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爲何對中國經濟如此樂觀？(图)

作者： 王韬

每次看到關于林毅夫博士的新闻，伴隨着的都是有關中國經濟未来的種種樂觀論斷，比如“中國經濟潜在增長率8%”，“中國还能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長”等等。在忧心忡忡批评改革不利的學界，林毅夫的觀點一直與衆不同。

這樣的不同爲林招来不少批评。圍绕潜在增長率的问題，他多次對外澄清：“潜在”增長率不同于真实的預測，需要一系列前提條件。

但是，即便撇開這些誤解，林的觀點與純粹市場派經濟學家的觀點也泾渭分明。林主张市場分配资源的作用外加積極有爲的政府，這是他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的核心觀點，這是堅定的市場派經濟學家不能接受的。在当下中共政府與市場關系仍難理清的情況下，這種分歧似乎超出了學術觀點的爭論，含有某些獨特的政治意味。林的觀點一直對中共政府參與的經濟發展模式給出了更多肯定，這完全可以被既得利益者用作抵制改革的借口。

撇開這些问題不谈，我們不妨仔细看看林的樂觀有無道理。林的新結構經濟學是通過比較优势提出的新的發展經濟學框架。作爲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唯有依靠要素禀赋的比較优势發展才能实現經濟起飛，如果違背要素條件，就會以失敗告终。無論是中國还是東亚新兴經濟體的成功經驗都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在比較优势的基礎上，林还提出了“後發优势”的概念。所谓後發优势，就是發展中國家通過模仿跟隨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避免了不必要的創新成本，爲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動力。這從理論上爲落後國家实現經濟起飛提供了实踐的借鑒。

經濟發展是産业結構的升级，而産业結構的升级有赖于要素的升级。林十分强調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具體而言，就是要通過识別优势産业，助推要素的升级，解決市場失靈的问題，比如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科研和創新的支持，市場的信息提供等等。這些必要的公共服務具有正外部性，無法由市場或企业獨自承擔，需要政府介入。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政府一直以来都深度介入經濟的發展，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

基于這樣的理論，林毅夫給出了他對中國經濟“潜在增長率”的樂觀判斷。如此樂觀的原因有两點，第一是持續的技術創新，第二是中國區域之間的不平衡爲未来增長提供了空間。與一般認爲中國經濟過分依赖投资的結構失衡論斷不同，他認爲投资在未来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仍然會很重要。他的理由可以理解，中國廣大的不發達地區需要更多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资支撐經濟增長的空間还很大。

中國經濟投资過度而消費相對不足雖然是結構失衡，但結構轉型需要时間。提升消費減少投资说的是相對經濟總量的比重，並非絕對數量的減少增加。即便啓動內需助推經濟發展，投资的絕對數量也必然增加，因爲中國經濟體量在增長，這完全是一個合理的論斷。

但在我看来，林毅夫的觀點存在两個關鍵性的问題，這两個问題恰是現階段的中國的風險所在。

首先，政府投资作基礎設施建設的确是必要的，但是政府的錢從哪裏来?這才是真问題。政府長期主導投资的經濟增長方式让中國各级地方政府債務累累，這種慷慨的信貸，在過去来自人爲压低的利率和低效的銀行系统。在今天負債高築、風險積聚的情況下，如何允許地方政府繼續投资?誠然，只要經濟保持高速增長，債務會逐步被消化，但是這種論述背後的假設是一個負責而自律的政府，但事实是：中共政府是一個負責而自律的政府嗎?

第二個问題則更爲本质。積極有爲的政府的确有責任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務，支持要素升级。但政府該幹什么不該幹什么，如何衡量?這些问題的答案越暧昧，政府越位幹預市場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上，要素升级需要政府參與，却同樣要政府让位。以教育爲例，在一個博士産量全球第一的國家缺乏創新人才，難道是因爲政府參與不夠么?答案恰恰相反!

如此看来，林毅夫的觀點雖建立在所谓合適的理論之上，却明顯有意忽略了中國經濟現階段的最爲重要的危險。林試图建立一個更加進取更具实踐指導意義的發展經濟學框架，助推經濟發展，這樣的理論嘗試可以理解。但你我，敢像他一樣如此樂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