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曾是习近平博士论文审议委员会成员之一而被认为“帝师”的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近日在官媒光明网发表长文炮轰既得利益集团。孙立平认为，虽然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是中国面对的基本问题，但是其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从现实情况看，上层选择用反腐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是一帮怂人。而对于执政者来说，则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孙立平认为，在权力和市场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权贵体制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

　　孙立平称，关键是要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这次改革的艰难，可能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改革的启动上，更大的考验，可能会是在改革的途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孙立平还表示，这种阻力也不能估计得过分，不能任意夸大。从现实情况看，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启动反抗的力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败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

　　既得利益集团，说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之后，他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的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孙立平说，对于80年代的改革，人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争议，但如何认识9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分歧。尽管许多人直到现在仍然将90年代的改革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但其实从那时起，改革就已经是进入畸形状态。政治体制改革被完全搁置在一边，甚至在政治和法治的意义上出现倒退。经济体制改革单兵突进，由于缺乏权力的制衡，缺乏舆论的透明，缺乏普通民众对自己的利益进行保护的权利和能力，市场化与私有化方向的改革，很快就演变为对社会和民众财富进行掠夺的过程。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即使是一些出发点良好，甚至是设计良好的改革措施，也往往是被扭曲，走样变形。这种情形，在国企改制中达到了高潮。自此之后，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味儿，改革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获得官僚阶层对政权的支持，对贪腐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除了偶尔抓出几个腐败分子以缓和民众的愤怒情绪之外，对贪腐现象的蔓延已经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开始两极分化，各种社会矛盾和乱象有增无已。

　　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在以个体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前些天我曾经说过，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之门，条条是通向恶之路。做得好，每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做得不好，每一条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尤其是在诸如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这样直接关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上，都要谨防被既得利益集团弄得走样变形。

　　孙立平最后表示，深化改革，清理权贵弊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开通道路。要将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这一轮改革之中，作为这一轮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意味着要强调如下的改革内容：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将政治社会生活纳入法治轨道，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建立利益表达、施加压力和社会博弈的机制，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保护公平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平等。公平与正义的实现，必须基于法治的基础，需要宪法权威、司法公正、行政公平。同时，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要破除权贵资本主义，如周瑞金先生所说，执政者要勇于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袁纯清涉周令薄贺，腐败“重镇”山西省面临“一锅端”


2014年4月21日


    《博讯》杂志4月号详细披露山西帮的腐败黑幕，博讯网记者最新获悉，山西省已经成为中央反复要拿下的下一个腐败“重镇”。
    
    消息人士告诉博讯记者，前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在北京向调查组交代了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以及山西的腐败情况。他交代了袁纯清如何和令计划、周永康、薄熙来和贺国强四家族勾结，大肆敛财，以及参与周令薄的政变计划，为令计划看守山西大本营。
    

    
    山西腐败之重超出想象，大量事实显示，产煤大省山西没有一座煤矿和以上四家族无关的，他们在煤矿中或者持有股份或者矿主每年向他们进贡分成。如此腐败是因为省委书记、令计划、贺国强和薄熙来等做保护伞，官商勾结，形成了腐败利益群体——山西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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