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 Smith)可能首度导演《该隐与亚伯》，布莱德•彼特(Brad Pitt)则可能参与另一部，演出判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本丢彼拉多。

好莱坞与上帝

来源: insight777 于 2014-04-122014-04-12 袁晓明 ijingjie

《境界》独立出品【新发现】              

文/袁晓明

《境界》投稿邮箱：jingjietougao@gmail.com

@《挪亚方舟》、《出埃及记》这些出自于无神论导演的大片，目的是以市场手段获得利润。

@令人遗憾的是，《耶稣受难记》却没有带来美国基督教期望的复兴，据Barna机构在电影公映后的调查，美国的信仰状态没有多大的变化。

@按照基督徒作家Skelton的理解，《超人》的创作源泉来自耶稣基督的生平。 超人父亲的名字叫“EI”，在希伯来语中，就是“上帝”。超人在地上的父母，名叫“约瑟”和“玛丽亚”。超人的电影、电视、连环画的故事主线类似于耶稣的死亡、埋葬、复活和再来。

好莱坞领导美国世俗化潮流

过去这些年，宗教情结浓厚的美国越来越世俗化，在美国世俗化的进程中，好莱坞则似乎是在领导世俗化的新潮流。

如果你问一位美国福音派的基督徒，美国的哪些方面对基督教的信仰带来最大的负面挑战，他或她一定会把好莱坞排在前列，因为在许多基督徒的印象中，过去这些年，好莱坞拍了不少充满暴力、色情、以及对基督教不友好的电影。

美国有70%的人称自己为基督徒，有一半的美国人至少一个月要去一次教会，但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很少有角色祷告或去教会。

在许多限制级的电影中，角色们不骂街就说不出话，诅咒的话更是张嘴就来。更有一些电影，在一些邪恶角色的胸前挂起巨大的十字架，其用意非常明显，牧师、基督徒是最容易被讽刺挖苦的对象。

此外，在美国政界，民主党是推进美国世俗化进展的政党，无论是支持堕胎、还是支持同性婚姻，民主党都演变成了中间力量，好莱坞在这许多自由派价值观传播上给予有力的配合，在政治上，好莱坞则是民主党的大本营，绝大多数演员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

可是，在好莱坞主导美国世俗化进程的同时，2014年却成了好莱坞的“圣经电影年”，至今已推出了以《挪亚方舟》、《上帝之子》等圣经题材电影，接下来还有《出埃及记》、《玛丽亚》、《出埃及记》、《末世密宗》等。有意思的是，《挪亚方舟》、《出埃及记》等大制作的导演都是无神论者，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高票房驱动圣经题材热？

事实上，从好莱坞历史看，过去好莱坞也拍过一些直接与圣经、基督教有关的电影，比如，上世纪50年代出品的《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宾虚》（Ben-Hur）、以及本世纪初上映的《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基督诞生记》（The Nativity Story）、《与王一夜》（OneNight with the King）。

这些电影有的忠实于圣经，如《十诫》，受到大众的欢迎，基督教界也给予赞扬，有的是在圣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大众看一个热闹，但基督教界对电影传播的信息却有争议，如刚上演的《挪亚方舟》在上映那周就夺得票房冠军，虽然制作公司坚持电影的改编在价值观上反映了圣经的原意，但却并没有得到美国主流基督教界的认可。

《挪亚方舟》、《出埃及记》这些出自于无神论者的大片，目的是以市场手段获得利润。2004年，好莱坞的名导和明星梅尔.吉布森，自己出资推出大片《耶稣受难记》，改变以新约《约翰福音》为蓝本，几乎是忠实圣经，尽管影片非常暴力，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限制级电影，但得到多数基督教界领袖的支持，美国上下的教会都在推荐这部电影，有些教会还包场，让教会的全体会众去看。  

当时，美国基督教界几乎一致认为，忠实于圣经的《耶稣受难记》对传播基督的福音将有很大的帮助。

《耶稣受难记》一片在美国获得3.7亿美元的票房，全球票房为6.12亿美元，制作成本只有3千万美元，梅尔.吉布森的冒险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耶稣受难记》却没有带来美国基督教期望的复兴，据Barna机构在电影公映后的调查，美国的信仰状态没有多大的变化。

2014年3月，《上帝之子》由一对基督徒夫妇制作推出，由于在一些方面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圣经，并未得到美国基督教界的普遍认可，但也有华里士等著名牧师极力推荐，至4月6日，票房收入达到5800万美元，也算不错，但票房和影响都大大不如《耶稣受难记》，不用等民意调查，《上帝之子》一片对美国基督教的现状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2014年成了好莱坞的圣经电影年，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界来说，好莱坞拍更多以圣经题材大片自然是好事，当然，好莱坞不是教会，以圣经为蓝本拍的电影也会变味，但至少有一点令人欣慰，那些电影激发更多的人去阅读圣经。

此外，除了好莱坞的圣经大片外，2014年，还有《上帝没有死》（God’s NotDead）此类的小制作独立电影，出人意外的是，《上帝没有死》已获得超过2000万美元的票房。《上帝没有死》一片由一家基督徒的小制片厂出品，讲述一个基督徒大学生如何捍卫自己的信仰。

过去几年，好莱坞出现了几家基督徒的制片厂，推出了一些反映基督教价值观的电影，今后还会有更多类似的低成本、小制作电影，但在好莱坞，只是一个很小的比例，而好莱坞也会为这些电影贴一个标签“基督教电影”，更具体一点，“保守的基督教电影”，要把这些电影与好莱坞主流电影区别开来。

好莱坞抓住了普世共鸣的价值观？

美国基督徒，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对如今的好莱坞没有多少好印象，认为其完全“堕落”了，除了那些圣经题材的电影，其实，好莱坞与上帝的关系并非可以简单定义，好莱坞也不是想象的那样敌视基督教。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带领西方文化的输出和影响上，主要以流行文化的形式，而主导的是电影，也就是好莱坞。

电影是美国人必须消费的文化，外面对美国的了解，在很大程度是从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在对外文化和价值观输出上，好莱坞的作用没有其他渠道可以代替。从表面上看，好莱坞提供的是娱乐，其实却是价值观的传播。

如果我们注意好莱坞历史上最卖座的前100部电影，其中包括这样三个类别的电影：一是动画片（animated）；二是奇幻片（fantasy）；三是超级英雄片（Superhero）。

2013年11月，迪斯尼出品的《冰雪奇缘》（Frozen），毫无暴力、性方面的内容，不仅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而且在过去4个月，在美国的票房狂收近4亿美元，全球票房突破十亿。

由小说改编的奇幻电影《指环王三部曲》，全球票房收入30亿美元，还有2012年、2013年上映的奇幻电影《饥饿游戏》（HungerGame）之一、之二分获4亿美元票房，还有超级英雄电影《超人》（Supermen）、《钢铁侠》（Iron Men）、《蜘蛛侠》（Spider Men）、《雷神》（Thor）等，也都受到大众热捧。

2014年4月初上映的《美国队长：冬天战士》在美国就狂收1亿美元，海外票房收入2亿美元，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中国第一周就创票房3500万。而这些电影并非属于限制级，也就是说，语言比较干净，在暴力、性方面的内容上也有相当的限度。

海内外一致的高票房也反映全球观众都有同样的口味。无需否认，这些电影都有绝妙的电影特技，尤其是观看3D的电影，画面和效果让人享受无比，但主要还是电影的内容，也并非完全是复杂和惊奇的故事情节，而是电影基于的理念和价值观，有着普世共鸣。

什么是真爱？真爱就是牺牲的爱。《冰雪奇缘》画面的确很美，3D效果更是其美无比，但抓住观众的还是影片中展现的牺牲之爱，以及牺牲之爱融化了冰雪遮盖的心、将诅咒变成了祝福。渴求爱是超文化和地域的，这就是为什么《冰雪奇缘》创造全球票房纪录。

《美国队长：冬天战士》的结尾也展示出，宁可自己死亡也不还手，要去拯救那陷在捆绑中的朋友，又一个牺牲自己的爱。

在《饥饿游戏》中，姐姐同样是以牺牲的爱去替妹妹面对死亡，如果姐姐只是面对自己临到的死亡，也并非能让人那么感动，本不属于她的死亡，但她却去承受、去斗争、拯救许多的人。

统领世界的不是那貌似强大的狮子，而是显得温顺的羔羊。在《功夫熊猫》中，谁能想到那绝顶高手却是最不可能有功夫的熊猫，而他的师傅却是一只小小的耗子。

无论是《蜘蛛侠》，还是《变形金刚》，超级英雄最初都是弱小之人。在奇幻片《指环王三部曲》中，小矮人完成了摧毁象征邪恶的指环，而并非是一位勇猛的人。

谁能真正满足对真爱和救赎的渴望？

在几乎所有的超级英雄电影中，都有这样的故事主线——世界一片混乱，邪恶的力量似乎要压倒正义，人类都面临被毁灭的危险，最终得到一位超级英雄的拯救，正义得到了伸张。

在一些故事中，超级英雄为拯救人类几乎献出自己的生命。始于40年前的《超人》，是生命力最长的超级英雄电影，也提供了一个最完整的主线——

一位在天上的父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地球，那位超自然能力的婴儿降到一个农场里，一对名叫约瑟和玛丽亚的农民夫妇收养了他，并将他养大，他长大后，在30岁时，开始了在地球上惩治邪恶、执行公义、拯救人类的使命，他死过，但复活了，继续在地球上的使命。

2006年，《超人归来》上映后，美国作家StephenSkelton因此出版了一本书，题目是“世界最伟大的超级英雄讲述的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the World's Greatest Superhero）。Skelton这样介绍他的这本书：

从天上，一位“天父”将他的独生子（超人）送到地球，目的是为了拯救人类。超人父亲的名字叫“EI”，在希伯来语中，就是“上帝”。超人在地上的父母，名叫“约瑟”和“玛丽亚”。超人的电影、电视、连环画的故事主线类似于耶稣的死亡、埋葬、复活和再来。

按照Skelton的理解，《超人》的创作源泉来自耶稣基督的生平。Skelton的理解，有他的道理，好莱坞的这些电影里有太多圣经中的元素，耶稣基督出生、死亡、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的此类电影能创造票房纪录。

《冰雪奇缘》一片彰显了牺牲的爱，而在两千多年前，拿撒勒的耶稣告诉门徒：“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正是这位耶稣，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把他的真爱给了他的门徒和所有的人。在《饥饿游戏》游戏中，姐姐替自己的妹妹去死，那是替死，但那是为了拯救自己心爱的妹妹。耶稣却是为了他的敌人而死，为了拯救世人。

这是一个堕落的世界，也是一个渴求真爱和拯救的世界。好莱坞的电影展现了这个世界的混乱，描述了人们对真爱、拯救的渴望，但好莱坞却不能提供人们真正需要的真爱和拯救。

观众对此的渴慕寄托在电影中，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但那是暂时、虚幻的，从电影故事中走出，又回到这个令人失望的堕落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要不断地展示这样的真爱和拯救，超级英雄惩治了邪恶、拯救了世界，但在下一部电影中，新的邪恶人物又出现了，黑暗又笼罩了世界。

其实，好莱坞的美好想象不能填满人心中的空洞，只有耶稣基督能提供人渴望的真爱和拯救，耶稣基督的出生、死亡、复活其实是历史的事实，而不是《超人》的虚构。

如果你愿意了解耶稣和他的真爱和拯救，不能仅停留在好莱坞的电影，即便是描述耶稣生平的《上帝之子》，而是从耶稣门徒所撰写的四本耶稣传记中去了解他，那就是圣经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那里有历史的细

1，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

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2，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

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4，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

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5，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

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

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

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

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

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

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