說這些漢學家沒留意自己在用字上的妥協並不正確。他們大都有留意這點。他們的說話是一種業內人會懂，而且假以時日會顯得正常不過的行話。但是，如果這些學者發表以學生和公眾為對象的講話和文章時用上了行話—這是時有發生的事，便會傳達錯誤的印象。聽者會以為1949年真的發生了一場解放，台灣獨立與否真的沒有什麼大不了，而諾貝爾和平奬得主身陷囹圄真的不是什麼值得提及的事情。

美國的大學—紐約大學，杜克大學以及其他大學—開始在中國建立校舍，又或是在中國的校園提供課程，頒授學位，更多別的大學設立了交換生計劃和辦事處。美國的大學管理層一致揚言會忠於學術自由。可是，他們整體上對自己將要接觸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了解甚為不足。

我本人在美國人到中國學習的項目上花了許多個小時，對於更多更好的交換計劃，我是強烈支持的。說到保護學術自由這一點，儘管我對美國大學行政人員有沒有膽量採納我的建議不感到樂觀，我還是會在這裡說出來。

美國方面應該明確具體地提到那些最最敏感的話題。舉辦座談會探討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的思想。就西藏問題設立講者系列向達賴喇嘛致敬。定期開辦課程探討一黨獨裁的正反觀點。這些建議的用心不是偏狹地想要挑別人不想談的話題來大說特說。這些建議的目的是，只有能夠在界綫外圍豎立旗幟的時候，你才可以確保整個範圍的完整。沒有那些旗幟，無聲的巨蟒便會奪去那些空間，界綫便會向內退，學術自由便會被扼殺掉。同樣重要的是，你要記住，當你提到這些題材的時候，你不是在侮辱“中國”。中共當局不會喜歡你做的事，但大部份的學生和知識份子會歡迎你這樣做，許多人會暗中為你喝彩。

最終，美國大學的行政人員應該明白，那幾十名不能在中國工作的中國研究學者只是中國政府那些黑名單所造成的損失當中很少的一部份。更大的問題在於，這些黑名單促成了微妙而無處不在的自我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