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人在国外都误解了中国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胡润日前在回答FT中文网记者有关“在商言商”的提问时表示，“现在百富榜上16%的成员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这虽不是政府的全职工作，但更像一种身份，像英国的爵位。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被社会和国家认可，政府也希望他们参与国家的发展。”
谈到中国的企业家，会计师出身的胡润如数家珍。他表示，15年来，英国首富一直没变过，但中国出现了10位首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而每个首富，都代表了一个时代。
胡润说，每年都会有150至200名新人登上财富榜单，这些人有的是低调富豪，实力强但获得的关注度低。而有些人则是“吸血鬼富豪”。“最近这些人特别着急，急着把钱洗到国外去。这种人我们尽量希望他们碰到阳光，早点死掉。”
胡润也提到，去年有9%的富豪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感到担忧，这是3年来的最高水平。“（对经济的担忧）原因还是满复杂的。很多人怕政策发生变化，同时还有污染、食品安全等因素。这也是近来投资移民热的原因。包括习近平刚刚开始执政，人们对他的希望满高，但他面对的问题也挺复杂，这十年到底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成功解决，还说不清。”胡润说。
以下为原文：
避开拥挤的人群，胡润递过来一张名片：“你好，我的名片，新的，限量版。”随后不久，他找到一个稍僻静的角落，开始接受我的专访。
在这幢位于伦敦金融城核心地带的写字楼里，胡润稍后要做一次演讲，主题有关中国“新贵族阶层”和伦敦的商机，听众大多是英国本地商人，看上去个个兴致盎然。那张“限量版”名片上，除了印着显眼的“胡润百富”四个粗体黑字，特别之处在于一个大大的红色数字“15”，代表着“胡润百富榜”经营至今的年头。
胡润因其自1999年起创办发布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而被人熟知。如今，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诞生着世界级富豪，而胡润每年发布的榜单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财富阶层的“封神榜”：虽然排名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尚富有争议，但这不妨碍人们把其当作追踪中国企业家财富变化的热门媒介，通过它来分析解读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现象和本质。
坐在我面前，这位会计师出身的英国人，很快就开始熟练地演算起富豪的身价。
“马云在榜单上的位置还会再上升。他现在持有阿里巴巴约7%的股份，目前阿里估值达到7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如果最终上市，那就是大概1200亿美元，马云的身价就能有400多个亿的人民币，和现在榜单上的前五名已经很接近了。”
“目前，我们把王健林的身价评到220亿美元，因为这包括了万达每年新增的物业价值。万达商业地产已经上市，收购的美国AMC院线也已经上市，如果万达集团最终整体上市成功，那规模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数说中国的富豪故事，胡润显然是发言权的：1999年，在他发布首份中国富豪榜的同一年，35岁的马云才从体制辞职，回乡创办阿里巴巴；在深圳，27岁的马化腾刚刚推出即时通讯软件腾讯QQ；而时年44岁的王健林，在人们眼中还只是一个因足球而负气出走的大连地产商。
“15年来，王健林正好是中国第十位首富。英国首富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这么多年来基本就一直是他。而中国一下子变了十次，这是很不可思议的。”胡润的笑容始终谦虚有礼，几乎15年未变。但在这笑容背后，他所编订的那张富豪榜，排名座次始终在被频繁地刷新着。
“每个首富，都代表一个时代。现在是王健林、去年（2012）是宗庆后、前年（2011）是梁稳根，这些人本身就代表着一些趋势。比如王传福，他当选首富的时候正直金融危机，巴菲特选择投资比亚迪。做环保汽车就一下子变成了特别热的概念，其他投资者可选择的余地也没有，就都跟着投资比亚迪汽车了。”
然而此时我感兴趣的话题，却不是计算大亨们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在当下有关中国富豪阶层的讨论中，财富的聚散起落已不再总是内容的重心。随着中国富翁们身价膨胀到新的历史高度，他们的困惑和不安全感也与日俱增。由此引发的价值判断和角色定位，正引发着日益尖锐的矛盾和争论。
正在经历中国社会和经济又一个剧烈转型期的中国富豪们，该怎么判断定位自己当下的处境？我更想知道，始终在目睹这一切的胡润，对此是否会有自己的解读？身在他的故乡，资本概念的发源地，我期待这个英国人能根据自己的阅历，说出一些不同角度观点和态度。
胡润似乎不同意中国企业家安全感下降的看法，“和15年前相比，富豪们的安全感肯定是上升的。”
胡润说，15年来，他对于中国的企业家体会最大的变化就是“信心”：“这是基于实力的增长。他们对于自己所建立起来的企业平台已经非常自信，对于公司并购也已经很有经验，所以他们希望能在世界范围内做更大的生意和项目。”
“以万达为例，如今王健林想做的，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意：最大的电影院线，最大的海洋公园...所有涉及的领域，都要做到世界第一，这是典型的美国梦。”
但在胡润看来，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也伴随着一种“中国式”的矛盾心态：“现在的中国企业家正陷入一种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低调，不想更张扬；一方面他们又在买最贵的劳斯莱斯，买最贵的手表，这些东西又恰恰是最张扬的。这就是一对矛盾。”
“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内心里对于自己白手起家的成功是非常自豪的。但因为是在中国，要对政府和很多因素保持警惕，免得被调查。”
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胡润曾对中国富豪的变化趋势作出如此概括：近五年来，去商学院念书的特别多；近两年来，实业家转行做投资的人数正在增加；而在去年，对中国经济抱有担忧的富豪也越来越多。根据胡润给出的数据，2013年有9%的中国富豪对经济前景感到强烈担忧，是3年来最高水平。
我又一次问他对中国企业家的焦虑的看法，他回答：“（对经济的担忧）原因还是满复杂的。很多人怕政策发生变化，同时还有污染、食品安全等因素。这也是近来投资移民热的原因。包括习近平刚刚开始执政，人们对他的希望满高，但他面对的问题也挺复杂，这十年到底能不能把这些问题成功解决，还说不清。”
胡润紧跟着补充：“我最早做中国百富榜时，见到的企业家最多最多只谈三年计划。再多，就退出了，把钱套走了。但现在再接触这些企业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上去了，达到新贵族阶层，不可能随便就‘逃’掉了，只能留在这个系统里继续做事情。”
但不能否认的是，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变化正在发生。2013年，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曾发生一次有关“在商言商”的争论。一方的典型观点是，企业家当下最重要的使命仍是聚焦和专注。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做好商业依旧是商人最大的本分；而反对的声音则呼吁：今天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捐款和公益慈善，而是应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中，“身份焦虑”、“宿命”、“十字路口”和“阶层觉醒”类似的词汇，也被不少学者商人频繁提及。
在财经作家吴晓波看来，中国的部分企业家“正在努力保持自己的身份与政府的对等，不再自视为政府的依附与寄生物，并能够以更积极和现代的方式参与社会重建”。吴晓波称此为“中国社会十年来最重要的公共事件之一”。
我问胡润，如何看待“企业家是否该为政治发声”的讨论。胡润回答是：“其实很多人在国外都误解了中国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我接触的一位企业家，在浙江平湖承包了一个快破产的工厂。两三年时间，从亏损变得有利润，政府很感谢他，对他支持很多。从国外的角度看，这个企业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支持。但在当地政府来看，这个企业家已经把一个烧钱的亏损工厂变得有利可图，就业税收都上去了。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紧密的，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企业能帮助地方政府增加税收，政府也会扶持他、信任他的。”
关于企业家的政治话语权，胡润说：“现在百富榜上16%的成员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这虽不是政府的全职工作，但更像一种身份，像英国的爵位。他们是第一代企业家，被社会和国家认可，政府也希望他们参与国家的发展。”
对话中，胡润也不忘提及“百富榜”对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说到当下中国政府正在力推的反腐运动，他对我说：“ 每年做榜单，都会有150至200人新上榜。我们对于‘隐形富豪’的定义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块是低调富豪，他们实力很强，但被关注度比较小，因为低调。第二块叫‘吸血鬼富豪’，他们的财富一碰到阳光，马上死掉。这个群体也是存在的，最近这些人特别着急，急着把钱洗到国外去。这种人我们尽量希望他们碰到阳光，早点死掉。”
对话接近尾声，我请胡润预测，未来十五年，中国产生富豪的速度还会像今天这么快么？首富位置易主，是否还会如此频繁？
“嗯——”他长吁口气，“这不太可能了。但这也是相对来说，比起欧美社会，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还会满快的。”
访谈间胡润向我透露：“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计划，大概一两个月以后，要做全球富豪榜。现在在中国发榜单比较多，今年在国际上的动作会多一点。”他的合作伙伴同时告诉我，如今胡润百富榜的团队，已经扩展到100多人，向新媒体平台的转型，也做的有声有色。
这些都在提醒着我，胡润的富豪榜本身已不只仅是一个观察研究中国生意人的平台，同时它也是一桩被寄予厚望的生意。
后来，胡润的公开演讲挺精彩，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在座的英国听众们也听得很尽兴。他们普遍表示，不仅学会了“土豪”、“新贵”这些时下流行的中文词儿，也对中国的大亨们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这时我开始思量，对我今天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提问，胡润的回答是否有所保留。毕竟，对于中国企业家们面对的现实问题，他也并非是个能完全能置身事外的局外人。我甚至觉得，这个普通话流利的英国人，言行举止间，总会流露出一些地道的中国商人范儿。
这些高官有惊人共同点 ：从上海走进
中央 (组图)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直辖市通常为政治高地，其党政领导人本身的地位很高，十三大以来的上海和北京、十六大以来的天津以及十七大以来的重庆，其市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其党政领导人获得晋升的机会普遍偏高，特别是北京市长和上海市长，出了很多局委、局常委级的大佬。  江泽民是首位以上海市委书记身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官员。江泽民于1985年进入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1987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他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是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2004年9月9日，江泽民同志正在书写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信。  2002年11月15日，胡锦涛、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出席党的十六大的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并发表重要讲话。  江泽民(中)与欧美政要在一起。 朱镕基曾于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在1986年至1991年间在上海工作，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  2003年3月16日上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朱镕基与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切握手。  2007年7月31日晚，朱镕基和江泽民等老同志在北京参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  1992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右一)和邓小平(中)一起会见著名科学家苏步青(左一)。  “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1993年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说。  “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在一九九五年村山首相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歉意，但是在所有的正式文件中都没有向中国人民道过歉，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你们考虑这个问题。”——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总理与日本民众对话  “我比1998年是不是显得疲劳，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作何评论。不过我想时间已经过去四年了，人总是要老的嘛。”——2002年3月15日九届五次会议  《朱镕基答记者问》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  退休后的朱镕基，过去的严厉与严肃渐渐淡去，面相温和慈祥了不少，笑容也日趋增多。他现在的最大原则是不跟任何人谈工作，但喜欢同普通人聊天。他看书、练书法、拉胡琴。兴致来时，还会与夫人劳安一起“妇唱夫随”地来一段京戏。他的每一天平和而充实，正过着一个退休老人含饴弄孙的幸福生活。  吴邦国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仕途起步于上海，自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便来到上海市工作。吴邦国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1985-1991)、上海市委书记(1991-1994)，并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月8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图为习近平、吴邦国、李克强、张德江等出席会议。  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吴邦国作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2013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胡锦涛、习近平、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步入会场。  2013年1月30日，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钟山在乌兰巴托陪同吴邦国委员长会见蒙古国家大呼拉尔主席恩赫包勒德，并与蒙经济发展部长巴特巴雅尔共同签署了中蒙有关经贸合作文件。  孟建柱为现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的仕途起步于上海，官至上海市委副书记。2001年，孟建柱辗转至江西出任省委书记。2007年，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部长，并在2008年两会上晋升国务委员。中共十八大大后，孟建柱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2013年1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孟建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习近平为现任总书记，2007年3月，习近平由浙江调任上海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并在任上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013年6月4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访墨西哥出席欢迎仪式。  2013年11月16日，胡锦涛同志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亲切握手。  2007年，俞正声接替习近平成为上海市委书记。2012年中共换届过后，俞正声在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成为政治局常委。  2012.1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刘云山(左一)、李源潮(左二)、张高丽(右二)、俞正声(右一)出席大会  2010年4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任委员王岐山在上海考察指导世博筹备工作。图为王岐山(左)与俞正声(右)共同考察世博园区。  2010年5月22日，俞正声在上海世博中心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当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参观上海世博园中国馆和美国馆，并乘车游览了世博园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