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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 这个世界正被推向下一场金融危机/美国富豪匿名捐75亿美元: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發佈時間: 12/21/2013 1:35:52 AM 被閲覽數: 17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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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 这个世界正被推向下一场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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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2008年10月初,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三周之后,我在巴黎与欧元区国家的领导人见了面。他们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视而不见,而是认为如果欧洲受到波及,那要归咎于美国——也就是说解决危机是美国的责任。我无法说服他们,在即将违约的打包销售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中,有一半被卖到了欧洲,而且实际上,欧元区银行的杠杆化程度比美国的银行更高。

尽管20国集团随后在2009年认定,需要一些规则来监管如今全球一体化的金融系统,但各国的领导人们过去五年都在进行回避,纷纷采取单边行动,让全球协调成为空话。我们已经忘了从危机中学到的最基本教训: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从上一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世界各国的银行家们正把我们推向下一次危机。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iles)预测每七年爆发一次金融危机。他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造成2008年危机的大多数问题——过度借贷、影子银行和不顾后果的放贷——现在仍然存在。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规模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银行家们仍然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承担风险。与此同时,影子银行业务——类似于银行、但所受监管更少的金融机构从事的投资和贷款服务,这些业务的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59万亿美元扩大到了71万亿美元。

并非只有欧洲的领导人存在这些认知盲点。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业已经增长了20%。2009年之后,亚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的三倍,而其资本增速仅为后者的一半。

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出如今的借贷状况与危机前的信贷繁荣的种种相似之处。我们看到,人们对短期资本市场的依赖与最终导致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冰岛的多家银行,以及雷曼兄弟崩溃的情况如出一辙。

尽管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全球开启了对华投资的新机遇,这也增加了全球经济对中国银行业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风险敞口。中国的信贷总额已经较2008年的9万亿美元增加了一倍有余,达到23万亿美元,这个增幅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业的规模。信贷在中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突破200%,而2008年为135%。中国的信贷增长现在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日本和2008年以前的美国都快,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影子银行业。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称,中国的企业负债与中国的年度国民收入相当。

尽管亚洲如今拥有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与1997年印尼、泰国和韩国发生金融海啸时不同,我们的命运全都紧密相连。如果中国的经济放缓,由于出口减少和价格上升,亚洲其他国家将受到双倍的打击。他们将面临着大萧条般的经济下滑。

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亚洲也许不是最脆弱的。泰国的金融机构似乎过度依赖短期的外国贷款;而在印度,10%的银行贷款已经成为坏账或者需要重组,印度的银行到2018年将需要190亿美元的新资本。

如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未来几年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会不会面面相觑,互相询问,为什么上一次危机之后我们没有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只是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而是应该抓住机会,制定全球规则:银行必须拥有多少资本;相对于其资本规模,放贷规模能有多大;以及它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披露负债状况。

美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突显了我们在2008年危机后的反应中最初的魄力,以及最终的脆弱。沃尔克规则是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法的组成部分,它禁止吸纳存款的美国银行参与短期的自营交易。但是这类操作在欧洲仍被允许。拉美和亚洲的监管则更加脆弱。

跨国银行需要国际规则。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警告的,如果没有国际规则,跨国银行将“通过转移业务、改变公司结构和重新设计产品来逃避监管”。

2009年4月,当我在伦敦担任20国集团峰会主席时,我们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未来在一个大陆上发端的金融危机将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新的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负责设定全球标准和规则。

差不多五年过去了,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及了在银行资本结构调整和风险披露方面“不均衡的进展”。到目前为止,20国集团监管影子银行的计划仍然只是计划。卡尼说,尽管全球规模达6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正在受到监管,要满足新的最低资本和披露要求,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找到一种实现跨境合作的方式”。

简而言之,世界各国领导人希望避免的——由临时推出的单边行动所滋养的全球金融大混战——恰恰正在发生。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只顾眼前利益、缺乏全球化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并且缺乏触及既得利益的勇气,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下一次危机。

作者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是英国工党议员,曾任英国财政大臣、英国首相。  翻译:王湛





美国富豪匿名捐75亿美元: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图)




文章来源:

查克·费尼近照。

 

82岁的美国人查克·费尼(下文称费尼)被称为“慈善界的詹姆斯·邦德”。过去30年,他一直奔走在世界各地,执行着一项秘密使命——悄悄地把75亿美元身家全部捐赠出去。现在,他已经通过自己创办的大西洋慈善基金,将62亿美元捐到了世界各国的教育、科学、医疗、养老和人权等领域,这使他成为世界上有生之年捐款最多的人。他的目标是把剩下的13亿在2016年前捐掉,“无牵无挂地去见上帝!”

 

退伍兵打造免税店帝国

 

1931年,费尼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位爱尔兰移民的儿子,在一家保险公司当业务员,母亲麦德琳是位护士。费尼的父母都乐于助人,至今他还记得,母亲每天早晨上班时都会把一位残疾邻居顺路送到公共汽车站。

 

1948年,费尼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一名信号兵,先后在日本和韩国服役4年。退役后,他靠军队提供的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由于奖学金每月只有110美元,远远不够开销,他就和一位同学做起了卖三明治的生意,收入还不错。1956年大学毕业后,费尼又来到法国东南部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政治学。

 

 

毕业后,费尼没有立刻回国,而是打起了美国海军大西洋舰队的主意。当时舰队的军舰经常驻扎在滨海自由城,他就在那里办了一个夏令营,主要服务随军子女。不久,他又开始向舰队官兵推销起了免税商品,包括白兰地、香烟、收音机等。虽然干这一行竞争激烈,但费尼有自己的优势。他利用老兵这个身份与海军官兵混得挺熟,经常能混上军舰直接推销。他还会从当地妓女那里打听到舰队下一个目的地,提前做好准备。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罗伯特·米勒,两人开始合作,卖的东西也扩大到汽车、香水和珠宝等。1960年,两人成立了环球免税集团(DFS)。他们最早在檀香山和香港这两个美国军舰最常光顾的港口开店,到1964年时,店面已经铺到27个国家,雇员人数也超过了200人。

 

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政府放开了对国民的旅游限制。日本人带着他们的积蓄蜂拥来到海外,抢购各种商品。费尼在日本当兵时已经掌握了日语和当地传统,他聘请漂亮的日本姑娘在免税店工作,货架上摆满了日本人喜欢带回去送礼的白兰地、香烟和皮包。他还给导游发工资,让他们带着游客直接来到免税店。

 

日本人的钱太好赚了,费尼于是请分析师来预测他们的下一个旅游热点会是哪里。当分析师称塞班岛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点时,费尼发现那里竟然没有机场。1976年,DFS投资500万美元把塞班岛的机场建了起来,这后来为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DFS的发展十分迅猛。1967年,费尼年终分红只有1.2万美元,到1977年就飙升到了1200万美元。目前,DFS已经发展成世界最大的连锁免税店集团。1988年时,美国《福布斯》杂志就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DFS一家店铺平均每平方英尺每年赢利2万美元,换算成现在的水平就是3.87万美元,而苹果专卖店这一数字也不过5000美元。

 

隐姓埋名做善事

 

《福布斯》那篇文章估计费尼的财产有13亿美元,在美国富豪中排名第三十一位。但它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费尼的个人财产远远不止13亿美元,二是它们已经不再属于他了。早在1984年,费尼就将自己持有的38.75%的DFS股份转到了大西洋慈善基金名下。

 

1981年,费尼给母校康奈尔大学捐了70万美元,此后找他要钱的请求纷至沓来。为了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捐款,费尼在一位朋友的建议下成立了大西洋慈善基金。与其他富豪高调行善不同,费尼竭力隐藏自己的善举。为了避开美国法律关于基金会信息披露的规定,费尼跑到了远离美国本土的百慕大群岛去注册,基金会也没有使用查克·费尼的名字,他甚至要求基金会的员工不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根据他的严格要求,接受捐赠的机构也不能为他放置一块铭牌。许多受益者不知道资金来源,即便知道了也必须签署保密协议——如果向外界透露,资助将会停止。费尼从来不以自己的名字为基金会捐献的图书馆或医院命名,总是把这个殊荣留给参加同一项目的其它大亨。康奈尔大学校长弗兰克·罗德曾经无奈地说:“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才能让董事会相信这些钱并非来路不正,不是黑手党的钱!”

 

费尼的捐款并不是不加考虑地大把撒出去,在管理慈善项目上他再次表现出商人的精明。接受捐助的慈善机构得拿出详细的商业计划书,如果哪个项目偏离了计划,他就停止捐赠。他选择项目也会计算投入产出比,例如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免费手术的“微笑行动”就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项目,在他看来,只需一个花费250美元的手术,就能显著改变患者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费尼预感到免税店的利润上升空间正在缩水,于是决定离开DFS。1997年,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用35亿美元将DFS收购。如此大宗的收购案必须披露相关信息,费尼不能再隐瞒下去,公众这才知道他的股份早就转到大西洋慈善基金名下了。费尼因此获得极大关注,并收获了两个“粉丝”——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受到费尼的启发,他们也先后表示要“裸捐”。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如果你过于执着一件事,它就会成为你的负担。”这是费尼对财富的态度。虽然身家数十亿,但他始终看淡金钱,过着俭朴的生活。他戴一块15美元的卡西欧手表,因为“它走得和劳力士一样准”;他没有轿车,平时都是乘公共汽车、地铁或出租车出行,“因为城市里停车太困难”;他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和旧金山都有房产,不过它们都在基金会名下;75岁之前,他乘飞机只坐经济舱,后来由于膝关节老化才改坐头等舱,“因为头等舱也不会让你先到”;他穿衣服也不讲究,曾自称是“衣衫褴褛的慈善家”。

 

费尼对5个儿女的要求也很严格,放假时他们都要到宾馆、饭店和超市打工赚钱。费尼的女儿贝利十几岁时,有一段时间打了不少长途电话。费尼发现了长长的话费账单后,立刻切断了电话线,并在家中贴了一张本市地图,上面标出了附近的公用电话。对于费尼隐姓埋名地“散财”,子女们都很赞成。费尼的儿子莱斯利说:“这让我们与普通人无异。”

 

对于费尼的“小气”,大西洋慈善基金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奥什利深有体会。两人去越南出差时,就住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里。但该大方的时候费尼也不含糊,他曾有一次让奥什利乘坐票价不菲的协和式超音速飞机回国,就为了让他赶上与家人一起过节。

 

目前,大西洋慈善基金正以每年4亿美元的速度“散财”,而费尼个人的净资产只有200万美元左右。他的观点是,行善要趁早,“不要等你老了或百年之后再做善事,应该趁着有精力、有关系、有影响力的时候及早做,这样效果会更好”。

 

不久前有消息说,好莱坞影星乔治·克鲁尼正考虑把费尼的故事搬上银幕。于是,有记者问费尼,谁来扮演他比较合适,他竟没有选万人迷克鲁尼,而是钦点了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喜剧明星丹尼·德·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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