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1名通缉学生今何在? 人生际遇各不同

　　六四事件后不久，中国公安部于1989年6月13日向全国发布对21名学生的通缉。值此六四事件25周年之际，多维新闻梳理发现，这些学生中的三分之二已流亡海外，三分之一留在了中国大陆，如今他们的人生际遇各不相同。

　　上述21名被通缉的学生中流亡海外的有王丹、柴玲、刘刚、封从德、吾尔开希、周锋锁、梁擎敦(梁二)、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熊炜、熊焱，留在中国的有翟伟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王正云。

　　1，王丹（1969年）：高校自治联会常委及广场副总指挥，原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召集人。现居台湾。多次要求回国，遭到拒绝。仍活跃。

　　六四后拒绝逃亡，王丹在安徽亲友处短暂隐蔽后，1989年7月2日，在北京被捕，关押于秦城监狱。1991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4年徒刑。1993年2月获释后继续在大陆从事政治反对派运动，筹集“互助捐款”资助政治犯家属，发起公民上书运动，并担任总部设于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的理事。1995年5月21日，再次被捕，并于1996年10月30日以“阴谋颠覆政府罪”被中国政府判刑11年，先后关押于北京市半步桥看守所和辽宁省锦州监狱。由于身体问题，经过中国人权等组织致函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中国政府在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以“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名，允许王丹保外就医，于4月19日将他递解前往美国底特律。1998年7月进入哈佛大学就读，2001年6月10日获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学位。2004年8月至2005年4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访问研究，2005年4月至2006年4月起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7年10月3日，其父母已在锦州监狱办妥了他的刑满释放手续。2008年4月30日，王丹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要求发还护照，以争取回国的权利。2008年6月5日取得哈佛大学历史暨东亚语言学博士学位。

　　2008年11月至2009年9月为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研究员。自2009年8月1日至2010年2月28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担任客座助理教授，在台湾史研究所开授主题为“1950年代两岸国家暴力比较研究”的硕博士课程。2011年5月，与来自台湾、香港及中国海外学术、社运与民主人士，集结起来成立“华人民主书院”。2012年9月起，担任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客座助理教授，为期三年，并兼任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2012年12月5日，《王丹回忆录》新书发布会于台北小艺埕举行。

　　王丹同时担任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一九八九基金会理事长，“青年中国”主席，中华学人联谊会会长，国际组织“亚洲改革与民主联盟”（ARDA）执委会委员。曾为台北市驻市作家，并以“在夜雨中素描三首”获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奖诗歌首奖。

　　王丹现居台湾，曾多次要求回国，遭到拒绝。2014年3月19日，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台北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前往学生占领的议场给予声援。

　　2，柴玲（1966年）：广场绝食团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现居美国波士顿。每临近六四便会发声。今年反复重提“宽恕”。

　　1990年4月经香港逃离中国大陆，十个月后抵达法国巴黎。后与丈夫封从德分居，转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企业管理硕士，于1993年6月毕业，曾任“中国民主人权基金会”执行局主席。1997年5月，她曾来港作私人访问。1996年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1998年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离婚后在美国再嫁美国人罗拔?马丁（Robert Maginn），同年与其丈夫共同创办一家电脑公司Jenzabar, Inc，任总裁至今。2009年12月4日她成为基督徒，并于翌年4月4日正式接受洗礼。2010年6月1日她成立“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争取维护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命和权益。2011年10月出版英文著作《A Heart for Freedom》，中文版《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11月出版。

　　柴玲在2012年6月4日以英文发表了一篇名为《我原谅他们》（I Forgive Them）的公开信，信中说“因为耶稣，我原谅邓小平和李鹏。我原谅1989年冲进天安门广场的士兵们；我原谅现任的中国领导人，他们仍然继续压制着自由并实行残酷的一孩政策。”2013年5月，柴玲接受香港电台专访时再次表示因已信奉基督教并受洗的关系，已原谅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及进行镇压的士兵，更表示对六四纪念日的到来由痛苦转为感到喜悦。

　　不久前，柴玲发表致“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的公开信。信中柴玲对自己在六四中的行为及其后在讲到血腥镇压时表示自己“要求生”、“期待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的言论进行辩护。公开信又指，应该提出平反六四的诉求，但“不必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绊倒和苦恼”。柴玲说，只要怀着感恩的心等待神的降临，心境自会不同，呼吁关注人士用平和的宗教心态，去面对当局不平反六四的问题。反复重提“宽恕”，引发如潮批评，有人说柴玲疯了。柴玲则强调“饶恕不是忘记，也不是背叛”。

　　3，刘刚（1961年）：八九学运的主要组织者，发起成立高自联，一直是运动核心人物。现居美国纽约，专注网络宣传推动中国民主、平反六四。

　　六四事件后，刘刚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令通辑，于6月16日在河北保定火车站被捕。1991年2月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有期判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狱中，他曾遭受毒打和折磨，不过他还是组织了狱中其他政治犯进行绝食等活动，并给各国领袖写公共信以示抗议。1993年12月，中国官员下令中止他的家人探望权利1年。监狱当局这次举动，看来是惩罚刘刚家人于年初将他的信件偷带出狱。1995年他刑满释放，在家中受到监视。由于他拒绝每星期向警察汇报思想的规定，他被龙山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15天。他因此向龙山区法院起诉公安局对他的迫害，要求取消汇报思想的规定和取消行政拘留15天的规定。但是刘刚找不到敢于为他辩护的律师，法院也不提供条件让他在国内找辩护律师。刘刚家人屡受骚扰及被警察公然抢劫。7月16日他与弟弟刘勇出外散步，被公安截停并带返公安局扣留超过一小时。后来法院判决书中声称，刘刚不向派出所警察汇报思想，是不接受监督管理，因此驳回上诉。1996年5月初，他因受不了当局的长期迫害，并希望当局不要再骚扰及迫害其家人，逃亡到美国波士顿。

　　1998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计算器系硕士，1998年结婚，2006年于美国纽约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2007年8月，刘刚父亲刘贵春处于病危状态。刘刚在中国的亲属多次和中国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让刘刚回国看望病危的父亲。但是被明确告知“不可能”。2011年2月，他发现自己的妻子是解放军军官。后刘刚与妻子发生家庭摩擦，美国警察介入，他本人搬离原址，与妻子分居，办理离婚。刘刚曾说，发现太太收过来自大陆的款项，而用的，是两人的联名银行户口。

　　刘刚曾出版书籍《中共政权解剖》、《天安门，路在何方？》。

　　4，封从德（1966年）：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曾为高自联主席，亦是原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现居美国，仍活跃，推动民运。
　　

　　六四事件后在国内逃亡的十个月中感悟传统文化价值，遂弃理从文。1990年4月3日流亡法国巴黎，就读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念中国宗教及哲学，并于巴黎“民主之家”推动民主工作。1995年获硕士文凭，1996年通过博士候选资格答辩。1997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研究儒家学说，1999年回法国撰写博士论文研究道教和中医，2003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2005年8月至2008年4月在纽约“中国人权”工作。2010年六四21周年前夕，封从德写信给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要求回国公开审理他的通缉案，结果信件被中领馆退回。封从德建立“六四档案网”，积极参与人权活动。2012年任“孙文学校”网站主持人、“中国人权”发言人，亦为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人道中国理事。2013年5月，封从德推出重新修订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详细介绍1989年爆发天安门广场学运的过程，包括血腥清场、学生被抓捕和流亡海外的细节。修订版随书发表增订手记《史实与史识的求索》，手记分为3部分，包括作者对八九民运的总体看法、对此书客观性、史实细节和作者勘检进行辨正，以及对一些极具争议问题展开响应。

　　5，吾尔开希（1968年）：1989年曾为高自联主席。现居台湾，多次要求回国，遭到拒绝。仍活跃。
　　

　　六四事件发生后，吾尔开希经香港逃离大陆，流亡法国，开始其漫长的流亡生涯。他与严家其等人共同创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担任副主席。离开中国后，他后转往美国柏克莱大学修读英语，后转往加州旧金山阳百瀚大学修读商业，在美国旧金山多米尼加大学毕业。他后来在该校就读硕士课程，研究内容以亚太及中美关系为主。他在民联阵并没有参与工作，只担任“明日中国基金会”理事长一职，致力筹办学术性和推进内地民运的活动。他成立“明日中国”论坛，希望组织一些以前曾参与民运，现在散居各地的人士，研究与中国有关的重要问题。

　　1994年8月30日，他在台湾台中全国饭店与台湾留美学生陈慧玲结婚。台湾考试院副院长毛高文担任证婚人，黑教林云大师是吾尔开希的主婚人。1997年，他获台湾居留权，但在美国定居。6月4日，他和其他民运人士赴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进行六四8周年抗议活动时，因驾车强闯警方设置的路障，与日本警察发生身体碰撞，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两位理事李松和林国辉被逮捕。9月13日，他单独一人持中华民国护照以真名进入澳门，17日返回台湾。曾在台湾任职电台节目主持。2004年1月，罕有地获香港特区政府批准入境参加歌手梅艳芳的葬礼。2005年曾被银行追讨63万元台币卡数。2008年在台湾开设科技公司。

　　2009年6月3日晚上，澳门治安警察局根据《内部保安纲要法》拒绝吾尔开希入境；他表示回来目的是向中共自首，并要求中共“中央驻澳门联络办公室”协助他返乡探亲。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发生后，吾尔开希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发表声明，认为是政府镇压维族人和平示威，呼吁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施行民主。2010年6月4日，吾尔开希再次透过自首的方式，要求与中国大使对话，因不得其门而入，而想硬闯入中国驻东京都港区大使馆，随即被日本警方逮捕。当月6日下午由于没有逃亡之虞获释，他的刑事处分尚未决定，将在日本停留并接受日本警方的调查。2011年1月初，支联会元老司徒华病逝，吾尔开希及王丹等民运人士希望出席司徒华的丧礼，但港府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拒绝两人的入境申请。王丹及吾尔开希认为是北京施压所致，二人对特区政府做法感到愤怒，认为事件显示“一国两制”已死，对香港未来感到非常担忧。2012年5月18日，吾尔开希试图向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自首，但大使馆不应接。2013年11月25日，吾尔开希乘坐往曼谷在香港转机期间向香港入境处表明是中国的通缉犯并要求自首，冀香港方面能拘捕他予中央政府，以换取与家人见面的机会，但最终入境处把他遣返台湾。2014年3月19日，王丹和吾尔开希在台北爆发太阳花学运时前往学生占领的议场给予声援。

　　日前吾尔开希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说，与亲人25年来的分离，对他来说如同酷刑。吾尔开希一直被禁回国，父母也被限制出境。2009年起在网上开设博客“吾尔开希流亡笔记”，收集过去十几年所写的一些东西，作为“流亡笔记”。2013年5月出版《为自由而自首：吾尔开希的流亡笔记》，这是吾尔开希24年来首度出书，表明他为何多次向中国投案自首的心路历程。

　　6，周锋锁（1967年）：原高自联常委。现居美国三藩市，仍有发声。

　　六四事件后遭到通缉，回家中躲避，其姐姐向当局告密揭发，于6月13日被捕。中共当局将此作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后据其本人说，这是中共造谣的，设的局。周锋锁被关秦城一年后在国际压力下释放。安全部门不让他回校上学，流放河北做了两年技术工作，后来与共同经历六四的兄弟一起开公司，也被官方捣垮，直到1995年离开中国到美国。出国前10天妈妈去世。初到美国没有任何资助，他打过餐馆工，1998年得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商学硕士，获优等毕业生奖。2002年周锋锁、王丹、刘刚、熊焱、张立明等在纽约代表六四受难者起诉李鹏在八九年犯下的侵害人类罪。2003年受洗成为基督徒。2007年创办“人道中国”组织，2008年任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常捐款资助国内受难人士和民运活动。“人道中国”出版了维权人士刘飞跃所着的《中国精神病院受难群体录》。

　　现在美国任职金融界。不久前，他接受采访时说：“我真正想做的还是中国自由民主的运动，特别是与八九有关的事情。这是当年那么多人在一起并为之牺牲的梦想，作为幸存者有这个责任让这一天早日到来”，还说，“当局重提或道歉并不重要，我相信会有一天中国民众会公开纪念八九民运的意义，毫无疑问”。

　　7，梁擎墩，又名梁兆二（1969）：原高自联常委。现居澳洲，曾要求回国被拒。近年甚少与民运人士联系。

　　1989年6月流亡美国洛杉矶，入读杨伯翰大学。1994年5月29日，他向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申请回国遭拒，遂决定在领事馆门外进行48小时绝食，争取回国权利。“民联阵”主席徐邦泰和另外两名民运人士汪岷、沈烈也参加绝食。他曾任“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工作委员会主席。1995年在旧金山已经改名为Jay Liang，在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就职调查不正当的安全交易。2009年居台湾。2014年居澳洲。

　　8，王超华（1952年）：原高自联常委，组织各种活动，直至1989年6月3日因病住院，离开天安门广场。现居美国洛杉矶，会就时事发表评论，并积极把国内异见人士的著作和文章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表。

　　现流亡美国，居住在洛杉矶，曾就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并获该校硕士及博士学位，并在该校教中文。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自由撰稿人，课余致力整理八九学运史料。2009六四20周年临近，她原获邀来港出席一项与六四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但后来北京不容许王超华等多名民运人士入境。2011年2月27日，王超华从台湾乘搭飞机抵达香港，准备出席司徒华追思会，但入境处拒绝她入境。

　　王超华曾说，我以为，支撑我坚持到逃亡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我的求生本能。因此，在海外每当面对欢呼或花环之类的场面，我就有小丑做戏的自惭。这一点加上我对符号式生存的恐惧，使我得以继续自己对普通人生活的追求。我当然无法忘记六四，但我也怀疑我真的能为国内的人们做什么？加上六四带给我的害怕承担责任的后遗症，我选择了和其他许多流亡学生领袖不同的生活方式──政治活动靠拢组织，个人生活坚持独立。

　　我们相识于一九八九年，我们分手在六四镇压后，六四是中华民族肌体上的溃痛，持久损害着我们的民族健康，只有重扬八九民运的精神，才能为中国找回青春，找回正义，找回真正的民族精神。感谢你们坚持不懈的关注、努力和奋斗，我们战斗在一起——王超华于2008年10月言。 

　　9，王有才（1966年）：原高自联最后一届秘书长，六四后被控企图组织上海学生继续反抗。现居美国芝加哥，仍有发声。

　　1989年6月到8月被公安部通缉。1989年8月到1991年4月，在北京秦城监狱期间长期单独关押。1991年1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次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1991年4月到1991年11月被关押在浙江余杭浙江省第四监狱，单独监舍。1991年11月因美国国务卿詹姆士?贝克访问中国，列入其要求释放的三人名单之一，而后获假释。1992年10月到1998年1月在东方通信集团（原邮电部杭州通信设备厂）工作。期间因多次参与王东海、傅国涌、陈龙德、毛国良等人联名公开信及与陈树庆、徐光、高建松、朱春华、赵旭明等人聚会多次被短暂拘押，长期受监视跟踪，盘问。1994年10月与王丹分去西安访问林牧，与郑旭光、杨海、张鉴康、吴双应等友朋见面被市公安局拘押3天。1995年5月在四川成都在访问廖亦武，肖雪慧等友朋后被扣留3天，重庆扣解7天。1998年2月27日，他联同毛国良、王东海、吴高兴、叶文相、赵万敏和张金林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第九届人大代表不要选举李鹏任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同年6月25日，他与王东海及林辉在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当天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前往浙江省民政厅递交申请注册。29日下午，公安人员将王有才从杭州的家中带走，在拘禁8小时后予以释放，公安警告他停止一切有关“中国民主党”的行动。30日，他与王东海前往浙江省民政厅登记，但民政厅表示无此先例而不予受理。7月10日晚上，他在家中被公安“刑事拘留”。13日早晨，他和朱虞夫的家人获公安的通知为两人送去了换洗的衣物。23日，他的太太胡江霞向杭州公安局递交了申请，要求将王有才取保候审。29日，胡江霞要求与丈夫见面，公安以“危害国家安全”涉机密而不让见面。8月7日下午，杭州市公安局第五处公安致电胡江霞，表示王有才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正式被捕。30日下午，王有才突然获释回家。但公安宣布对他监视居住，没有公安批准不得出门。11月2日，公安再将王有才带走，后来被控以五大罪状：一．起草的“中国民主党”宣言中：“只有建立反对党，才能消除暴政”一句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二．身为“中国民主党”的最主要创会者，当局更列明了王有才组党的经过。三．7月10日晚，企图以茶聚形式召集“中国民主党”成员开会。四．透过电邮将18份建党文件传播至海外。五．在监视居住期间与海外反动组织头目王策见面，更接受境外四千元人民币及三百美元的资助。12月17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讯，21日将他判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9年1月29日送押于浙江衢州浙江省第一监狱。1999年9月29日，因王有才咳嗽已有一个月，监狱不仅没有带他去看病，连治咳嗽的药也不发给他，故胡江霞特地送药给他。11月30日，王有才哥哥王有华往监狱送药被拒。12月11日，胡江霞在监狱规定的一个月一次探视时间，被当局拒绝他们见面。2000年6月4日，王在狱中绝食一天纪念六四。10月30日，妻子胡江霞联同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及徐光等5人的妻子致信全国人大要求人大敦促中国当局遵守两个人权公约，立即释放判刑的家人及一切政治犯。12月，王有才一直咳喘，痰中更带有血丝，在他同房间同一床的上铺的犯人已证实患上肺结核，但监狱至今未对王有才进行检查。2001年9月30日，胡江霞探望王有才时，知悉王有才所在的中队130名犯人中5人证实患上肺结核，但王有才一直未获安排作彻底检查。2004年3月4日，王有才获准赴美保外就医。

　　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Fairbank Center)访问学者。2005年1月到2006年8月在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2006年8月获硕士学位，参与筹备未来中国网站，参与筹备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研究。2009年居美国洛杉矶，2009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任顾问（兼）监察。2009年10月10日担任《流亡中国民主党人委员会》协理。2011年4月22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2014年，王有才于美国华尔街做风险管理，业余研究中国宪政及民主转型，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

　　10，张志清（1964年）： 高自联常委。现居美国，已淡出。

　　张志清于1991年被捕，后获释移居美国。

　　11，张伯笠（1957年）：当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副总指挥。现居美国华盛顿。已淡出，偶有发声。

　　六四后躲藏在中苏边境一个中国基督徒家里，1989年12月15日流亡至苏联申请政治庇护，但被克格勃遣返回中国，途中偷渡往黑龙江，在深山黟林里渡过了两年野人般的生活，并成为基督徒。他是当时唯一没有被警方逮捕也没能逃到海外的通缉犯。

　　两年后（1991年）通过秘密渠道逃亡香港，并向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申请政治庇护，获准流亡。曾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访问学者，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还曾任《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并与刘宾雁等民运人士参加“中国学社”，就八九民运进行为期二年的研究工作。他于1993年2月获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著有《逃离中国》，详述他的逃亡经历。1995年底，张伯笠获洛杉矶正道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学位。2000年成为牧师，开拓并牧养中国海外学人背景的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和新加坡丰收华夏基督教会。2012年任大华府丰收华夏基督教会主任牧师、新加坡神学院（Singapore Bible College）教牧学博士候选人。

　　张伯笠现居住在华盛顿郊区，已重新组织家庭。育有一子一女。现今张伯笠投入宣教事业，不常接受媒体的采访。曾有制片商欲将其赋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拍成电影，但未成事实。

　　12，李录禄（1966年）：当年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定居美国旧金山，近年常回中国，国内也有生意。采访避谈六四。

　　1989年，李禄是天安门广场叱咤风云的带头人，秘密逃往法国，最后抵达美国纽约。1989年末，他抵达美国后，随即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关于六四事件的演讲。出版英文自传《移山》，并拍成电影，同时以学生领袖身份演讲，收取每场数千美元的演讲费，赚得第一桶金。。李禄赴美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以6年时间完成9年的课程，1996年同时获哥大经济学学士、商管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三个学位，是哥大两百多年历史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学生。毕业后，李禄加入洛杉矶一间投资顾问公司，起薪点达年薪12万美元（约93万港元）。后因美国科技股蓬勃，李录看好网络概念股，返纽约自立门户，1997年，自行创办Himalaya Partners(喜马拉雅资本管理公司)，管理风险创投基金及对冲基金。

　　帮人搞创业投资，成为千万富豪。2000年4月8日下午4时，在洛杉矶巴沙迪那古教堂，李禄与相识6年同是南大同系的小师妹李节结婚。2003年，他认识了巴菲特的副手、巴郡副主席查理?·格，使巴郡成为其基金的主要客户之一。2008年，他向巴郡推介入股中国电池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使巴郡获得高达12亿美元的回报。2010年，李被指有机会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之一，共同管理巴郡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但后来李表示没有此意。2010年跟随巴菲特还有微软创办人盖茨在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慈善行。在当年被通缉的学生领袖当中，李禄是第一位能够公开回到大陆的人物。

　　13，熊炜（1966年）：原高自联常委，现居美国，已淡出民运。

　　1989年6月14日在辽宁省由母亲带去自首。1990年6月免于起诉获释。判监一年，出狱后赴美。出狱后一度意志消沉，曾卖生果为生，以及下海从事商业活动。现定居美国，工作不详，已淡出民运。

　　14，熊焱（1964年）：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常委、绝食发起人之一，曾入人民大会堂与李鹏舌战。定居美国，不时接受采访谈论六四。

　　1989年6月15日被捕，1991年1月26日未经审讯获释，被开除学籍。1992年6月流亡美国，后来成为基督徒。曾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念书，并担任“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理事和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席。1993年，其妻亦为八九学运参者与钱立筠赴美团聚。1994年初熊焱投笔从戎，加入美国陆军。经过6个月的密集军事训练，熊焱以20项军事技术全部合格的优异成绩和百步穿扬的枪法通过考试，于7月14日自美国陆军行政学院毕业。1998年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攻读神学，后成为美国驻伊拉克军队的随军牧师。2002年成为牧师，曾以军中牧师身分身份随美军前往伊拉克前线执行任务。2004 年3月至2005年3月随第一装甲师第四旅驻扎离伊拉克巴格达40多英里的地方。2009年曾到港出席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现在定居美国，任职美国军官学院军队牧师。

　　15，翟伟民（1968年）：原高自联常委。现在河南，不接受任何采访。

　　六四一周年前，他曾宣布进行着有效的抵抗活动，于1990年5月在新疆被捕。1992年2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4年，先囚于北京市秦城监狱，后转往河北省第一监狱。1993年9月13日获释。1994年3月再被捕。

　　同年5月26日，他与王丹、马少方、邵江、李海、郑旭光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抚恤死难者的家属。1998年10月23日，他和其他三名河南异见人士签署一份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的申请书，寄到北京的中国民政部及河南省民政厅。1999年1月26日早上8时，翟伟民被新安公安局人员从家中带走，至晚上10时，3名公安将他押回家中搜查了约半小时又将其带走。据翟伟民家人表示，翟伟民中午曾在派出所绝食，抗议当局无故将他拘留，现已获释。他被公安列入长期监视名单。2004年5月30日，他被河南洛阳公安警告不得离开家门。他表示：“六四已经过去15年了，这15年当中，我们感慨颇多，体会最深的一点是，这么长时间了，我自己总感觉到头上有一张无形的大网罩着自己，说也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找谁去解决。有些东西，政治上并没有明确的限制，但是人的观念、有些人的认识，这些东西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有时候，感到非常的压抑，自己也感觉无能为力，经常有这种感觉”。“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确确实实考虑过出去。出去的话，起码思想是自由的，言论是自由的，可以有自己的空间。可是，我们的朋友都建议不要走，不愿意看到国内的人越来越少，一个一个出去。不愿意看到这种现象。大家都劝我不要走。我呢，确实也不愿意走”。翟伟民表示不会选择出国。他说，就像当年被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一些朋友通过种种管道获得释放，他当时的反应是，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尽快出去，但是他自己绝对做不到。

　　他表示只会留在大陆从事与维权无关之专业工作，而他也不接受任何媒介采访。翟伟民现在河南洛阳一家私人企业工作，现为私人企业行政人员。

　　16，郑旭光（1969年）：原北京高校提请对话代表团副领队，亦为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首任总指挥。现居北京。长期受监视。

　　1989年7月被捕，1990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开审，1991年1月5日被判刑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囚北京秦城监狱，但于同年7月获释，曾在北京任职商界。出狱后仍致力争取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因此两次被收容审查。1993年11月14日与马少华等人在西安一间小酒店内举行异见者讨论会，并发表声明。声明称：“我们希望全体公民以理性和非暴力手段，团结争取人权状况的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十分差劣”。“我们希望全体公民团结起来，保障人权”。同年11月下旬，他赴京探望“和平宪章”的签署人，于27日下午2时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酒店拟探望友人之际，被公安人员带走，解回西安。1994年2月26日获释。同年5月26日，他与王丹、马少方、翟伟民、邵江、李海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士，抚恤死难者的家属。1995年5月26日，他与方政、方蒙及吕江台因筹备发表公开信被捕，稍后获释。现在北京市开出版公司，买卖股票，活跃股坛。长期受监视。

　　17，马少方（1964年）：原高自联常委，亦是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发起人之一，还是《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

　　现居深圳，接受过不少境外媒体采访谈六四。最近还接受了《苹果日报》的采访。

　　1989年6月9日逃亡广州，同年6月13日在广州受审，1990年10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其中2年囚北京市秦城监狱，一年在江苏看守所。1992年6月获释，身体病弱。马少方获释后，仍被剥夺政治权利1年，原本至1993年6月13日止，但由于他与王丹交往密切，并拟一起南下广州，1993年5月22日在北京机场遭公安人员截留，并强制搭火车遣回家乡。1994年5月26日，他与王丹、翟伟民、邵江、李海、郑旭光和郭海峰联署一封致中共全国人大委员会的请愿信，要求对天安门事件给予重新评价，释放因这个事件至今仍被关押的人士，抚恤死难者家属。1998年8月中旬，他和杨涛致信最高检察院及法院，要求释放王有才。1999年1月，他因公安骚扰而失去工作，现在深圳一家大公司任形象策划及电影评论员。2004年5月，马少方与一家深圳高科技公司商谈合作，但深圳公安局找到合作公司，要他们不要同马少方这样背景的人合作，公司于5月20日正式停止再与马少方合作。每年的人大、六四以及10月份的党代表大会等敏感期，警方都会对他进行监控。他还是《零八宪章》的首批联署人之一。2014年5月，马少方接受香港《苹果日报》访问，继续疾呼还原六四真相。现居中国深圳，自由职业者。

　　18，杨涛（1970年）：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亦是高自联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现居上海。已淡出。

　　1989年6月16日在甘肃省兰州市被捕，1990年9月获释，被开除学籍，赴广东省经营计算机生意。1998年8月中旬，他和马少方致信最高检察院及法院，要求释放王有才。1999年1月，他因公安骚扰而失去工作。5月5日，他因筹备纪念“六四”活动在广州被捕，稍后获释。19日，他因计划参加纪念“六四”十周年的活动时，被广州公安局以“煽动颠覆”罪名逮捕。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犯“颠覆罪”。后于11月指控他“偷税”上万元人民币。11月17日，第一次开庭，但根本没有通知律师到庭，在律师提出抗议指审判无效后，法院不得不在12月23日再次开审。虽然杨涛的生意额每年仅数十万人民币，其税额很小，而当局指其“偷税”完全无单据上的证据，法官仅靠几位证人所谓的证词判断。2000年1月5日，广州天河区法院以“偷税漏税”的罪名将他判刑4年。2003年5月19日，杨于广州刑满出狱，但一直被严密监视。现居上海经商。

　　19，王治新（1967年）：当年为高自联常委及秘书长，现居山西，已淡出。

　　1990年10月在新疆被告发拘捕，12月押返北京，1991年初开庭审讯，同年6月获释，送返山西。

　　他其后在各地打散工，最长的是在广东一间港人开设的工厂当管理工作，维期一年半。出狱后很长时间找不到稳定工作。有传在山西私企工作 。

　　20，张铭（1965年）：原天安门纠察总指挥。现居吉林，已淡出。

　　1989年9月在深圳被捕，被控“反革命宣传煽动罪”，1991年1月被判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早期，他与北大的郭海峰等人关在秦城监狱的八号仓。4月与刘刚一起从北京秦城监狱转往辽宁省凌源县凌源第二劳改支队九大队一中队囚禁，遭受过电刑、毒打和一丝不挂在雪地挨冻等肉体摧残。1991年6月获释，曾与马少方一起在北京工作及在上海市经商。2002年9月9日，国家安全局声称张铭“涉嫌计划爆炸大楼”，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他刑事拘留。上海公安局在10月16日改以“职务侵占罪”将张铭逮捕。2003年9月26日，上海市中级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对张铭判处有期徒刑7年，此前已经查抄了安格公司及其所属的大部分子公司。张铭在被抓关押期间，还遭到过警察毒打。由于张铭抗议审判不公并绝食，他曾经被用绳子捆绑在床上113小时，期间不能自己洗脸、刷牙、小便和大便，人格尊严备受侮辱伤害。张铭为了抗议对他的诬陷判刑、司法程序不公，于2003年11月18日开始在上海狱中绝食至2004年4月中旬。2006年获保外就医。

　　21，王正云（1968年）：曾为高自联常委。现居云南，已淡出。

　　1989年7月在云南省被捕，获释后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1991年年7月刑满出狱，在山东任职推销员。1998年，他参与山东中国民主党，于12月4日被指参与非法社团活动被捕，其后获释。2004年曾参与声援中国民主党人的绝食，2004年参与纪念六四15周年绝食。2006年封从德采访“六四口述实录”时曾与王正云通电话，当时他正在云南红河州金平县务农种植香蕉，但后来失去联络，可能继续受到当局监控，生活状况较差。

64时北大学生会主席 拥戴政府成亿万富

豪(图)

京港台：2014-6-4 23:34| 来源：纽约时报 |

25年前，中国政府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几天之后，广播里充斥着有21名学生领袖的通缉名单，指控的罪行是煽动反革命暴乱。位列名单之首的是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王丹。他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学生联合会，以动员同学提出民主诉求。 　　至于官方的北大学生会当时的主席，并没有被公开提到，在后来的岁月中也鲜有提及。他的名字叫肖建华。他从未与政府对抗，1989年6月的事件也未使其成为中国的“通缉要犯”。实际上，这些事件助推他跻身最富有的人士之列。 　　在那个动荡的春天，肖建华曾简单尝试在校方面前代表学生，随后转变立场，同意校方关于街头抗议活动已然失控的看法。当时认识肖建华的人表示，他甚至还与校方合作，试图在军队进入北京，展开武力镇压之前平息抗议活动。 　　奖赏很快来临。甫一毕业，肖建华就在北大的直接资助下步入了商界，而这所学校是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成了第一批与政界关系密切的金融圈高层人士的一员。他不遗余力地趋奉党内权贵，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人，逐渐变得像是统治阶层的银行买办，自己也成了亿万富豪。 　　肖建华现年42岁，控制着一座庞大的商业帝国，其利益主要涉及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比如银行、保险、燃煤、水泥、地产，乃至稀土矿。这些业务大部分由他的控股公司明天集团打理。 　　通过一系列其他的投资工具，他持有中国最大的保险集团之一平安保险的股份，以及哈尔滨银行、华夏银行和兴业银行的股份。此外，他还收购了至少其他30家中国金融机构的股份。 　　《纽约时报》浏览的企业记录显示，去年，肖建华联合创立的一家企业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持有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股份。2009年，他为实际控制人的另一家公司为一桩交易出资，而这桩交易帮助了贾庆林的女婿经营的一家企业。贾庆林当时是中国最具权势的机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员。 　　这些交易的情况丝毫没有对外公布，肖建华本人的许多事情也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他已拒绝就本文接受采访；尽管在金融圈内常被提及，但他在中国的公众形象始终颇为低调。然而，他是过去10年间异常活跃的交易场上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之一，而且根据胡润百富榜的估算，他的个人财富达120亿元人民币。 　　这样的职业生涯之所以成为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1989年的动荡，或者更为确切的说，是因为中国对此的应对。与许多知识分子在80年代的希望背道而驰的是，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并未尝试扩大政治开放，而是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了共产党的控制。 　　这种方式最终催生了史上最令人震撼的经济增长之一。不过，这也让政治关系灵通的那群人成为巨额融资中必不可少的中间人，还让许多普通民众相信，这一切都受到了不正当手段的操纵。 　　腐败，或者说是腐败的表象，已然是1989年天安门抗议学生关切的主要话题之一。然而，自那以后，政商勾结的程度大为加深，就连党如今也承认，内幕交易本身已成为关涉共产党合法性的一大威胁。 　　“党内现在有一种自毁倾向，”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任教的裴敏欣接受采访称。“很多官员觉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财富的追逐并无不妥。结果，腐败演变为大规模的劫掠行为。” 　　目前，习近平亲自坐镇，掀起了几十年来最凌厉的反腐运动。过去两年里，许多商人与高级官员纷纷遭拘捕或落马，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属涉嫌从他原来负责的国有石油部门非法获利。 　　严打活动让肖建华这样的商人承受了压力。他们心知肚明，一旦在党内最高层眼中失宠，旗下的商业帝国就可能分崩离析。 　　不过，肖建华的熟人坚称，他的投资属“市场行为”，没有牵涉任何不当作为。 　　然而，有迹象显示，他没有在中国政治风向的变化上冒任何风险。数年前，有中国媒体的报道指出，他名下的一些企业涉及以低于市场价的代价私有化国有资产。那以后，他在自己已取得公民身份的加拿大购置了一处房产。现如今，他很多时间是在香港工作，那里有着自己独立的政府制度。 　　当习近平的姐姐与姐夫去年出售他们与中国一家大型银行的合资企业中的股份时，买家是肖建华联合创建的一家中国企业。这笔交易完成的时间，晚于2012年6月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发表的那篇关于习近平亲属的家族财富的文章。 　　　　心怀远大梦想的男孩 　　这些日子里，肖建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香港的四季酒店里，身边环绕着助手和女保镖，前者负责帮他安排和银行人士及亚洲大亨的会晤，后者甚至会帮他擦去额头的汗水。他拥有一架私人飞机，在美国和加拿大买下了价值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房产。然而，虽然有着这样的排场，他却出身卑微。 　　他在肥城长大，该地位于山东省的山区里，属于贫困农村，他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家中共有六个孩子。根据很多人的描述，年少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和文学书籍。 　　他儿时的朋友郭庆涛回忆说，“每天清晨，他都会在5点起床，跑步到山上去读书学习。他能背诵每篇课文，并且将老师备课用的材料都自学了。”郭庆涛后来成了肖建华的北大校友。 　　14岁时，肖建华通过了竞争激烈的全国大学入学考试，被北大录取。朋友们说，他衣衫褴褛地来到北京，却怀揣着成为政治领导人的抱负。 　　他系里当时的数学老师周春生说，“他热爱政治。他想成为高官，他什么都读——不管是讲社会学的书、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是毛泽东文集。”周春生现在是北京长江商学院的教授。 　　然而，肖建华的权力之路被1919年以后最重大的学生抗议事件给干扰了。在北大，学生们不仅废寝忘食地投入抗议，而且成为了抗议的领导者——为了迫使当局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带头发起了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游行，而那里正是北京城的政治权力中心。 　　那个时候，肖建华是官方的北大学生会的主席。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社交工作，比如组织演讲和舞会。不过，该职位因为和共青团的关联而显得诱人，因为后者是日后体制内事业的跳板。 　　然而，在1989年的春季，北大学生开始揣着一份单子，在天安门广场游行。单子上既列出了对校领导的要求，也列出了对共产党的整体要求。肖建华作为学生们的名义代表，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他的老同学郭庆涛说，肖建华试图向政府转达学生的诉求，但是一些比较激进的人认为他的方式太过保守。于是那些人成立了高自联。“那时候，他只有17岁，承受了很大压力。感到无助的他去了图书馆，埋头读书。” 　　把学生事业进行到底的重任落在了历史系学生王丹的身上，他帮着在校内组建了另一个学生组织，并组织了抵制运动、静坐和绝食抗议。肖建华则选择了一个新方向。 　　第一桶金 　　目前依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肖建华选择进军商界。不过，他与北大的良好关系，尤其是在当时那段时间，在一开始就让他获得了明显的益处。那时，校方正在积极追究参加学运的学生的责任。 　　上世纪90年代初，他收获了第一笔财富。当时他是一名电脑分销商，在北大校园附近兜售戴尔(Dell)和IBM等品牌的个人电脑。他还成立了一系列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部分得到了校方的资助。作为官办学校，北大试图鼓励自己的毕业生创业。 　　这其中，没有哪家企业的规模变得特别大，尽管有一些企业和微软(Microsoft)等美国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不过去年，肖建华罕见地接受了中国新闻媒体的采访，他说自己就是靠着这些电脑公司，才挖到了第一桶金，盈利超过十几亿元人民币。 　　上世纪90年代末，他转而过渡到了更赚钱的行业，那就是股市。他利用明天集团和其他投资公司在股市进行炒作，开始大笔吃进上市公司的股票。 　　他的前同事说，他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是靠培植和政府官员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些关系，把现有公司转移到更好挣钱的地区，或在这些地区成立新公司，比如他的家乡山东省和内蒙古包头附近的地区，他的妻子就在内蒙古长大。 　　他昔日的老师和商业伙伴周春生说，“那个时候，资本市场才刚起步。他既有政治人脉，懂的也多，他找到地方政府，对他们说，他能帮他们组建上市公司。”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协助组建了数十家投资公司。他的合作伙伴往往是政府机构，比如包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他最成功的一些交易，涉及在较小的中国城市购买中型金融机构的股份，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壳公司或皮包公司构成的复杂网络来操作的。例如，当花旗集团(Citigroup)和其他投资人同意认购广东发展银行的一大笔股份时，肖建华旗下的投资公司之一普华投资就购下了8%的股份，仅仅几周之后，他就把这些股份转给了另一家国有金融机构。了解他在此事中的角色的分析人士和记者屈指可数。 　　虽然壳公司在中国被广泛用作投资工具，但证券专家表示，它们也可以用于掩盖公务人员拥有股份一事，为商人送上的好处提供幌子。肖建华频繁利用这些工具，从而引发了一些猜测——他拥有特权，能够参与涉及国有资产的交易，并与统治阶层的家人共同获益。 　　他曾数次陷入争议。2006年，大型国有能源企业鲁能被一组鲜为人知的投资公司收购。在中国商业杂志《财经》发表了有关这一私有化事件的文章后，当局命令山东省的官员回购股份。《纽约时报》查看的记录显示，几家涉及这项私有化交易的公司均属肖建华名下。 　　2007年，肖建华再次涉及幕后投资。当时，小型券商太平洋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完成所谓借壳上市，但该公司并不符合监管机构提出的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 　　肖建华通过一名女发言人表示，这些交易均“合法有效”。发言人还为他使用投资工具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称他的名字之所以通常未被公布，是因为他是“主策划师”，没有插手相关交易的技术细节。 　　据熟悉肖建华的人士透露，收购鲁能失败之后，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并逗留很长时间。 　　“他对中国的情况感到失望，”肖建华的发言人余兰说。“环境不好。所以他去了国外。” 　　　　交易桌上的领导人亲属 　　通过身边的人，肖建华承认，他结识了不少中国高层领导的子女，并曾与他们一起投资。他表示，通常都是碰巧，恰好和他们做同一笔买卖。 　　但《纽约时报》查看公司登记记录发现，肖建华旗下的企业达成的交易似乎使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获益，而在过去五年中，这种情况至少出现了三次。 　　例如，2009年1月，上市企业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将出资3.5亿元人民币，从北京昭德置业有限公司手中收购位于古城丽江的一家房地产公司。肖建华在明天科技持有大量股份，而昭德置业的董事长李伯潭是贾庆林的女婿。贾庆林曾为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是权力极大的政治局常委会的一员，直到2012年。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后来，也就是2013年1月，肖建华共同创建的一家公司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达成交易：北京的秦川大地投资公司以至少1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在另一家投资公司的50%股份出售给肖建华创立的这家企业，与习近平亲属当初的收购价持平。 　　公司记录显示，当时，习近平的姐姐齐桥桥及姐夫邓家贵通过其他几家企业拥有秦川大地投资公司。这笔交易宣布的时间，是在彭博社有关习近平亲属资产的报道问世六个月后。彭博称，这一资产价值超过3亿美元（约合18.7亿元人民币）。 　　2012年，一家中国影视公司以3000万美元的出价收购了由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参与创建的好莱坞特效公司数字领域(Digital Domain)。据知情人士透露，收购资金来自肖建华，以及一家由车峰控制的香港公司。车峰是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的女婿。 　　通过发言人，肖建华承认，他投资或部分控制的公司参与了这些交易，但也表示，他并不是决策者，而是在交易完成后才得知此事。 　　虽然这三笔交易从未被公开披露，但肖建华在中国的确有点名声不佳。例如，财新《新世纪》周刊在2012年底报道，肖建华在幕后与泰国正大集团（在中国以外称为卜蜂集团[Charoen Pokphand Group]）合作，试图购买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价值90亿美元的股份，而收购资金由几家北方的国有银行提供。这可能违反了相关规定——银行贷款不得用于收购中国保险公司的股份。 　　发言人表示，肖建华最终决定不参与收购平安股份的交易，并对新闻媒体将他描绘成神秘而贪婪的生意人表示不满。（之前，肖建华曾通过旗下的一家公司收购了平安的部分股份。） 　　现在，急于改善自身形象的肖建华，在低调地表明想要捐出大部分财产的意愿。 　　肖建华已经向中国两大高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捐赠了3亿元人民币。最近，他还承诺向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捐赠1000万美元。这所大学，正好就是王丹在中国服刑后，流亡美国期间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