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学生,属于士大夫阶层,已经考取些许功名的学生阶层,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候选干部.学生们所学的专业本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必然是要从政的.
准政治官员热心国家政治参与国家政治,有什么错?这就如同一个学化学的学生做化学实验,一个物理专业的学生做物理实验,一个学商学的学生去搞商业社会实践,所以说,古代中国学生参与国家政治不但天然合理,而且是天经地义,他们不参与政治那叫不务正业.
而且,在中国古代,有秀才功名的学生已经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声望,举人那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秀才举人很多出自当地名门望族,也不是社会寄生阶层,恰恰相反,是有产阶层.古代中国各地的名门望族,往往又代表了当地最大的宗族.古代城乡二元社会的乡村基层,以宗族自发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古代中国的学生阶层,实际代表了城乡二元社会中的一元,套用今天的话讲,他们就是县议员州议员,县州议员这样的有产阶层参政议政难道还有错?
其实,就算真的是寄生社会的穷秀才,他们参政议政的理由也比不读书的人充分.如果社会需要管理,你是要一个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十年的读书人还是要一个从事田间劳动十年的农民?在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没有错.这说明古代中国崇尚知识,对此有非议的,岂不就是反智主义者?
这里顺便驳斥一个常见的歪论,此论说什么中国古代读书人读书都为了考功名.文化阶层如此,可见中国文化就是官本位文化.我一直奇怪,如此残缺的逻辑怎么还能迷惑那么多成年人跟着附和?
在古代农耕社会,社会分工不像工业社会这样细化,农耕所需要的知识十分有限,在家庭内部口传即可,根本不需要到专门教育机构去学习.在当时,唯一需要大量专业知识的行业就是行政管理,也就是为官.这个专业要学习相关历史知识并进行行业道德教育(像现在的美国品格教育一样),好为当时的社会服务,所以当然读书人都去考官,这有什么可指摘的呢?
我发现,这种割裂时代背景的偏狭逻辑在共产党员身上特别常见,比如共党就标榜自己治下取消了存在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好笑的是,现在税收的重头是工业税种和商业税种,当然可以免去已经成为零头都农业税.而在古代,不收农业税那叫政府收什么税?您总不能叫皇帝给互联网收税吧?当然,54以后,那是近现代的事情.进入现代,因为社会分工细化,一个人要立足社会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此时教育也逐渐普及,学生不是纳税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是寄生阶层.但和古代中国的学生根本是两回事,这点必须要说清.
话题回到本次服贸风波.
参看韩国就知台湾经济根本不是开放不够,而是台湾产业转型缓慢,连硬件巨头HP都没落了,台湾搞电子起家产业不转型当然经济出问题 .而钱文军却以学生不知道服务贸易协定条款为由称此为“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竟然毫不知情！却不妨碍他们跟着瞎起哄"这也是完全说不通的,比如有人要推我入火坑,还要我签字画押,我坚决不签就是,难道我还要指责我不知道是何时何地在何处推我下去,到底是多大的坑?
服贸竞争一说也根本不成立,试问二流汽车厂商把做农用机动三轮的放进来竞争,这样的竞争能给产业带来什么提升呢?
文化方面,台湾把共产党几十年专业做文宣的放进岛内竞争,怎么可能竞争的过?一般人是拿说瞎话当急智,而共产党是拿说瞎话当饭碗,在这个领域,很少有人能比共产党更有专业精神和专业技巧.国共上次竞争,国民党就输掉了,现在共产党又把这项技能磨练了六十年,谁要说他在文宣方面能胜过共产党,我表示严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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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军：台湾学运与民主误区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3月25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因为东半球的都在关注找马航飞机，西半球都在关注普京吞并克里米亚，许多事情就被忽视了，比如台湾的一群学生占领立法院，还起了一个名字：“太阳花学运”，跟我们当红卫兵时“朵朵向太阳”的花色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头一天民进党议员就预演了强占立法院主席台事件，第二天学生们就干脆占领整个立法会堂，说巧合恐怕太牵强。更何况，这回闹事的领袖：林飞帆、陈为廷，堪称“职业革命家”，在台湾的绿营背景十分清晰，已经屡次三番挑起学生运动冲击法治的。无论怎样刻意淡化此次学运之政治背景，都给人以欲盖弥彰的印象。
说实话，我对此事的第一印象就是想起我们当年做“红卫兵”时那些事儿，无怪乎这回会有“绿卫兵”之称谓。当年反思后的认识是：只有一个病态的社会，才会有学生运动。有道是“学生运动天然合理”，我认为学生运动天然不合理！因为学生不是社会的正式成员，这个群体尚属社会的寄生阶层，不是纳税人，学生没有资格跑上街头寻衅闹事，搅乱社会的井然有序，更没有理由让让整个社会服从其意志！学生们跑去强占立法机关，这不是什么民主，而是暴力行径，因为它触犯了法律底线，没有任何可资谅解的理由。
而只有当社会的正式成员不负责时，这些非正式成员才有机会被运动，全都是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社会正式成员唆使，借以达到他们无法达到或者不愿意弄脏手就能达到之目的。梁文道、余英时都发了文字对这次台湾学运辩解，我想对这两位可尊敬的学者说声“不”，你们如果真的夸赞哪怕一次破坏法治的行为，都只能给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泼凉水！强占立法机关滥施破坏，甭管能列出多少条理由，也甭管它们如何头头是道，就算是有理取闹，它也是践踏法律破坏社会秩序之罪行，理应依法惩治，任何诡辩之词尽可留给辩护律师去说。否则就是社会整体堕落，后果更加严重。
环顾世界，学生运动可谓中国特色，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政治变局靠“娃娃兵”打头阵的。壮族学者黄现璠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劈头便曰：“我国大学生之救国运动，始于汉，盛于宋，而复兴于现代，史迹昭然”，显然古为今用，顺应毛朝腔调之颂辞。郭沫若甚至说屈原就是学生运动领袖。大清国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因组织闹事而成历史名人，给后世留下“榜样的力量”。到了民国，首当其冲便是“五四运动”，打人烧房子，于是成了新时代的楷模。鲁迅说：“我们只看见点灯是平凡的，放火是雄壮的，所以点灯就被禁止，放火就受供养。”我的理解他正是挖苦那次学生运动。但老毛不这么看，不但五四时就写《民众的大联合》予以鼓吹，后来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直白地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就连此文标题所主张的主义，也是五四时学生领袖罗家伦首先翻译引进的。
这回台湾的学生闹事，仍是典型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香港卫视播放了对台湾的媒体人的采访，那位女士告知：所有被问到的闹事学生，没有一个知道“服贸”的内容什么；半年多各路传媒对这个协议的讨论，仅马政府的公议就达20多次，他们竟然毫不知情！却不妨碍他们跟着瞎起哄，乌合之众图的只是一次宣泄，霸占了立法院还嫌不过瘾，进而又去霸占行政院。总之，不搅个天翻地覆，似乎难以宣泄他们的青春期躁动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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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學運與兩岸關係
封從德
台灣學運如火如荼，中華民國的民主體制是否已穩如泰山？這一問題再次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這裡謹從參與組織了25年前北京天安門學運的一個大陸學人的角度，略談幾點拙見。
一、大陸不民主，台灣不安全。這次學運，清晰反映出台灣民眾的普遍拒共乃至逢中必反的心理，只要是與中共相關的議題，就會變得極為敏感。這表明，大陸一黨專制的極權統治，必然是令對岸人民惶惶不安的威脅，這就像與狼共處，不可能有安全感。台灣的民主制度，大陸民眾一直寄予厚望，希望中共解體時，台灣還保有三統（道統、國統與法統）。而大陸的民主化，必將回歸華夏文明之道統、中華民國之國統與四六憲法之法統這三個正統，這一點在大陸「民國熱」越來越熱的情勢下已昭然若揭。因此，只有大陸民主化，兩岸方能長治久安，這才是解決台灣諸多涉中問題的根本之道。
二、台灣不富裕，民主亦難保。民主是台灣最大的安全保障，不過，設若政黨惡鬥，社會脫序，法治闕如，國家空轉，以至於經濟下滑，台灣的民主亦將難保。歷史上民主憲政未能鞏固、進而遭到顛覆的例子很多，俄國杜馬臨時政府、德國魏瑪的民主都被極權制度取代，中華民國亦曾兩度遭遇專制復辟而民主顛覆，這些例子雖原因各異，卻有一共同點，即經濟低迷，社會脫序，法治遭踐踏。韓國與台灣的民主大致同時起跑，如今台灣在諸多方面顯得較吃力，與狼共處的困境及政黨惡鬥之內耗，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希望台灣兩黨克制，進而共建一個族群融合、民主進步、民生富裕的繁榮社會，這不僅是台灣之福，亦是全球華人之福。
三、台灣學運不同於北京學運。儘管此次台灣學運常被類比於1989年的北京學運，我覺得還是有蠻大差異。首先，對象不同，民選政府與一黨專制的獨裁政權，絕不同質，克制與殘暴，不可同日而語。其次，北京學運完全自發，並無反對黨明裡暗裡的支持，這一點我很清楚。最後，北京學運要平和很多。無數次大規模街頭抗議，多次超過百萬人，但從未砸過一塊玻璃，這在世界史上也極為罕見。正因和平有序，北京學運才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和參與。我也注意到有些北京學運人士介入了此次台灣學運，將反對一黨專制的經驗用於反對民選政府，其效果可能適得其反，這既使得台灣學運更加複雜，他們本人也遭致猜測與譴責。對於台灣學運，大陸人士應避免直接介入，否則將不利於兩岸的正常發展。
四、先想好退出機制爭取雙贏。後期脫序是北京學運的一個慘痛教訓，一些發起人根本沒想過退出機制，以至於運動後期學生團體越來越多，學生代表卻越來越缺乏權威，外界不知道誰才能真正代表學生。這樣，即便學生組織意識到應該退場，卻也無力組織撤離了。當然，就規模而言，此次台灣學運可能會好一些，希望能組織得好一些，該退的時候能夠撤下來。其實，危機亦是轉機，這次學運如果能夠做到政黨克制，朝野互動，最終取得雙贏局面，這對於已經比較鞏固的台灣民主，可能倒是一次難得的提昇機遇。公民抗命，抗的是惡法，而非民選合憲政府。民主成熟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民選政府能與反對派互動雙贏，將體制外反對派的意見，納入體制內的合法軌道，使國家受益，人民得利。讓我們一起來祈禱台灣民主的成熟。
民國一〇三年三月廿五日寫於舊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