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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本論與美國民主變寡頭政治/馬凱:新資本論 跳不出舊思維
發佈時間: 5/29/2014 12:24:45 AM 被閲覽數: 475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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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資本論與美國民主變寡頭政治



這陣子,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成了全球最炙手可熱的學者,他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被喻為世紀巨著,成了亞馬遜暢銷書榜第一位,有評論甚至將之與亞當史密夫的《國富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相提並論。不過保守派則對他痛毁極詆,皆因他在著作中,以非常紥實的歷史數據實證研究,論證在資本主義下,貧富不均是必然之勢,就算是福利主義都扭轉不了,未來還將持續惡化。所以他主張應當由全球聯手對實質財富(扣除負債)全面課徵累進稅,作社會再分配。

法經濟學家主張財富稅

對於聞稅色變的保守智庫和巨賈,皮凱提當然是「十惡不赦」,甚至稱呼他的主張是馬克思主義還魂,儘管有經濟學者指出,皮凱提明確拒絕馬克思主義經濟觀。皮凱提著作的中心思想是,當社會的資本回報率超過經濟增長,貧富不均就必定增加(他指出將資本再投資,通常每年可有4%至5%的回報率),這在人類歷史中幾乎是鐵律,二戰後30年間,工業國家出現的貧富差距縮小,只屬例外,原因是兩場世界大戰、非殖化和福利主義國家的出現,對資本累積構成了重大震盪;為了應付戰爭以及建立社福保障制度,資本累積遭到破壞、國有化或課稅,加上歐洲日本二戰後重建經濟相對高速增長,才短暫縮減了貧富不均。

資本主義必致貧富不均

但到了70、80年代,隨着經濟增長放緩、資本重新累積建立、富人課稅獲得寬減,這一過程又再扭轉過來;今時今日,先進發達國的總財富,足足是全年國民總收入的6倍,回到了一戰前的高水平。雖然與一個世紀前英法一成富人幾乎盡握國家所有財富不同,現在歐美發達國約有三成財富由中產階級所有,但對於佔人口約一半的相對貧窮人口,他們跟百年前一樣,只擁有全部財富不足5%。隨着21世紀先進國家人口有降無升、科技進步最多也只能帶動1.5個百分點的經濟年增長,這就意味發達國增長率不可能高過資本回報率,貧富不均也必然惡化;進一步推動自由市場改革也沒用,因為問題根本不在於壟斷,並不能透過加強競爭去解決。

皮凱提的理論意味,在發達國家,財富將愈益透過世襲繼承得來,這顯然有違社會公義原則。所以皮凱提主張以民主機制實現財富再分配,以淨財產而非淨收入作為徵稅對象,最理想的做法就是由各國聯手,徵收「全球財富稅」。當然他明白這在政治上極難實現,因此他主張可逐步來,例如先提高財產透明度,以及在歐盟層面試推某種財富稅。

倡民主應實現機會平等

全球各地貧富懸殊普遍加劇,加上早幾年的反對金融霸權佔領運動,令到皮凱提的理論,贏得不少共鳴。皮凱提亦認為,民主並不只是「一人一票」,而是對機會平等的承諾,「當所得極度不均,從而使政治影響力及取得知識與資訊的能力極度不平等時,民主制度便很難運作」。

事實上,皮氏的觀點,跟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吉倫斯(Martin Gilens)與佩奇(Benjamin Page)最近的一篇論文,可謂不謀而合。兩人的論文質疑,美國民主已名存實亡,過去數十年間漸漸從民主政治變為寡頭政治。他們分析了在1981年至2002年間逾1800項不同政策主張的數據資料,兩人將個人收入位於第50個百分值(50th income percentile)的美國人的政策喜好,與位列全美最富裕一成人及主要商界游說團體的政策喜好作對比,發現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都明顯向後者傾斜。研究結論是美國巨富精英實際主導了國家的方向,「對華府政策有巨大獨立影響力,反觀以普羅大眾為基礎的利益團體和一般公民,只有很小甚至全沒獨立影響力」。他們和皮凱提的研究無疑都在忠告世人,再不認真正視資本主義的弊病,不僅貧富懸殊定必惡化,連民主也將陷入空前危機。

郭濟士






馬凱:新資本論 跳不出舊思維


       
  • 馬凱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甫出,即受到高度矚目,譽之為經濟思想分水嶺之作,還快速打進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但此書論點與政策建議卻似當不起如此盛名,甚至可說只是隔靴搔癢,未能觸及問題的根本;故不論對問題的真正理解或探究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恐怕助益都不多。

皮凱提跳出當代美國經濟學家糾纏理論模型,對於現實社會的所得及財富變化等閒視之的態度,而長時間投入相關歷史數據的蒐集分析,其精神大可讚佩。但他據以論斷戰後三十年貧富差距的縮小只是「反彈波」,未來將更惡化的臆測則未盡妥適。

其實,經濟學的祖師爺們早已清楚指出,所得分配的關鍵,端在於勞動、資本之間的相對生產力;而此又與兩者的相對供求及技術變化有關。過往且不論,近三十年在所謂「反彈波」後的貧富差距擴大,正與此密切相關。

一九八六年台灣的迷你世界工廠為環境所逼,大舉「飛入尋常百姓家」,開啟開發中國家競相釋出廉價勞動、爭取資本與技術與之配合的新潮;全球九成國家釋出數十億廉價勞動,為史上所僅見。於是先進國家的資本家結合其大擅勝場的知識與技術盡享其紅利,而薪資則向最貧窮國家看齊;遂炮製出人類史上最強大的所得分配巨變,貧富差距自日趨惡化。

明乎此,則知近三十年乃是畸形現象,為調整過程的必然後果,在此之前乃至調整完成後才屬正軌;豈可將正軌視為反彈波,而將惡化當作未來命運?

因此,我們對未來不必悲觀;要改善調整過程中的所得分配乃至大力縮短調整過程,其關鍵有二:首須全力且有效地將更多的勞動轉化為生產所切需的中高級技術人力,一面化解供求缺口,一面大幅提高薪資所得。其次則在於設計最佳機制,令廉價勞動所創造的紅利可為普羅大眾所共享。當兩者得兼,新資本論即無其用武之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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