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天安门广场上的知识分子周舵与王军涛一生都因六四改变。两人都是从小到大在名校中转、有顶尖的社会关系，89年前途似锦；六四镇压后，一个在国内被剥夺发表文章、演讲的权利；一个流亡美国，不能送别亲人。《苹果》记者走访了这两位分别在北京和纽约的知识分子，对于六四，他们有不同反思；相同的是，走过25年，他们仍然坚持为理想付出，并胸怀鸿鹄之志，为中国的未来思考着、行动着。

　　陪学生绝食、最后关头与戒严部队谈判，令起码广场上万名学生能撤退保命的「广场四君子」中，刘晓波再度坐牢了，侯德建被国内解禁登台后不谈政治了，高新流亡海外了，剩下66岁的周舵，仍在北京，仍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近年一些立场转变备受争议。他日前在北京接受《苹果》采访时说：「20多年来我高举平反六四的大旗冲锋，最大代价是甚么事都干不了，等于被活埋了。先烈让给别人来做了。」他说相对于平反六四，清除党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更关键的治本之道。

　　　　知识分子最痛「甚么事都干不了」

　　「只要跟我意见不同，恨不得扑上去把人掐死，这就是党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到底六四怎么来，不就是邓小平的四二六社论么？四二六社论怎么来，不就是邓小平阶级斗争那套旧思想么？认定大学生是想颠覆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没这回事！」反思六四，周舵认为当时体制内外的强硬派中了「党文化」的毒：「体制外强硬派很少，主要是柴玲和身边几个，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最主要党文化长期毒害，他们主导了学生运动。党文化是激进革命文化、坚决不妥协知进不知退的文化、敌我黑白二分不相容不共戴天的文化。中国人多少现在还是这样，你上网看看。」

　　周舵回忆89年，自己当时是最大民营科技企业四通公司高管，又曾任教高官摇篮中央团校以及北大，前途一片光明。纯粹因当时体制内温和派赵紫阳、胡壠立和阎明复动员一批知识分子劝说学生，才捲入民运。「当时我只是一种责任感，一种本能。非常不幸，我们失败了，结果是体制内外温和派全垮台，两个强硬派流血冲撞。」六四后，周与很多当时知识分子一样被捕，关了十个多月后获释。当局对他的处罚25年从未停歇，除了个人和家人遭受监视、软禁，最痛还是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开讲座：「你想一个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无非是他的研究成果不会产生社会影响。」

　　对于有人质疑他近年「软骨头」甚至「与当局合作」，他一笑置之：「哪个背后无人说。为成就自己的理想经常要承受骂名。」他现在的理想是中国全面多层次的现代化，包括政治现代化，他推崇改良批判革命：「先自由后民主，先法制、宪政、把人权保障做扎实再行民主。香港现在就是有自由没有民主。一定要培育两个中派成主流：中左和中右。宪政法制在我们这一代建立不起来的话就危险了。现在九○、○○后追求发财致富、当官出名、明星娱乐至死。」

　　　　在国内生存　摸熟中共两条红线

　　周舵认为，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仍在束缚着中国人的头脑，所以知识分子任重道远：「西方人是从桌面往上讨论，这个桌面就是共识常识。我们不但没到桌面、连地面都没到，我们在地下室里，谁把我们搞到地下室、甚至十八层地狱里？就是马克思。」

　　「当初共产党讲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如果你这么想就是在幻想。中国现在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躲起来。一定适得其反。」他说在国内夹缝中寻找空间，全靠摸熟共产党枱底潜规则──两条红线：「言论只要不是诉诸大众，不带宣传煽动性质；行动就要小心了，尤其第二条红线，群体行动就要格外小心，许志永被抓就因他不仅踩了第一条红线，还踩了第二条，他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但这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还远呢。刘晓波《零八宪章》也是没有任何违法的，但他也是踩了那条红线，搞了群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