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将至，“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在香港《明报》撰文，对邓小平曾说过的“六四”发生的“大气候”与“小气候”进行解释。在周舵看来，邓小平作为领导者指挥不力固然要承担“六四”的责任，但从根本上来讲直接促成“六四”灾难的却是李鹏。更值得推敲的是，原本外界一致认定的邓小平下令开枪，在周舵这里却变成了令人震惊的“邓小平不知道戒严部队杀了人”！

　　以下为周舵原文节选：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终於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不知道戒严部队开枪杀了人。据中国红十字会前党委书记透露，不计伤者，那可悲的一夜仅死亡就达750人左右，其中大学生30余人，军人不到20名。请务必注意：死伤都发生在军队从城外往天安门广场推进过程中，而不是在广场，因为我们4人在开始清场的最后一刻，把全部学生和市民劝离了天安门广场。25年过去了，居然现在还有人坚称“天安门大屠杀”，简直难以理解。

　　邓小平在讲话中解释“六四”为什么会发生时，说那是“大气候”和“小气候”所致，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等等。中共官方至今也没有解释过“大气候”、“小气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坊间更是误解重重。

　　下面是我的解释：

　　一、大气候：中共的民主承诺与实际作为之间的巨大落差

　　民主和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两大主流，正是得力於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大力鼓吹。延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共，“自由”、“民主”、“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以说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可查中共当年的党报《新华日报》，或笑蜀编着《历史的先声》）；中共最终能够打败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自由民主赢得了各界精英的人心。然而，中共政权稳固之後不几年，一个180度大转弯，“一边倒”倒进斯大林的怀抱，实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专制--极权主义，把自由民主彻底踩进泥里。这种政治承诺和实际作为之间的鲜明反差，造成中国先进分子和执政党之间的严重冲突，只要一有适宜温度，自由民主的诉求就会如春苗般破土而出。这种中国社会自身强大的内在张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六四”发生的“大气候”，和什么“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没多大关系，那时美国和中共还是合力反苏的战略盟友。

　　现在，中共新领导班子郑重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和民主赫然在目，好得很，接下来就看具体怎么做了！第一步，首先要“反求诸己”，不要再嫁祸於人，继续胡扯什么谁谁亡你之心不死。西方是有这样的人，比如那些头脑简单、傲慢偏执、不负责任的激进民粹民主派，那有什么奇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你自己要是行得正、立得稳，谁能亡得了你！至於如何“渐进、有序、可控”地实现民主，见後文。

　　二、小气候

　　（1）政改vs.反自由化

　　1986年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这之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明显是矛盾冲突的，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委实是个大难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站在中共改革派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实际上中共改革开放的基础一直非常脆弱，全社会、体制内外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极其强大，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要在极左保守势力和“极右”激进派之间左冲右突，设法保持艰难的平衡。

　　以开汽车作比喻，“政改”好比踩油门，“反自由化”好比踩煞车，想让中国这台装载?上10亿人口的超大型破车既能前进还要不翻车，主政者需要超级高明的驾驶技巧，这几乎超越了任何人的能力水平。而我们知识分子往往书生气十足，只讲“政治正确”、逻辑严谨，不能理解“说法”背後的政治真意，又总是过分急躁，再加上邓小平原本就不善言辞，改革开放又严重缺乏理论支援，很多话碍於保守派的虎视眈眈又不能讲，於是难上加难，不出事才怪。

　　（2）胡耀邦“被辞职”之後的权力结构

　　邓小平是中共改革开放无可替代的舵手，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共的头脑”，所以，应该说邓、胡、赵“三驾马车”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最优安排。很不幸，不知邓小平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居然先後自断双臂，简直匪夷所思。把胡耀邦搞下台，却把野心勃勃的保守派李鹏推上去，这样一个权力结构怎么能运作？

　　我们仔细回想“六四”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李鹏所起的极其恶劣的作用。赵紫阳去朝鲜访问是邓小平的意见，李鹏到车站送行，请示对学潮怎么办，赵紫阳的指示非常明确，按政治局既定的对话、劝说等“软”的办法处理。李鹏答应得好好的，一转身，就带上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里大肆煽动蛊惑，引导邓小平说了一大堆违背事实、非常不理智的话，李鹏立即组织班子把这些话写成《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生和普遍同情学生的社会各界彻底推到了对立面上去，由此惹下大祸。赵紫阳回国後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千方百计从4．26社论对学潮的错误定性转弯子，但是，每当赵紫阳的举措起了一点作用，李鹏立刻设法破坏捣乱，激化事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李鹏的目标就是两个：第一，把4．26社论的定性坐实；第二，取赵而代之。後一个目标是李鹏背後的保守势力处心积虑一直想要实现的大阴谋。赵说，倒赵其实是倒邓，事实就是如此。虽然杀人未必是李鹏的原意，但导致这一後果的，李鹏绝对难辞其咎，而李鹏在他的日记中却千方百计把责任全都扣到邓头上。

　　（3）极左意识形态vs.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就是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其主要参照系，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谁开放？当然是向西方开放，说穿了，就是西化、资本主义化，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与之当然格格不入，邓因此不得不强行压制理论争论，硬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这种“掩耳盗铃”策略把中共改革派置於非常尴尬的脆弱地位，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中共从十五大开始，就把“法治”写进了宪法和党纲，法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彻底不相容的，而中共至今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这种现状不改变，类似“六四”的大乱几乎不可避免。

　　（4）决策权vs.执行权

　　胡、赵名义上是总书记，实际上根本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是在邓小平等“八大元老”手里。这种“决策者不负责，执行者不能决策”的权力结构一定会产生许多摩擦与隔阂，变成打乱仗。邓小平、陈云两派首领因为“谈不拢”多年互不来往，赵必须在邓和陈两个婆婆之间费力周旋，而胡、赵和邓之间也沟通不良，赵紫阳经常想见邓小平一面都不可得，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5）邓小平的个性

　　专制体制是人治，不是法治，其成败与主政者的个人品质关系甚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前期的成与败，和邓小平的优缺点密切相关。这篇小文不可能对邓作全面的客观评价，我只能说，“六四”事件既有其客观原因，如上述，也有邓个人的很多责任。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邓，情况只会更糟，可能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即便有，成绩也不会好；同时，邓的思想理论水平、领导力、说服力、制度创建能力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缺欠。与毛相比，邓的常识感、现实感和对大势的把握远胜於晚年的毛，但是，作为一个最高决策层的“班长”，邓比毛差太多了。高层决策的“怎一个乱字了得”，就突显了邓的不足。

　　以上几点加总，大概就是致使“六四”发生的“小气候”。

中纪委监察专员曹立新被查 与其分管

山西有关

京港台：2014-5-19 23:21|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

曹立新(资料图) 　　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财新网消息，继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后，又有一名副局级的中纪委内部干部被调查。5月19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中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将手术刀对准自己内部违纪违法现象，被认为是中纪委以壮士断腕决心、坚持将反腐败进行到底的体现。据财新网记者所知，魏健和曹立新均于5月上旬即被带走调查。 　　曹立新曾任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三处处长，六室主要负责联系华北片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的纪检监察工作，曹立新在其中分管山西。2011年10月，曹立新曾担任组长，率中纪委调研组在山西多地进行调研。 　　2013年，曹立新升为副局级，任中纪委法规室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消息人士称，曹立新被查可能还是与其分管山西时期有关。今年山西有多名官员落马，2月份被查的原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2006年出任山西省纪委书记之前，亦在中纪委工作十多年。 　　此前的5月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亦曾宣布，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魏健职务较曹立新更高，2008-2012年曾担任分管四川、重庆、云南等西南片区的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之后又分别担任负责联系金融口单位的第二纪检监察室和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 　　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魏健被查应与他曾分管四川有关。2012年末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查以来，四川已经落马多位高官。四川、山西目前均为反腐的风暴眼。 　　另据报道，中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被调查，记者从中央纪委获悉，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4日上班后从办公室被带走 　　消息人士称，魏健是5月4日上班后从办公室被带走的。 　　魏健在中纪委内部资历颇深，曾任中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2008年接任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五室主要是负责联系西南片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的纪检监察工作。2012年，魏健调任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二室分管联系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海关总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中国工商银行等26家机构。2014年3月中央纪委公布了最新的内部机构调整安排，纪检监察室总数增至12个，魏健改任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该室负责联系金融口的单位等。 　　上述人士分析，魏健被查可能与他曾分管四川有关。2012年末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查以来，四川已经落马多名高官，成为反腐的风暴眼。 　　四室：主要联系金融口的单位 　　根据2013年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机构架构图来看，当时的魏健是中纪委纪检监察室二室的主任，负责联系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工商总局、海关总署、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中国工商银行等26家机构。 　　今年3月份，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最新机构改革结果，其中纪检监察室负责联系中央国家机关和国企的由原来4个增至5个；负责地方的由原来的6个增至7个。 　　整合后，一室主要联系中直、政法和宣传口的单位等；二室、三室主要联系国务院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等；魏健所在的四室，主要联系金融口的单位等；五室主要联系国资委和央企等。 　　12个纪检监察室分工 　　1室 主要联系中直、政法和宣传口的单位等 　　2~3室 主要联系国务院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等 　　4室 主要联系金融口的单位等 　　5室 主要联系国资委和央企等 　　6~12室 联系全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及中央驻港、澳办 　　纪委内部有“纪委” 　　3月份公布的这次改革，还新设了一个专门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专家称之为“纪委内部的纪委”。 　　今年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透露，为了加强纪委的“自我监督”，中纪委决定设置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据公布，新设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负责监督检查纪检监察系统干部遵守和执行党章以及其他党内法规，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国家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情况；按照管理权限受理有关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举报，负责问题线索初核及案件审查工作等。 　　“它像是‘纪委内部的纪委’，以解决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问题。”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以往，中纪委干部出现违纪违法行为，并无专门机构查办，大多交由相应科室的主管领导处理，专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后，科室主管领导也将不能再干涉审理和查办。 　　延伸阅读 　　中纪委向纪委高官“动刀” 　　“保险箱”也不“保险”了 　　十八大以来，纪委系统重拳频出，落马官员接二连三，在将“铁拳”打向官员的同时，纪委系统也不惮自曝家丑。除了刚刚接受调查的魏健之外，新近落马的就有曾担任过四川省纪委书记的李崇禧、十八届中纪委委员申维辰。再往前追溯，曾锦春、王华元等人也是显赫一时的纪委高官。 　　坊间一直流传有“进入纪委工作就等于进了保险箱”的说法，就目前中央反腐的力度来看，如果纪委官员自身有问题，“保险箱”也不“保险”了。 　　魏健：十八大后中纪委系统首个遭调查高官 　　从公开资料来看，魏健是十八大之后，中纪委系统首个遭到调查的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