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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官员财产公开 竟然还比中国腐败 为什么?/你们都是中国人X出来的!台湾竹联帮大佬张安乐力挺服贸
發佈時間: 4/3/2014 10:06:21 PM 被閲覽數: 14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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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是中国人X出来的!台湾

竹联帮大佬张安乐力挺服贸


京港台:2014-4-4 04:14| 来源:人物 |


  挺服贸现场张安乐与学生互呛,台下学生大喊:“我们不是中国人!”张安乐反呛:你们不配做中国人,虽然你们是中国人生出来的孽种,中国人不要你们了,数典忘祖。我讲句最粗的台语,你们都是中国人X出来的。

  4月1日,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现身“立法院”,向“反服贸”学生发声。他痛批“反服贸”活动总指挥林飞帆和陈为廷破坏程序在先,并拿台湾立法机构议场当“人质”,行径无异于“土匪”,呼吁警方“以法制暴”。

  张安乐外号“白狼”,另一重身份是“世界四大最危险帮派”之一的台湾竹联帮前总掌法,避居大陆经商16年多的“通缉犯”。他创办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是台湾第一个公开支持“一国两制”的合法政党。

  9个月前,他在回到阔别17年的台湾前留下一句话,“两边都是我的家,无所谓,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到(监狱)里面也无所谓了。”

  文|梁君艳摄影|杨长虹

  2013年6月29日上午10点,绰号“白狼”的台湾竹联帮前总掌法张安乐先生从上海虹桥机场飞赴台北松山机场。尽管张安乐一再强调此番回台要“尽量低调”,但场面还是很热闹,他一手创办的中华统一促进党,安排了20部游览车在台北松山机场接机,上海台商协会在前一晚为他举行了千人聚集的欢送晚宴。

  一下飞机,等候多时的台湾检察官就为他戴上了镣铐,他用戴着镣铐的双手高举自己编写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蓝色小册子,这是他此前精心设计的情节,“媒体会疯狂捕捉我上手铐的镜头,这也是种宣传。”有媒体问他,回到台湾的心情怎么样?他微笑回答:“很开心。”

  张安乐已经快17年没回过台湾了。作为“世界四大最危险帮派”之一——台湾竹联帮前总掌法,1996年,他因为违反《组织犯罪防制条例》而遭台湾地区检调部门通缉,从此再也没能回去过。

  8天前的这个下午,他还安坐在深圳南山区某大厦15层的韬略集团总裁办公室里,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脾气好得完全不像一个曾经“别人看一眼就会砍人”的黑社会老大。在接受《人物》采访拍照时,他的助理王苑甚至很调皮地逗他“看我这边,笑开点”、“想想我刚把你的电脑资料不小心删了,你做生气状”……他也很配合,甚至还有点因为摆不出效果而过意不去的样子。

  从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从美国到深圳,再从深圳返台湾,张安乐65岁的一生过得纷繁别致。入黑帮,当大佬,留学美国,29年前,他还为解救“江南案”嫌犯、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以一席流利英语独辩群雄,并曝出幕后主使为蒋经国之子蒋孝武,一夕之间名噪海内。后来他又做生意,他的韬略集团是全球安全头盔业的领先品牌;他甚至还创办了“中华统一促进党”,这是台湾第一个公开支持“一国两制”的合法政党。

  金钱游戏,很空虚 

  1948年3月13日,张安乐在南京出生,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典型的书香门第。从出生之始,这个外省籍台湾人(1945年后抵台湾者)的生命中,似乎注定绕不开党派对立、帮派纷争、两岸变局这些浸渍黑白利益的元素。 

  1950年,国民党败守台湾,2岁不到的张安乐跟随家人从海南岛坐船赴台。此前,他们原本准备抵赴香港安家,但一家人上了广九铁路火车又提着行李下来了。张安乐称,是母亲做了这个决定,她是个“忠党爱国”的女子,抗日战争时母亲跑到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抗战胜利还都时又跟随至南京,后来又跟着国民党跑到台北。“我外公是同盟会的,她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就投身革命了。”

  张安乐抵后的台湾,外省籍青少年远离亲朋,人少势单,经常受到本省人欺负,好勇的年轻人于是将打架斗殴作为抱团自助和排解寂寞的途径,拉帮结派一时成为风潮。1950年始,台湾黑帮组织尤其是学生帮派不断冒出,竹联帮亦在这一时期出现。

  当了多年好学生的张安乐,因为肺结核在初三辍学,休养半年回来参加了补习班。初中补习班很乱,“这个帮那个派,打架很凶悍”,张安乐说,他入学第一天就与同学发生争斗打架,原因只是“看了对方一眼”。

  “兴奋”,张安乐回忆起来仍毫不掩饰当时打架的刺激心情。念小学时,喜爱阅读历史的他,就已对《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里的武侠人物非常崇拜。受“兴奋”刺激的他,此后混进了现实中的“武侠江湖”黑帮,先是加入南海帮,后又加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竹联帮,一为了结识“朋友”,二为了背靠“组织”。17岁时,为了替“兄弟”打抱不平,他用刀捅伤一名便服宪兵,随后被警方逮捕入狱一年。

  出狱后,好勇善谋的个性,很快将张安乐推向竹联帮学生帮领袖的地位。张安乐自称“善于形势研判、把握战机”。有一次打群架,对方将“战场”选在自家校门口,集结100余人。张安乐觉得“(对方)人多势众,胆子一定不够大”,他只带领8个伙伴,先派一人拿着武士刀冲向对方队伍。对方也都是年轻学生,被吓着了,不战自溃。

  混迹江湖的张安乐并未荒废学业,1967年,他考入了淡江大学历史系,并结识了竹联帮一号人物陈启礼。两人出身相近,又聊得来,很快成了莫逆之交。张很快被推选为总掌法—竹联帮学生帮里的“老大”。此后,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办赌场、经营公司。

  20世纪70年代初期,竹联帮杀死了一个向警方寻求保护的帮内叛徒,台湾官方开始“打黑”,许多帮派人士包括陈启礼均入狱。而重整竹联帮的张安乐,也对帮派斗争有些厌倦,“每天看到银行存款加加减减,我不想我的生活就是数字游戏,金钱游戏,很空虚”。张安乐想换一种活法。1979年,他顺利申请了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随后又转去美国圣马利学院继续修读学位,后因表现优异被一位教授推荐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

  你一定要站出来

  

  平静的留学生活被一场轰动中美的“江南案”打破。1984年10月15日,竹联帮陈启礼、吴敦、董桂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刺杀了台湾当局眼中的“叛徒”—美籍台湾人刘宜良,这个用笔名江南写出《蒋经国传》的作家。这场暗杀由竹联帮与台湾情报部门共同执行,为了解救道上兄弟,张安乐公布了一盒陈启礼交予的录音带证据,直指幕后主使为蒋经国之子蒋孝武,这也保护了陈启礼等的生命安全。但两年后,张安乐因贩毒罪在美国入狱,一坐就是10年。

  喊打喊杀的江湖岁月早在1984年结束,最后一次动刀动枪是在美国洛杉矶和越南帮派打斗。那段时光已经离他很遥远了,以至于留下的不多痕迹,是他在办公室里安置的两尊雕塑——关公像和孔子像,“想做大事,实践家与思想家缺一不可。”他说。

  1996年,张安乐出狱回台,开始“漂白”经商,设立了韬略集团。该集团下辖29家子公司,成立后共承包500多项工程,并将部分业务发展到大陆。张安乐亦于当年10月赴大陆设厂,但这一待便无法以正常身份返台了。

  1个月后,台湾发生了轰动岛内的“桃园灭门血案”,桃园县前县长刘邦友在自家官邸被谋杀,案件酿成8死1伤。案件至今未破。随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发动了“治平专案”,通过《组织犯罪防制条例》,大规模扫黑。

  由于竹联帮背景,张安乐被指违反该条例,遭到台湾地区检调部门通缉。“条例通过以后,让我们大约在两个月之内回去办所谓的自首,很荒谬,”张安乐说,“这完全是政治迫害。”

  此后16年,台湾曾多次请求大陆警方配合,拟将张安乐缉捕归案,还游说他供出黑帮名单,发声明断绝与黑帮人士往来。但因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大陆警方拒绝配合。《人物》记者试图向深圳一位与张安乐相熟的相关部门官员求证此事,该官员以5年保密期未到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张安乐不去自首也考虑到母亲的感受,“不想再给母亲增加困扰,也不想再回去接受这个羞辱”。他说,在美国蹲监狱的10年,母亲屡次打电话问能不能等到他回来。“好不容易很幸运我回来了,也很健康,母亲也很健康,办什么(自首),不理它。”

  母亲在他的生命印迹中影响最深。“我性格接近我母亲”,他说。自小起,他就爱与母亲相处,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尤其引领他养成看书藏书阅读历史的习惯,“她喜欢唱歌、画画、弹琴,她教我这些,但我都没学会,只有看书”。在访谈时,他很少提及父亲,“我小时候就不喜欢跟父亲处,喜欢跟母亲处”。深夜里提起母亲,这个黑社会老大声音微微发颤。

  避居大陆时期,张安乐除了经商,还一直推动两岸合作与交流。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他在2005年9月创建“中华统一促进党”并自任总裁,在台湾公开宣扬“一国两制,统一中国”,台湾当局将其通缉期由此前的12年半延至25年。

  除了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理念推崇,张安乐的统一主张还深受“大哥”陈启礼的影响。陈启礼曾告诉他,“如果‘台独’有一天要起来,你一定要站出来。”

  你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

  

  在张安乐深圳韬略集团约20平方米的办公书房内,壁式书柜占据了书房近四分之一的空间,里面史哲商等书籍分门别类整齐排放。张自称不好抽烟不喜喝酒,藏书和读书是他的最大爱好,这得益于他身为历史老师的母亲的影响和培养。

  下属陆光很惊讶于这位江湖大哥的“渊博学识”与“超强记忆”。有一次刚看完《傅作义传》,陆光原本准备“显摆”一下,没想到刚开口聊起此书,张安乐便接上了话题,甚至把书中细节如饭局座次都说得一清二楚。

  聊起天来的张安乐,滔滔不绝,博古通今,学历史的他对中国历史尤为感兴趣。在台湾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念硕士时,他总跑进东亚所“偷阅”大陆书籍,甚至“后悔没念东亚所”;避居大陆十多年,每出差到一地,他常主动游览历史遗址,购买讲解这些地方遗址的书籍和小册子。“购书多到要通过邮局邮寄,一般都在百本以上”,陆光说。

  张安乐说,作为台湾的外省人,他自小就对大陆有感情:在台湾时,为大陆发明原子弹而兴奋,念书会跑去隔壁院所“偷看”大陆教材;在美国时,会主动结识大陆留学生。《人物》记者问他为何对大陆这么关注,他回答说,“从小受到的教育,爱国教育、民族教育”,随后又补了一句,“你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代人”。

  张安乐深知中国当下存在贫富差距、贪腐等问题,但他爱以历史观叙事—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沿海地区逐渐成了中产阶级社会了,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独立的思考能力。根据历史发展来看,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产阶级发展的政治制度。

  他以王苑做例,王十几年前坐火车从湖北来只带了200块钱人民币,“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如今王已在深圳买了2套房,拥有2辆车,用的工商银行的VIP金卡,“再给我们50年沿这个发展轨迹走下去的话,内地也会慢慢走向中产阶级社会,那时候全中国会变成中产阶级的社会,大陆自然就会改变”。

  但张安乐的“统一夙愿”,并非是台湾地区的主流愿景,民调显示,台湾明确接受“一国两制”理念的民众不到5%。张安乐显得有些失落,“台湾什么都好,就是不想做中国人。一是不想做中国人,一是怕做中国人。”

  他的统一动机甚至被多层质疑笼罩着。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蒋海明介绍说,张安乐的主张与理念,在台湾仅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支持;由于基层帮派背景,张安乐更是富有争议,选举很难获得席位,台湾其他大政党虽没必要去反对他,但也不敢公开支持他。

  “他们有选举包袱,我们没有。”张安乐对此回应道,“在台湾,越是你大陆支持的,越是可能被人反对;骂人家卖台亲中都是很时髦的。”他反复向记者强调,回去就是为了推进统一,否则完全可以待在大陆。他说自己不会参加议员选举,但不排除党内会推选候选人出来,但候选人会在2016年“总统”选举前退出,然后为国民党候选人造势,“我们要不缺席、不搅局”,“哪个政府为中国人做事,我为哪个政府做事,其实大陆很多单位也不喜欢我。我一个指标,只要我认为你跟国家民族利益符合的,我就义不容辞!”

  2010年母亲去世后,张安乐开始规划着返台,他自称原因是“党内需要一个领导人物能够站出来。而且还得培养接班人”。王苑称,由于护照过期,之前台湾一直不给张安乐发证,“每个单位都踢皮球,直到今年才办好入台证。”

  有朋友说他:“在大陆过得很好,何必要回去坐牢?”但对于自己返台后,可能面临的司法制裁,他倒是看得很开:“1. 我自己认为没有罪,应该是24小时交保;2. 检察官收押我两个月;3. 法官不高兴关我3年,1、2、3(3选1)。”

  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是否真的感到轻松。外界传言,“白狼”回台是“想家了”。6月28日深夜,他避居大陆的最后一个夜晚,《人物》记者问他:“此时此刻,您最想说什么?”

  他在电话里沉默了大约5秒,然后说:“两边都是我的家,无所谓”,接着又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到(监狱)里面也无所谓了”。




俄罗斯官员财产公开 竟然还比中国腐败 为什么?


(图)

文章来源:

 
 作者:何家弘

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11年“腐败感指数排行榜”上,俄罗斯排名第143位,得分2.4;中国大陆地区排名第75位,得分3.6。另据媒体报道,俄罗斯的领导人曾公开承认,80%的俄罗斯官员都有腐败行为;而中国的官方说法是,我党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人。两相比较,俄罗斯显然比中国更腐败。然而,我对此却颇感困惑。根据政治通说,民主是遏制腐败的有效路径。俄罗斯现有反对党,还有总统和国会(杜马)的大选,即使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也算是相当民主了。另外,俄罗斯还有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2009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就和普京总理亲率联邦政府的副总理和部长们在政府网站上“晒”出了各自的家庭财产。但是,俄罗斯竟然比中国更腐败!为什么呢?2012年5月底,我带着这个问题到莫斯科去参加了关于反腐败的国际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由俄罗斯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和联邦财政监察院共同举办。前者是当下俄国最具影响力的法学研究机构,直属于联邦政府。后者是俄罗斯重要的反腐败机构,主要职能是对政府的预算和开支进行稽核与审计。研讨会就在财政监察院大厦内举行,主题是“反腐败的法律创新机制”,又称为“第一届欧亚反腐败论坛”。研讨会的规格很高,在出席第一天大会并发言的人员中,除了上述两个主办机构的领导人(据说都是部级干部)外,还有俄罗斯联邦杜马主席、联邦宪法法院院长、联邦司法部部长等高级官员和一些来自其他欧亚国家的官员。我和同事张志铭教授应邀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在次日的“俄中圆桌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在发言中,我向在座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同时声明,透明国际的排行榜是一种主观评价指数,不一定能准确反映中俄两国的实际情况。但问题是,谁又能客观地说出一个国家的腐败状况呢?其实,一个国家很腐败,抑或不很腐败,都是人们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莫斯科。会议期间,东道主热情地安排我们走马观花地游览了克里姆林宫和红场、圣瓦西里大教堂和基督救世主大教堂、无名烈士墓和胜利广场、古母百货大楼和莫斯科大学等景点。我感觉,莫斯科是一座美丽古老的城市,但是有点乱,主要是道路老旧,交通拥堵,路边停车杂乱无章。据说,在诺大的莫斯科市区,停车场寥寥无几。人们随意把汽车停放在街道两边,包括人行道上。虽然有些路段是明令禁止停车的,但依然停满了汽车,基本上没人管。偶尔有交警开个罚单,也就100卢布(约合20元人民币),没有威慑作用。

陪同我们的保尔是莫斯科大学的汉语教师。他说,莫斯科人都挺有钱的。在大街上跑的汽车多为外国名牌轿车,基本上没有俄罗斯生产的拉达牌和伏尔加牌轿车。因此有人说,莫斯科不属于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的交警最腐败。如果有人开车违章被交警抓住,一般都能花钱了事。他们称之为“社会腐败”,比政府高层官员的腐败更严重。对此,我也有了亲身的体验。

6月1日上午,我们来到位于莫斯科西南山坡上的“新莫斯科大学”。该校旧址在城市中心的克里姆林宫附近,即“老莫”。而“新莫”建于1953年,主楼总高240米,尖顶上是一个五角星徽标,两侧的副楼上各装有一个直径9米的大钟,整个建筑堪称气势恢宏。我们走进主楼的大门,想到里面去参观,但是坐在安检门边的警卫不许我们进入。保尔没带教师工作证,解释了半天也无济于事。我们不无遗憾地走出大门后,保尔小声问我身上有没有100卢布的钞票。我说有,便掏出钱包。他取了两张,攥在手中,向站在门外的另一名警卫走去。他小声向警卫说了几句话,并把手中的钱塞进警卫的手中。那名警卫若无其事地看了我们一眼,转身向大门走去。我们跟着他来到安检门,只见他向那个坐着的警卫做了个手势,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高兴地走进主楼,观看一番,并且在斯大林曾经演讲的大礼堂中照相留念。

保尔说,俄罗斯人非常重视关系,也很时兴送礼。老话说,你有100个卢布,不如有100个朋友。在俄罗斯,上学看病都是公费,但是给老师和医生送“红包”的现象屡见不鲜。莫斯科人的工资不太高,平均月薪为六七千人民币,而莫斯科大学一般教师的工资只有三千多元!不过,很多人都有额外收入。他本人在莫斯科大学任教,同时在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和俄罗斯科学院的东亚研究所兼职。他很感谢普京总统,因为普京总统强调要加强俄中关系。他说,只要俄中关系好,他就很容易赚钱,因为汉语是他的主要技能。莫斯科人也确实需要“外快”。要知道,莫斯科的平均房价为1平米3万元人民币。

由于普京总统重视俄中关系,所以我们这两位来自中国的代表也颇受礼遇。大会之前,我们被请到贵宾室与领导交谈。会议期间,该研究所东亚中心的主任娜丽和保尔全程陪同。闭幕式后,我们又被请到贵宾小餐厅,与研究所领导和几位外国官员共进晚餐。席间,各国代表纷纷起身祝酒,志铭教授就怂恿我致词。犹豫片刻,我起身用汉语说:“在我们中国祝酒的时候,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干杯’。但是,我们所说的‘干杯’并不是真的要喝完杯中酒,而是浅饮即可。在这次研讨会上,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反腐败’。我在想,人们所说的‘反腐败’是不是等于我们中国人说的‘干杯’呢?”随后,许多外国人都一起高呼“干杯”!

其实,俄罗斯现任领导人反腐败还是很认真的。2008年3月,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10天后便宣称:“我们不能再等了,腐败已变成一个制度性问题,我们应该用制度性的对策来应对这个问题。”同年12月,俄罗斯出台了《反腐败法》,其中规定国家公务员及其配偶、子女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交收入和财产等信息。梅德韦杰夫表示,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申报资料将在媒体上公开。2009年5月,梅德韦杰夫发布了第557号总统令,批准了必须公开申报家庭财产的联邦政府职位。不过,这些法律规定在执行中被大打折扣。目前,俄罗斯实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适用于政府高级官员,包括联邦总统、总理、部长、国会议员等。据说,这些年来,在俄罗斯被查办的腐败官员中部级以上的官员很少,大概也与此有关。2012年3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在俄罗斯反腐败委员会上又宣布了一项新的法案,要求俄罗斯所有公职官员都必须申报其大额收入以及购买住房、汽车、股票的相关信息。该法案还坚持“信息透明”的原则,规定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以和执法机构、政党、媒体同样获得上述信息。如果该法案在年内获得杜马通过,就将从2013年起生效。

研讨会结束了。娜丽送我们到机场,且久久不肯离去。机场的办事效率确实很低。旅客心急如火,工作人员却慢条斯理。不过,我们也目睹了几位“走后门”的旅客。这大概也可看作俄罗斯政府管理工作的缩影了。

飞机终于离开跑道,飞向蓝天。我坐在舷窗旁,看着下面大片的森林和草地,三日来的思考在我的脑海中凝聚。反腐败需要民主,也需要法治。对于防范上层腐败来说,民主似乎比法治更有用。对于防范下层腐败来说,法治大概比民主更有用。对于那些具有清廉传统的国家来说,反腐败可以按部就班。对于那些腐败积重难返的国家来说,反腐败必须采取特殊手段。于是,我又想到了那部即将由群众出版社推出的犯罪悬疑小说《无罪贪官》,因为在该书中,我讲述了一个从高度腐败转向高度清廉的故事。当然,那是我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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