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拯救乌克兰？谁来拯救中国？
乌克兰“一夜变天”，“精英”们迫不及待“弹冠相庆”。又是“中国的民族难题”，又是“腐败难题”，唱衰中国。希望有一天，中国如乌克兰“一夜变天”。
果真如此美妙吗？请先看看“谁来拯救乌克兰”？再想想谁来拯救中国？
“谁来拯救乌克兰”？想躲过这场灾难，它至少需要200亿美元。这钱谁来出？（多维新闻 >> 国际 >> 俄美角力乌克兰 普京先输一局）
“财政破产、政府瘫痪、腐败猖獗”，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负责人莱昂纳多称，乌克兰的现状决定了没有人真愿意把它的问题背上身。爱尔兰《独立报》说，这个国土面积相当于2.5个法国的国家不仅在经历二战后最血腥的暴力，也在走向“财政崩溃”的边缘。想躲过这场灾难，它至少需要200亿美元。这钱谁来出？
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安诺夫23日表示，俄将推迟购买20亿美元乌克兰欧元债券的计划，直到乌克兰成立新政府。这项购债计划是普京与亚努科维奇去年12月达成的150亿美元贷款计划的第二部分。爱尔兰《独立报》称，这笔贷款的存在将使俄罗斯依旧掌握对乌克兰未来的话语权。但德国《镜报》认为，俄罗斯显然已不想再出钱了。西方希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款，解救乌克兰，但前提是，“乌克兰必须有清晰的欧洲视角”。
同日在悉尼出席G20财长会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称，美国将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别国合作，协助乌克兰完成重建经济稳定性的改革，并使之重新走上民主和增长道路。但《纽约时报》称，目前不清楚美欧是否真愿为乌克兰付出这么多，乌克兰的前途仍是模糊的。
谁来拯救中国？
2013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6072万人，全年国内生产总值568，845亿。如果真有一天，中国如乌克兰“一夜变天”，“想躲过这场灾难”，它至少需要568，845亿元的一半。这钱谁来出？就算“精英”们还能保住退休金，几亿老百姓死活谁负责？
先生们，多为天下苍生想一想，且慢“弹冠相庆”。
禁書和出書遮醜、离岸船票
[芦笛之声] 慕崖：香港土共老骨幹吳康民公開所收溫家寶去信，一番苦情戲過後，碰巧長達一年的“ICIJ”調查結果公布，據云報告羅列鄧小平、李鵬、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等人親屬，卻偏偏漏掉了江太上皇，《明報》沒有退出“ICIJ”的調查工作，繼而編輯被換，導致多位專欄作家在其欄上開天窗，《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作者找香港出版社出版，首接頭的晨鐘書局主持人在內地被捕，後接頭的香港九江出版社負責人接恐嚇電話，年前繼有《陽光時務》被嚇塞摺埋，《蘋果》肥佬黎被多番“警示”，而大班被封咪事件，成為在行會內耳目眾多的唐英年，在選情不利時，於電視直播的選舉論戰中兜口兜面反擊梁振英的殺手鐧，紅資書局禁售《歷史的先聲》，教授出書被印刷廠擅製兩版本﹝其一版本遭本大量刪剪，主要運與陸客常到區之書局﹞，廣告大戶中斷在尖銳性強的免費報紙上賣廣告，一回又一回的陰陽謀施暴傳媒業界，香港新聞自由世界排名創十多年來新低，催生記者組織藍發動絲帶運動，《852郵報》針對李慧玲事件日前舉行民調，結果顯示，認為商台有跪低的比率接近99%，而要求教育權平等、官員公布財產的大陸公民許志永，被判刑四年。
觀耘閒人：退休中共政要出書遮醜
繼前常委李長春出版兩卷本的文集之後，賀國強也出了兩卷本的文集。據北京高層官場閒議：「看來是訂準了。這個級別只能出兩卷本，不能上老江三卷本的台階。」江澤民的文選有三卷，出版於二○○六年。
一些資深文化研究人士稱《賀國強黨建工作文集》是「又一部政治黑社會曝光作品」。這不是指文集內容而是出版者的爆料。如同李的文集內容被稱「絕大部分為首次公開發表」一樣，賀文集也如此。因此，對於一些重大事件，百姓猜測傳達到某某級別也不是空穴來風。
「賊們的事業」真實版
鄧小平出版過三卷本的文選，江澤民文選亦如此，連紙質與開本一樣，其他人不能突破這個級別。如李瑞環的《談哲學用哲學》是兩卷本，再如喬石的《談民主與法制》亦為兩卷本。李賀二人不能破規矩，跟著出了兩卷本。
不守規矩的倒有兩人：一個是朱鎔基，二○一一年出了四卷本的談話實錄；一個是習仲勳，二○一三年出了兩卷本。朱出四卷意在表明不受江約束，而其微妙之處則是不用如鄧江二人之「黃封面」，而採用暗紅顏色當封面主調。習仲勳是死人被活人捧而出了兩冊文集，其生前未任過政治局常委，因其子已貴為中共總書記，才被祭出文集。
習仲勳兩冊文集遠遜於田紀雲的單本文集。田亦未出任過政治局常委，其與老習一樣在黨內高層有較好的口碑。習近平已是最現實版「梁山集團」的大頭領，因此，習總書記亦有破規之舉，在現任上出書兩本，一為在浙江寫的大量隨筆，是為《之江新語》；一為中央黨校出版社奉上的《幹在實處走在前列》，主要吹捧習在浙江的諸多「新政」，且內容與前者有重疊。習近平責令中央辦公廳與黨史研究機構嚴把好退休領導人的出書關，但自己卻以在任之身出了兩本，無論在官場還是社會均頗生微議。
「放蒼蠅」的滬上舊話
前政要吳官正亦出過一本書，稱曰《閑來筆潭》。官媒大為宣傳，其中有諷刺貪官的打油詩讓人啞然失笑。吳在中紀委書記任上放縱貪官，至少是形成今日貪腐不治的一大重要原因。例如其與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合謀，放縱江的親信程維高在任河北省委書記期間違規但免受刑責，至今是其從政的一大污點。現在熱炒自己文集的賀國強也是如此，其在一九九六年至九九年任福建省省長，是遠華走私案的最大直接責任人之一。但在江的保護下，不但未發生任何政治風險反而調任重慶市委書記（未進政治局）。也因著這段醜聞，賀在文集中絕少涉及福建的內容，而在高層官場其亦有以重慶而非福建為「第二故鄉」的自我表白。
作為福建省長接任者的習近平，雖然不像賀那樣全面保護遠華走私案的深層關係人如賈慶林夫人林幼芳，但是，習在遠華案尚未有初步結果之時，就為林幼芳開脫責任，讓當時力主徹查的朱鎔基十分不滿，但禍未生而「福」來──在福建未能升任省委書記，卻平調浙江省省長後在短時間成為省委書記。正是江看到習在遠華案上的「厚道表現」，才在胡溫拿下陳良宇後認可習去上海善後。習在上海的寬鬆手法與今日高喊的「老虎蒼蠅一起打」形成的巨大反差，也成了他卸任後出文選的一大難題──以今日厲言比之滬上柔政，當初可謂放蒼蠅之策，是日後成為總書記的關鍵一環。至於「賴昌星造就了一位總書記」的傳說雖已消聲，但可以肯定地說：習在未來出文選時，也會如今日賀之操弄而避言。
賀文集在大陸不好過份宣傳，只能依靠軍方在香港開辦的雜誌傳遞信息。香港某刊在去年末做重頭文章，吹捧「賀氏法則」，云曰「處理紀檢幹部，向自己開刀」。文中涉及薄熙來案，亦歸為賀的一大政績。但是，賀文集巧妙地截止到二○一二年三月即薄案尚無定性之時，而不是港刊所云「從二○○七年十一月至二○一二年六月底」之時限。至於賀到重慶長篇大論地吹捧薄左政治，尤其奉薄「一要幹事，二要乾淨」之言為名句，在文集中一字不涉。與其說文集在於表功，毋寧說其在遮醜。此前的李長春在文集中也不提其在重慶所講，更不提其在宗教迫害、打壓人權方面諸多更保密的講話。恐怕此兩類信息在李賀之後的諸人文集中也沒法「公開」，只能等中共下台之後，秘密檔案向民眾開放之時。
沙祖康有功「在偏門」
就目前北京高層官場的私語來看，溫家寶是朱鎔基之後的前常委特例，其既未出三卷本也未出兩卷本，只以談教育的單本來說些社會較為認同的話題。據悉，溫有專門論述普世價值與中華傳統的書稿並未得到現最高層的批准。隨之，傳說溫為自已經濟問題而在香港借友人信件自辯的說法亦不成立。目前，胡錦濤的文選也放慢了速度，原計劃在二月初出版的胡文選，已推遲到六月四日以後，是為避開較為敏感的「八九‧六四」二十五周年。曾慶紅的文集現在正處編輯之中，但最後定稿恐怕要到二○一五年「五一節」之後，而曾慶紅的文集如何評價或是否涉及敏感的宗教問題，頗引揣測。
北京高層消息，習李等七位政治局常委對江時代外交能人沙祖康「很有意見」，因為沙不但因內政表態激怒百姓，而且其大言炎炎地描述「銀河號事件」，讓退休政要們很不高興。沙是一九九三年「銀河號事件」處理的中方全權代表，江因此很是看重沙。但是，江在對其傳記作者、美國人勞倫斯‧庫恩對話之中大講該事件是美國人跟其本人叫板之後，再也不提此事。在江文選中有十分敏感的「法輪功處理談話」，但比較而言，被認為比後來的「法輪功事件」更敏感的「銀河號事件」，在江選中一字不提。
北京消息人士稱：「沙祖康雖在『銀河號事件』上作用非常關鍵，但在比較公開的場合已不再談它。」沙祖康因江遮醜而不談「銀河號事件」，但還是有頗引爭議的言論「現場直播」。比如，他說：「美國這個國家，談到中國時充滿信心，可一些中國人，卻把中國說得簡直明天要滅亡了。」對此，北京官場觀察人士譏笑說：「等沙祖康再喝三年北京的水、呼吸一年的北京空氣，就絕對不這麼說了！」因此，沙祖康有功而沒有正路之論在高層官場耳熟能詳，而其有功但「在偏門」也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
夏明：二○一四：你有离岸船票吗？
在二○○八年西方世界陷入历史上最大的金融风暴后，好莱坞推出了一部有关灾难末日的大片《二○一二》。意味深长的是，西方主要大国和中、俄的政治权势精英、经济寡头早已暗中做好大撤退的准备，利用职权或花上天价预订好了最后的方舟的包房。为了迎合中国大国崛起的炒作，延续人类文明最后的四艘方舟是“中国制造”，而且隐藏在西藏的山谷。
中国未来最大危险是其不确定性
人类文明挺过了“二○一二年”的末日，发达国家也逐渐走出了二○○八年的金融风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过去几年自以为逃过一劫，甚至认为自己的体制和模式都胜过西方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金砖五国”，都已开始走低。摩根．斯坦利甚至认为，“金砖五国”时代已被“脆弱五国”（Fragile Five，土耳其、巴西、印度、南非和印度尼西亚）所替代。社会抗议和危机在巴西、印度、土耳其和乌克兰等重要的新兴市场都已出现。随着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巴西、南非、印度、阿根廷等国的货币大幅度下跌。尽管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立即调高利息率，试图稳定储户的信心，但资本逃离脆弱市场，美元回笼美国或发达国家市场也成定势。
二○一四年与一百年前的一九一四年相类似，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危险的一年。而危险的主要因素都与中国有关：首先，中日关系继续恶化，两国都已出现战争叫嚣。如果双方不能在马年悬崖勒马，中日冲突势必带来中国与西方三连环联盟（美日军事联盟、美国与欧洲的北约军事组织、美澳新军事同盟）的全面对抗。其次，中国经济发展减慢，地方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随时可能爆发危机，在国内贬值而在国际升值的人民币可能出现国际国内同时贬值，带来通货膨胀危机。最后，中国社会危机已经积重难返，大爆发的可能性每天都在增加。
由于中国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机制，中国社会、经济都已丧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厂商、消费者和民众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条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作出决策选择。所以中国未来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其不确定性。那么，谁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掌握最全面的情报信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由党的政工系统、宣传系统、国安、公安、总参、外交部、新华社和线人构成的告密系统每天都在向中共决策中枢输送敏感信息。中共权力机构不断集中化，打造维稳机制、国安决策机制、信息控制天网、大外宣战略等等，都是想强化中共内部的信息效率。在党国垄断和操控信息，而民众和社会信息闭塞扭曲的对比下，我们只能通过解读他们的行为模式来破解他们占有而我们不知道的关键信息。
中共权贵的诺亚方舟
常言道，行为比美丽的言辞更能说明问题。当中共最高领导人在给中国人许诺“中国梦”时，当许多中国人还耽溺于“蕨菜、炒肝拌大包”时，党国的权势寡头们早已饱餐完中国国民经济的盛筵，携赃款远逃了。
根据总部设在美国的独立新闻组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上月发布的报告：该组织获得了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保得利信誉通集团（Portcullis Trust Net）和总部设在英属维京群岛的联邦信托有限公司（Commonwealth Trust Limited）这两家公司的秘档，发现它们服务的二万二千多家的离岸公司客户的注册地址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在经过全球几十家通讯社和报社五十多名记者初步梳理后发现，至少有十几家“红色家族”在所谓避税天堂的离岸金融中心持有秘密资产。他们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和女婿刘春航、胡锦涛的堂侄胡冀时、李鹏的女儿李小琳、邓小平的女婿吴建常、王震的儿子王之、王军和孙女王京京等。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获得的秘档还显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彭真的儿子傅亮在一九九七年至二○○○年间，至少注册有五家BVI（英属维京群岛）公司。腾讯创始人、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和腾讯另一名创始人张志东也持有离岸公司TCHPi。全国人大安徽省代表、国企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韦江宏，于二○○六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铜冠资源控股有限公司（Tong Guan Resources Holdings）。中国女首富杨惠妍、SOHO中国创始人地产大亨张欣也开设了离岸公司。天狮集团董事长李金元还是七家BVI公司的董事。
由于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公司简便、便宜，还提供单人公司注册、客户信息保密等服务，往往成为藏富、避税和洗钱的天堂。具体到中国用户，主要用于国有资产流失到私人名下、转移赃物、母公司合资公司间的财务手脚、钻进出口税收的空子、假外资利用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策等等。其实早在二○○三年，中国官方《人民网》就已报道，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中有二十多万家与中国有关，因此十多年前通过设立离岸公司来实现避税等目的已成普遍现象。但由于中共的官员和国企高管以及他们的家属等通常都有多份护照、使用不同化名、以及拼音转回汉语的困难，“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还无法把绝大多数的离岸公司的所有人梳理清楚。尤其除去维京群岛外，香港、新加坡、伦敦、纽约、迪拜、法兰克福等地都有离岸金融中心的服务，我们所知道的中共权贵离岸现象只能是庞大冰山的一个小角。但即便这个小角已经揭示出了一个大道理：中共权贵无祖国。祖国已经成为中共权贵和寡头的犯罪现场，他们亟需转移赃物、做到金蝉脱壳，所以海外各种离岸金融中心就成了他们最重要的天堂去处。和好莱坞的想像正好相反，对中共权贵来说，他们的诺亚方舟尽管用的是中国原材，但却是由国际跨国银行和理财公司打造，停泊在加勒比海的。
什么都不是的中国百姓何时造反
中共的宣传机器曾以威逼的口气告诉它的人民，“没有了祖国，你们将什么都不是。”此话道出了两个赤裸的现实：由于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外汇计划管理体制，尽管许多个人和企业赚取了不少外汇，但全部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强制收购，外汇配额申请和使用受国家金融机构直接监管。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政权积聚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为中共权贵提供了最大的流通性，保证了他们充足的盘缠可以随时弃国而逃。其次，中国老百姓既没有国外定居权、又无海外账户和离岸公司，一旦中共政权崩溃，银行里存的人民币救命钱，要么会急剧贬值，甚至会成为废纸。中国的百姓真会什么都不是。
中共现在还在高调反腐，但面对海外媒体揭露出的中共高官惊天的腐败现象，官方的发言人洪磊不是感激笑纳，而是质问“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居心叵测。对许多国家和政府来说，媒体曝光是在帮政府做善事。只有中国政府会认为媒体成为了更可恶的敌人。中国政府又居心何在呢？他们当然有一个深深的恐惧：如果中国人明白了现实中国在一代人不到的时间里，已经被中共权贵把资源掏空、经济瓜分、人心污染，现在已开始走人；而众生是无缘搭船离岸的，那中国人就会造反。
中国人已经过完新年，又开始操心购买返乡的车船票了。但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抽空想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有离岸的船票吗？
《動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