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案发展至今，整个案件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进入了一种“心知肚明”、“不言而喻”的状态。但是一直困扰各方的就是官方何时公布周案案情。近日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或将提前召开，主要原因是要向党内传达周永康一案案情。

　　四中提前召开传达周案

　　经过长时间的外围调查后，对于周永康涉嫌违法乱纪情况的调查已经由外围侦破向案件核心靠拢，中纪委带走调查的相关涉事人员无论数量还是级别都在不断提高。周永康本人在其近30年从政生涯中所犯下的贪腐、生活作风腐化、目中无人不维护党核心等几项罪名，将会被一一揪出，而周永康本人的用人不察、滥用职权、在“薄熙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政法系统5年来弊端百出更是有目共睹。

　　截至目前，周永康一案虽然已经坐实，外界也将周视为“死老虎”，但是中共方面仍然“欲说还休”没有将这层虎皮揭下来。据记者获知，中共高层已经决定在今年夏季召开的四中全会上对党内正式传达周案详情，为正式公布该案做铺垫。此前薄熙来案处理时亦曾提前进行过党内通报。

　　中共中央全会的召开机制与会议重点有其规律性。外界通常关注聚焦党内人事的一中全会以及制定当届执政重点的三中全会，而对其余5个全会缺乏相应的重视。尤其是四中全会，通常于9月份召开，因为一般召开于每届中央委员会的“届中”，“过渡”意味强烈。因此议题也通常是党建与思想，如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故外界解读时亦缺乏足够的关注度。不过本届四中全会因为承担着要对党内通报周案案情的重任，因此提前召开。

　　四中通报处理常委曾有前例 人事调整预热

　　但是在人事方面，四中全会也并非乏善可陈，通常它会为下一届党代会的人事调整预热、做铺垫。甚至在中共党史上，多次常委级别的换届就是在四中上显露信号的，如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增选时任上海市长黄菊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随后黄菊入常，吴、姜升任副总理。

　　而且据查，这并非中共首次在四中全会上对常委级别的高官进行通报处理。1989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针对“六四”风波，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一切职务，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免去胡启立的党内职务，在此次四中全会上，正式形成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班子。

　　由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推出的“2014年国家安全蓝皮书”，作为首部国安报告，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评价遵循了一贯的“虽然……但是”模式——虽然总体稳定，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等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打好这场意识形态保卫战，中国当局的动作不可谓不频密。5月8日凌晨，新华社一则关于高瑜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的报道，更是让这场停留在口头上的战役开始血光剑影、硝烟弥漫。随后，打有马赛克的高瑜现身央视早间新闻的镜头前，表达了深刻忏悔，“自己的泄密行为危害了国家利益、触犯了国家法律，对此深表忏悔，诚心诚意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甘愿接受法律惩处。”而围观民众恍惚间联想到了昔日央视镜头前的网络大V薛蛮子，以及被剃了光头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

　　中央电视台报道高瑜案截图

　　即便认罪平台同一，悔罪言语何其熟悉，可后两者所涉罪名还是无法与高瑜放在同一个天平两端。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所述，现年70岁的高瑜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而被警方刑事拘留，早在1993年，其也曾因同样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故而这一次可以算作“二进宫”。高瑜第一次因泄密罪入狱，具体原因为何至今仍然是一个谜；这一次，官方提供的说法还是一如既往地欲说还休，以至于各路不明就里的意见领袖只能感叹“Google一番才能搞清楚状况”。

　　就高瑜事件而言，如果真涉及泄密罪，那么依法拘留也是法治应有之意。当局对外公布的内容充斥的各种不确定，也可以理解为出于对国家机密的保护。围观群体忧心的是，看似合情合理的“表面”之下暗合着政治妥协的“内核”。如同薛蛮子嫖客身份之外的“大V”头衔，嫖客只是“表”，站在央视镜头前俯首认罪，成为众多大V前车之鉴的范本才是“里”。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小道消息往往作为遥遥领先的预言鱼贯而出，压倒高瑜的最后一根稻草也随之被掘地三尺翻出。官方口径中所谓的“秘密文件”，正是2013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一份《的通知》（中办发[2013]9号，亦即俗称的“七不讲”）而“某境外网站”则是名不见经传的《明镜月刊》。在高瑜因泄漏此文件被拘留前，“七讲七不讲”早已在各个场域传得沸沸扬扬，官方的神经也始终处于紧绷状态。彼时，前有《安阳日报》刊发的《中办印发意识形态领域情况通报 安阳政协学习》，后有《辽源日报》头版对带头强化四种意识的呼吁，待到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网站发布《中央：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七个方面突出问题值得注意》，然而诡异的是，此系列文章链接很快在滚滚揣测大潮的冲刷下失效，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今，随着高瑜身陷囹圄，“9号文件”再次进入公共视野。被高度提炼出的“七讲七不讲”旋即盛嚣于西方媒体网端报端。所谓“七个不要讲”，具体而言是——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

　　在此基础上，复又衍生出了“七个讲”，即要讲中国特色、要讲党管媒体、要讲社会管理创新、要讲和谐社会、要高举毛邓旗帜、要讲中国梦、要讲政法委办案。

　　如果说此前人们还对流传于高校的“七讲七不讲”的真伪性有所保留，那么这一次高瑜祸起于此的事实，可谓间接打消了怀疑论者的疑虑。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教授赵晓即反问：“这么说那文件是真的？”退而言之，高瑜通过网络将这样一份传达至市地师级的文件提供给境外媒体便遭致泄密罪，也表明“9号文件”的重要性之所在。在当局看来，法办高瑜，就是在保护“国家秘密”，也是在为意识形态保卫战添柴火。只有将一个个“高瑜们”清除掉，意识形态这一极端重要的工作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何况，“9号文件”之后，已经有习近平之“8·19”讲话以及国防大学联合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部等联合推出的上下两集内容宣传片《较量无声》做后盾。

　　问题在于，高瑜即便将这份文件提供给境外媒体，是否就构成了泄密罪？按照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的专业解读，“本案辩护核心之一是，在高之前，互联网上有无公布。若公布，即无秘密可言。”最先将“七讲七不讲”抛入广场中央的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第一时间站出来为高瑜辩护，“一个政党的文件不应视为国家秘密，即使是党员也没有保密的法律义务（只有组织义务），更何况非党员公民”，“本案所涉文件也不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的国家秘密”。至于具体情况为何，只能等待警方后续调查结果的到来。

　　当下可以确定的是，意识形态保卫战注定会是一场持久战。为了打赢这场战役，当局的做法并未收获预期的效果。或者可以说，从一开始，北京欲说还休的姿态就表明了含糊其辞的“七不讲”有多么不得民心。以至于在民怨沸腾中，只能通过高筑网络防火墙来紧缩话语表达空间。作为中共喉舌的党报官媒，在这场保卫战中的表现同样堪忧，歪嘴和尚念错经的意味明显。如自“8·19”讲话始，《人民日报》等党媒的系列文章，大有将意识形态推波助澜到“你死我活”斗争层面的态势，过火批判、山雨欲来，突出的声音无外乎严管，而且要亮剑式的管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给外界造成“文革”遗风再次袭来的错觉。

　　算起来，高瑜只是内地公安和国家安全机构近一周内公布的第二起涉境外间谍或涉外泄密案。广东国家安全机关5月5日曾宣布，破获一起涉境外间谍机构策划的策反案件，至少一名内地涉案人被判处10年徒刑，另有超过50人被策反。此外，就在高瑜被拘留的前一天，维权律师浦志强也因寻衅滋事罪被拘留。虽然两者性质全然不同，但如若后者是因参与“六四”研讨会而被问责，那么两者之间又具有了某种层面上的巧妙联合。退而言之，不论案件性质为何，罪名是否成立，在营造风声鹤唳的整肃气氛上，不管是高瑜、浦志强，还是此前被批捕的许志永、王功权等等，大抵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