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周舵的《对中共执政多一点同情和理解！》/中纪委办案：情妇检举最主动 兄弟揭发最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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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5/19/2014 12:43:14 PM 被閲覽數： 118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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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多维论坛
    
     “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在“六四”前夕撰文，为中共提出一条解决历史遗留严重错误的解决之道，并呼吁外界对中共执政的不理想多一点同情和理解，称这才是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否则“六四”的鲜血将白流，中华民族的前程将一片黑暗！

周舵近年来与中共妥协，不再振臂高呼“平反六四”，而是开始呼吁中共“改革”。周舵称，自己转型后，“中共安全部特务”之类骂声铺天盖地，他甚至用“忍辱负重”来形容自己目前处境。他用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最终结局的惋惜来解释自己的抉择：“政治家最高境界并不是做道德完人和圣贤，而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不惜忍辱负重。”对于周舵的这番妥协，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说，“理解得来有点悲哀”。
    
    以下为周舵原文节选：
    
    “六四”历史会不会重演？
    
    如果简单、教条地作回答，可以就是一句话：抹杀历史，必定重蹈历史覆辙。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想一想中共历史上犯过多少令人发指的严重错误，伤害了多么巨量的无辜人民，如果把历史的老帐（包括“六四”）一股脑翻出来，诚如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所说，共产党3个月就会垮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从“公开性”入手，导致苏共的合法性基础彻底崩溃。我一直讲，从1949年“一边倒”，中国最优选择的机会窗口就关闭了，我们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么推动共产党改革，要么让共产党垮台，而垮台一定比改革坏100倍、1000倍！你喜欢不喜欢共产党，客观事实都是如此。既要汲取历史教训，那就得揭露历史真相，又要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又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两难选择。有人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怎么还能不认错？这又是书生之见。实际上，愈是错误严重，愈难承认错误。这就是日本人至今不肯对侵略战争认错的原因之一。共产党也是一样。
    
    办法看来只能是：第一渐进有序，第二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先从共产党体制内的高层，从精英小范围、不公开的范围内清理历史旧帐、改造极左的旧意识形态，重建合法性基础。对毛泽东，可以把他当做“祖宗牌位”高高供起（毛当年就是这样骂刘、邓把他边缘化的），让他有虚名、无实效，同时，把延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毛泽东作为意识形态正统继承下来，和法治、宪政接榫。公开批毛、非毛化恐怕不可行。习近平说“不能用後30年否定前30年”，如果是这种考虑，那就不但没有错，而且很明智。思想解放应该继续大力推进，尤其是在高级干部当中；对中共各级干部，不妨考虑恢复毛时期“内部读物”的出版，任何言之有据的不同思想理论都应该让他们了解，才能使中共干部队伍的理论认知水平不至於远远落後於时代、落後於社会。
    
    中国的现实经常是，可做的不可说，可说的不可做——右的可做不可说，左的可说不可做。因为极左派不但占据�粢馐缎翁�制高点，而且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右的一套不能说；但照极左的路走，一定是浩劫，只能走市场经济、法治宪政这条右的路。这就是最优策略“打左灯往右转”。中国的改革，难哪！我们实在应该对中共改革派多一点耐心、宽容、鼓励和体谅。当年“六四”如果这种态度成为主流，局面应该会很不一样。流了那么多血，如果再不汲取教训，不但共产党，我们“六四分子”同样会成为历史罪人！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样，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实践。中共思想理论的重建已经刻不容缓，目前这种由反改革极左保守派占领思想理论制高点的状�ㄎ蘼廴绾尾荒茉偌绦�下去了。
    
    中共思想理论的重建，毫无疑问应该围绕那24字核心价值观，自由和民主更是核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两者是什么关系，历来迷雾重重，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简单说，自由有法国传统的“解放式自由”，随心所欲、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和英美传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之别；而民主有自由民主“好民主”，建立在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基础上，“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和民粹民主“坏民主”，多数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多数穷人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少数服从多数意义上的民主之别。要想建立好民主，必须把民主化分两步走，先自由後民主，也就是先由少数宪政精英主导，建立起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基本制度，然後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民主化，所谓“党主立宪”。目前许多质疑民主的糊涂思想，都是因为没有区分宪政和民主，没有区分好民主和坏民主，不知道民主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来自把好坏民主一锅煮并且将坏民主神圣化，来自推行坏民主、没有实行好民主（详情可参看拙作〈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习李新政”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还看不清。如果“中国梦”就是实现包括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如果“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指孔孟原儒“从道不从君”的君子人格、“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德治，那就非常好、非常对；反之，如果“中国梦”仅仅是富国强兵，“中华传统”就意味�簟坝赫�王朝”式的皇权专制，那就非常坏、非常错误，那就会走上新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浩劫之路。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极左新毛，激进民粹民主，这3种极端主义是中国未来最主要的危险，把这些坏东西搅合在一起，就是薄熙来路线，而最可怕的是，由於执政党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改革的滞後，这些极端主义恰恰是中国现在的相当大一部分民意，说不定还是主流民意。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自我夸大，以为自己代表民意，其实仔细读一读历史，不难发现自由派、政治右翼几乎永远不会代表多数民意，多数人总是跟左派走的，而自由主义“好民主”的基本制度、游戏规则却恰恰是这少数自由派精英创建的。“阿拉伯之春”等等民主化失败的案例，基本错误就是不区分自由和民主，没有走自上而下、先宪政法治後民主的路，相反，却妄图靠民众起义、街头群众运动，靠立即普选实现民主，这样搞法，出来的只能是民粹坏民主。为什么要“先自由後民主”？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普选式民主，十之八九就是薄熙来式的民粹煽动家上台，然後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所以，我10几年前就主张要培育中左和中右两大主流，严防一切极端主义（包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回顾中华民族一个半世纪以来艰难坎坷的现代化历程，毛病几乎全都出在一个“急”字上。我们为什么会普遍急躁？和各界精英误信了西方现代化主流理论有莫大关系。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化是历史普遍规律，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入侵，各国各民族或迟或早都会走上这条路。照此说来，你既然迟了，那就猛踩油门、加速前进就对了，急躁、激进、革命便由此产生。
    
    我读史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现代化是在英国这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极其幸运的例外产物，其他国家既然和英国各方面的条件都有差别，就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所走的现代化路径也就会各式各样。我把其中的规律性提炼出来，归纳出英美、德日和法俄3条现代化的主要模式，其中最成功的当然就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英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向其殖民地的移植；德日极右的保守主义模式和法俄极左的激进革命模式都是不成功的，而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剧是，恰恰没有选择英美主流模式。
    
    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主要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西方把中国推到了对立面，而苏俄却百般拉拢中国，一推一拉，再加上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大萧条，连西方人自己都对西方文明丧失了信心，中国的先进分子大多数就此倒向了苏俄一边，误以为苏俄模式才是最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我们不能“错置时空”，拿现在的认知水平苛责前人，相反，应该对不管是自强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中华民国，或是中国共产党，都抱有一份“基於同情的理解”。理由就是上面所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英国差了十万八千里，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不遭受艰难坎坷，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速成。这样，我们的心态会比较平和，期望会比较符合实际，对种种不如意，包括执政党执政的不合理想多一点同情和理解，也就会对各种极端主张多一些免疫力。
    
    我的上一篇反思文章，讲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培育理性、温和、负责任的公民政治文化，清除非理性情绪化、敌我二分、轻率冒进、不负责任的极端主义政治文化，否则，我们必定会一而再再而三重蹈历史的覆辙，中华民族的前景就只能是一片黑暗，“六四”的鲜血也就全都白流了。

      
     

    
     【特别报道】中纪委如何办案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这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于2012年12月6日发布的一条案件查处通报，也是其首次发布案件查处通报。
    
    　　李春城的落马正式开启了十八大之后中共前所未有的反腐大幕。而中央纪委监察部网从此也不断刷新着全国各省份官员被查处的通报情况。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截至发稿前，该网站发布的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已达26人，其中两名为中央委员。四川、湖北、贵州、湖南、山西、海南、江西、重庆……这些省份均有副省级以上官员被宣布查处。
    
    　　这场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反腐运动查处的贪腐案件所涉人数之多、官阶之高、牵连之广前所未有。中纪委的多个“专案组”已相继进驻涉事省份，所涉范围波及大半个中国。
    
    　　“办案”似乎成为当前纪委工作的重心之一，并显示出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这对全国的官场形成了巨大的震慑。中纪委的“专案组”成为地方官场传闻中神秘、敏感而又具威慑力的高频词汇。“中纪委究竟如何办案”、“他们在秘密调查谁”之类的疑问和好奇，则成为这两年来坊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然而，作为中共中央最高反腐机构，中纪委一直权威而神秘。直至2013年9月，中纪委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首次向外界披露了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程序：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移送审理，这也是他们办案的5个步骤。
    
    　　受理、初核：“情妇检举最主动，兄弟揭发最坚决”
    
    　　2013年7月，当新华社记者王文志实名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渎职一事受到广泛关注之后，中纪委回复媒体采访称，已收到该举报，正在程序处理中。
    
    　　“受理”各类违法违纪的举报线索和材料，这是“程序处理”的第一步。
    
    　　在诸多线索渠道中，信访举报是发现腐败问题线索的重要来源。2013年9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首页专门设立了信访举报专区，并在网络举报须知中注明，特别鼓励实名举报，对认定为实名举报的，及时专人专簿登记，优先录入电脑、优先办理。
    
    　　在中纪委的鼓励下，人们的举报热情空前高涨。据统计，至今为止的8个月时间里，该网站共收到检举控告类举报74049件，是网站开通前8个月的近2.5倍。而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万件(次)，总量比2012年增长49.2%。
    
    　　从中纪委公布的2012年全国的数据来看，立案调查的案件中，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的占到41.8%，在各种线索来源中最高。
    
    　　“窝案”中被查官员相互之间的检举和揭发亦为案发线索的重要来源之一，这在省部级高官的案发中较为常见。2006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案即在查办该局的局级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时牵出。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对媒体表示，纪委高度重视在查办案件中发现的线索，特别是有关涉案人员交代的线索，对有关线索进行深挖细查，对“案中案”抓住不放。
    
    　　从经验上看，腐败案通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案子可以延伸出多个“案中案”来。“例如，你正在调查一个厅级干部，涉及到另一个处级干部；这个处级干部又交代说他送礼送到另一个厅级干部；结果这个厅级干部又跟上面的领导勾结在一起……如果是查办一个省委常委的案子，那得牵连多少人？”一个东部省份的省级纪委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曾经办理过的一个案子，仅被调查官员一个人交代出跟他有牵连的就达20多人。“一个案子就牵扯那么多人，被牵出来的人可能又会把别人带出来。”
    
    　　这种现象在贪腐案中十分普遍。在“案中案”中，还有另一种常见形式，由官员牵出商人，再由商人供出更多的官员。
    
    　　检察系统一位高级别官员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说，跟商人相处，钱一定不能收，一不小心就会栽进去。“不少商人每天想办法给官员送钱，今天给你送明天给他送。别人供出了他，你无法保证他不把你供出来。”
    
    　　在长期的办案经验中，他总结出来，“同盟是很不可靠的，不管是官商之间的同盟还是上下属之间的同盟，在里面呆久了，谁都会想要争取宽大。”
    
    　　“当然，经验表明，情妇也很不可靠。”他补充说。
    
    　　据媒体报道称，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被“双规”前，有关部门收到了一张长达60分钟的光盘，光盘的男主角正是刘志华，女主角被传为刘的情妇，因要求未获满足，愤而举报。
    
    　　原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总结：“往往检举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小兄弟。”
    
    　　然而，更常规的旨在解决“中管干部”监管盲点的是中央巡视制度。中央巡视的重点是省级领导的贪腐问题。陈良宇案的爆发是在2005年中央第五巡视组结束巡视大约一年之后。该巡视组在与上海中层官员的约谈中获得线索，陈良宇也由此牵出。
    
    　　中央巡视制度在去年重获重视之后，正在成为高级别官员贪腐案线索最重要的来源。据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仅去年的第一轮巡视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线索就比过去增加5倍。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在去年两轮中央巡视结束至今，20个巡视点被中纪委宣布查处的中管干部已达10人，占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
    
    　　公检法和审计机关在自己工作范围内发现的官员违纪现象，移送到纪委的案件，占了20.9%。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审计机关虽然不是反腐败的专职部门，但其在反腐败方面的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在过去30年，全国审计机关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中，发现并移送的违法违纪事项和犯罪案件线索达4.2万条，致8500多人被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中纪委办理的不少大案的线索即来源于审计部门的审计。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正是栽在了审计署对高铁建设的跟踪审计上；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受贿案，也来源于审计部门提供的线索。据媒体报道，中石油的腐败窝案亦因对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离任中石油后审计而致更多的问题被发现。
    
    　　除了上述线索来源之外，中纪委获取线索的渠道还包括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省级纪委上报的信息。但这些渠道，外界了解甚少。
    
    　　中纪委受理了各种渠道的违纪线索后，应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初步核实。如果发现举报材料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严重，则要进入初核程序，并写出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官员的级别不同，决定是否初核的机构也不同。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对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的“初核”决定，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这也是最高规格的初核。
    
    　　一位纪检系统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央巡视组在发现陈良宇或涉上海社保基金违规运营问题之后，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和线索，转交给中纪委。中纪委上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对陈良宇有关问题进行初核的决定。中央纪委随即组织力量进行了初核。
    
    　　大约一个月之后，中纪委将《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提交中央政治局，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
    
    　　立案、调查：封闭式办案，速查速决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规定，党员的违纪问题，实行分级立案。其中，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违纪须由中央纪委报请中央批准立案。
    
    　　如前所述，陈良宇是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立案的。同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也经历了同样的程序。2012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王立军事件调查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复查情况的汇报，薄有错误和责任，并涉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
    
    　　查处这些省部级以上高官及其他中管干部(即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的重任交由中央纪检监察室来完成。十八大之前的中央纪检监察室只有8个，中纪委查处的一系列大案要案，均由这8个纪检监察室直接负责查办。
    
    　　上述纪检系统人士说，陈良宇案即由当时负责华东六省一市的第七监察室来具体办案，分管第七监察室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牵头。薄熙来案则由当时负责西南地区的第五监察室具体查办。
    
    　　然而，在这场史上最严厉的反腐败运动开始之后，仅2013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就有31人。这对中纪委的办案力量提出了挑战。
    
    　　在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对机关的机构设置进行过两次调整，将纪检监察室从原来的8个增加到12个，较十八大以前增加了50%，此举大大增强了办案力量。
    
    　　据中央纪委副书记陈文清透露，中纪委监察部直接从事纪检业务的人员增加了100多人。“每个纪检监察室均配备30名人员，设4个处。”这意味着中纪委的全部办案人员总数达到了360人。
    
    　　但这还远远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全国的省级纪委承担了向中纪委成立的专案组输送办案人员的重任。而出于回避考虑，异地调动纪委力量十分频繁。
    
    　　据悉，在当前的反腐局势下，中纪委从全国各省份都借调了办案人员，再统一往全国各省份异地分配。被借调过来的办案人员在办案期间，被禁止与外界联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一位人士试图约他被借调到外省办案的纪委朋友吃饭，“结果发现，我不能和他直接联系，只能和他单位的主管领导取得联系，得到的回复是，办案期间不能出来吃饭。封闭式办案，禁止与外界接触，其他人无法知道他具体在哪里办案以及在办理谁的案件，保密性非常强。”
    
    　　然而，全国纪监系统每年的办案数量十分惊人。以2013年为例，这一年全国纪检系统的立案数量就达17.2万件。仅靠纪检系统内部的办案力量根本不够。因此，长期以来，纪监系统一直需要从其他部门如检察院、公安局借调人手，事实上，根据不同的案件，他们也需要配备更专业的办案力量。以当年的厦门远华案为例，中纪委牵头成立专案领导小组之后，大量的办案人员从海关、公安、检察、法院、税务等相关部门抽调进驻厦门，办案人员最高峰时达1000多人。
    
    　　虽然尚未进入严格的司法程序，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中也规定了案件调查的具体时限。一般情况下，案件调查的时限为3个月，必要时可延长1个月。案情重大或复杂的案件，在延长期内仍不能查结的，可报经立案机关批准后延长调查时间。
    
    　　上述东部省份的省级纪委官员说，以前一个盘根错节的案子，两三年也未必办得完。“但现在的办案速度明显加快，基本上是速查速决。”
    
    　　但在十八大之后，中纪委对办案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发现的问题，坚持“快查快办”，进一步严格时限要求、缩短办案周期，集中力量查清主要违纪事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
    
    　　而为了确保纪委办案的独立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明确了“两个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中央纪委研究室撰文称，在以往的习惯性程序中，不少地方纪委如果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都必须先向同级党委报告，在得到主要领导同意后才能进行初核或查处。这会导致一些腐败大案要案，存在多年却未能发现……有的地方长期存在团伙性腐败活动……却迟迟未能查处。
    
    　　这些现象将有望在纪委改革之后得到改善。
    
    　　中纪委网站刊文举例，2014年3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通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当天，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仍在第二版发表了姚的署名文章。这反映当前反腐败的一个新特点：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该文将此归因于纪委的身份独立。
    
    　　“这意味着中纪委即使是把姚木根这样的‘中管干部’带走了，也不需要跟你省委打招呼了，等控制了以后再告诉省委。”上述那位省级纪委官员说。
    
    　　这也意味着纪委的权力更大了。为了实现自身的监督，中纪委在3月份的机构改革中新设了一个专门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被称之为“纪委内部的纪委”，亦是应中央“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整顿办案人员的队伍。
    
    　　不到两个月，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足见中央反腐的决心，其震慑作用可以想象。
    
    　　移送司法之前可先“双规”：“没见过坚持到最后也不说的”
    
    　　“双规”，这大概是中国官员最闻之色变的词汇了。
    
    　　所谓“双规”即是“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这是先于司法程序限制人身自由的党内措施，以防被调查人拖延时间、逃避调查，甚至串供、外逃。
    
    　　在整个立案调查阶段，绝大多数官员会被以“双规”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一直持续至移送司法部门。
    
    　　事实上，最早在立案之前的 “初核”阶段，中纪委就有权“双规”问题官员。一般由纪委调查组在通过案件初查掌握调查对象的一个或数个足以立案的违纪事实后向纪委常委提出“双规”建议，经纪委常委同意后采取“双规”。若涉及中央委员的“双规”，须报请中央同意。
    
    　　“双规”期间，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被调查官员的心理压力非常大。
    
    　　薄熙来曾在庭审现场陈述，“中纪委对我审查阶段，专案组多数人是文明理性的，给我吃住挺好，伙食不错，有医疗保障，多数同志文明礼貌，但……精神压力……是客观存在的。” 他还以此为由，当庭推翻了他在中纪委审查期间自书材料中所承认的罪行。
    
    　　甚至还有人不堪压力企图自杀的。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在“双规”期间就曾试图自杀而未遂。因此，“双规”期间的安全考虑最为优先，例如，用房以一层楼房为主，在陪护室、办公室、谈话室、过道以及卫生间等有安全隐患的地方加装防护栏；电源线路实行暗装，不能裸露在外；卫生间的门无反锁条件等。
    
    　　据那位纪检系统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由于未进入司法程序，“双规”并没有固定的地点，一般选择在宾馆进行。“双规”一人至少需要9到10个纪检人员，分早、中、晚班24小时轮流值班。
    
    　　事实上在被“双规”之前，涉事官员也会从各种渠道打听事态进展，这一过程相当煎熬，消瘦、憔悴、生病，是常见状态。
    
    　　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至“双规”。一旦被“双规”之后，一些贪官的心理防线很容易就被击溃了。
    
    　　上述纪检系统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说，“心理防线一旦被击溃，一些贪官会十分详尽地交代自己收受的每一笔贿款，滔滔不绝，有官员睡一觉起来想起一笔马上记下一笔。”
    
    　　姜德志接受采访时称：“工作十几年，接触大大小小贪官无数，就没经历过一个收了钱坚持到最后不说的人。”
    
    　　案件查实之后，等待贪官们的便是处理结果。
    
    　　凡属立案调查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案件，调查终结后，都要移送审理，以作出党纪处分，最严重的是开除党籍。一般情况下，对副省部级官员的“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程序是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而对正省部级以上官员的“双开”程序是经中央纪委常委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陈良宇案及薄熙来案调查结束之后，中纪委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交了《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及《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双开”。
    
    　　被“双开”之后，案件很快便会移交检察院。党内程序宣告结束，而司法程序正式开启了。
    
    　　(上官丽娟、李步青、廖芬对本文亦有贡献)
    
    　　12 个纪检监察室分工
    
    　　第一纪检监察室
    
    　　联系中直、政法和宣传口的单位等
    
    　　第二、三纪检监察室
    
    　　联系国务院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等
    
    　　第四纪检监察室
    
    　　联系金融口的单位等
    
    　　第五纪检监察室
    
    　　联系国资委和央企等
    
    　　第六纪检监察室
    
    　　联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第七纪检监察室
    
    　　联系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第八纪检监察室
    
    　　联系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及中央驻港、澳办
    
    　　第九纪检监察室
    
    　　联系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纪检监察室
    
    　　联系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第十一纪检监察室
    
    　　联系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
    
    　　第十二纪检监察室
    
    　　联系江苏、山东、河南、湖北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