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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多維、孔慶東、戴晴的謊言/最近有关我王有才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發佈時間: 6/7/2014 11:35:23 AM 被閲覽數: 143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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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   多維、孔慶東、戴晴的謊言


  2014-06-06  独立评论



遭到多維、孔慶東、戴晴的攻擊,光榮啊!

多維新聞社的辦公室目前在北京,以前又頂著異議的光環(神妙的是,三者都曾如此包裝),其佔領輿論陣地的特殊任務可想而知。「六四」25週年前後,「多維」連續發出幾篇扭曲「六四」史實的文字,其中涉及本人的,有孔慶東的陰陽怪氣,還有戴晴的胡編濫造。戴晴這次造謠的要害是,竭力抹煞八九學運組織過程和組織的作用,故意抬高一些人,再用造謠的手法堅決打擊一些人(而且隨著形勢的變化和偉光正的需要隨時調整打擊面,乖巧的很),同時刻意淡化六四屠殺的殘暴,以官方協助包裝的異議姿態,用偽裝的客觀,聲稱「还有,“暴徒”对军人、军车的暴烈行为……」。而異曲同工的孔慶東的謠言,見多维独家视频:25周年北大教授孔庆东首谈“六四事件” 。

孔慶東是什麼樣的人,如何在「六四」前摻沙子混進北大籌委會,如何向校黨委表忠心,如何阻止同學們出校門參加四二七大遊行,如何很快遭到同學們的罷免,如何想當對話代表也被大家淘汰,如何在六四後免於中共處分,如何積極參與胡石根、王天成等人自由民主黨的組黨活動,卻不僅逃脫了中共判刑(胡石根20年、康玉春17年、王天成5年…十人遭判刑),而且搖身一變成為北大教授,如何向金日成、金正日、薄熙來表忠心,如何收取薄熙來100萬元。。。。如此種種,以前也寫過「我所認識的孔慶東」,附後

妙的是這次「多維」釋放的謠言,不僅是孔慶東的陰陽怪氣,還有戴晴的胡編濫造。在「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一文中,多維戴晴又一次編造謊言。這次戴晴不敢再編造1989年5月14日的謊言故事了(以前的批駁附後,戴晴哪裡敢回一句嘴,這次所謂的「實錄」中居然一字都不敢提),這次是懷恨在心,學故事片《天安門》拙劣榜樣,把別人的話安在我的口中:(多維戴晴:六四事件全程实录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307015)

【6月1日 这天早晨,外地大学生联合会的总指挥连胜德,在广场上宣布大撤退,还打算召集记者会。按照封从德的记载,此举“幸为外高联同学所阻,当即罢免了他的总指挥职务”。北京“高自联”的封从德说:“此前一、二天,有个自称‘代表李鹏和政治局’的国务院办公室的秘书,到广场指挥部来对我们说:要是能将请愿同学撤出广场,你们就是国家的功臣;要是觉得有困难,我们在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随时可以听从你们的调遣。” 封从德说“这个国办秘书为外高联的领袖在北京饭店包了房间,而从那时起,连胜德便在外高联游说退场。”敌我界限分明的他和柴玲,遂决定“更不能撤离广场”,而是要“及时地揭露政府的阴谋”。】

這段故事,採用的拙劣手法,和故事片《天安門》一樣,戴晴將拙著《六四日記》中的幾段話,掐頭去尾,將其中明明白白的「他說」、「XX說」、「據XXX回憶」等白紙黑字全部剪掉,於是就變成「封從德說」了。中共中央軍委總參三所的情報分析特工戴晴參謀(見互動百科http://www.baike.com/wiki/戴晴),其情報分析能力如此水平,中共的情報能力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全世界都可以鬆口氣了。

不過,情報分析能力低下,造謠水平卻很高。下面是拙著的原文,大家可以對照看看:

《六四日記》正文,第465頁:

【這一系列事變,李祿覺得很可能是政府的一次陰謀。特別是他正好有證據,證明政府曾經同各個學生組織接觸,且已收買了外高聯的一個副總指揮。這名副總指揮曾與國務院辦公室的一個秘書秘密會面,答應撤出廣場。這個秘書為他在北京飯店包租了幾個房間,作為這項秘謀的指揮部。這無異於收買。這個國辦秘書也來過廣場指揮部,自稱代表李鵬和政治局常委,對柴玲、李祿暗示﹕“你們若能使同學們撤出廣場,就是國家和歷史的功臣﹔若有甚麼困難,廣場上還有許多人可以協助你們,聽你們的調遣。”【註320】
因此,李祿一方面組織糾察隊,將王文等幾個綁架分子拘押起來,準備送到北大去審問詳情,衹是因為聯繫的車晚了一步抵達,才讓這些人溜掉了﹔另一方面,則安排了一個記者會,將這一危險的信號公諸於世,以便同學們和輿論界提高警覺。】


《六四日記》註釋,第499-500頁:

【註320:李祿回憶錄中說官方試圖收買指揮部這件事發生在5月26日,見《Moving the Mountain》第179頁。在巴黎會議上,李祿說那個被收買的學生叫萬朝暉,指揮部6月1日開始得到大量情報反映中共的異動,並至少有三次和政府高級官員的會談,其中一次發現當局為萬朝暉在會談的旅館中專門為萬租了一個套房,李祿由此推斷他已被政府收買。見《回顧與反思》第240、305頁。李祿兩處提到“萬朝暉”時沒做任何身份介紹,也未見任何資料提到他,也許是“楊朝暉”的口誤或筆誤。據張伯笠回憶,30日下午2點,他與李祿代表指揮部“和中共中央、戒嚴指揮部的代表進行了最後一次接觸”,中共代表沒答應指揮部關於恢復對話的四點條件,還警告二人“盡快撤回學校,軍隊已決定要盡快清場,”並稱可以空降三個師,加上地鐵運來兩個師及人大會堂6萬特種部隊,“我們可以三個人對你們一個學生”,但不會開槍。見《中國之春》1994年1月86頁、1995年7月25頁。】


附一:我所認識的孔慶東


作者: 封从德   我所認識的孔慶東 2012-01-27 13:12:51  [点击:26798]

近來孔慶東的言論引發熱議,有人翻出他在八九學運中的角色,說他背叛什麼的。既然網友點到名(昨天周鋒鎖還打電話來問),就寫幾句。

孫文學校元旦開學以來,忙到有點喘不過氣來。這裡只能說幾個重點:

1/ 孔慶東在八九學運中的角色,當時北大籌委會的同學們(包括我)就有質疑;
2/ 他是1989-4-25日中途插進來的,不是最初站出來的同學;
3/ 4/25改選的代表性很成問題,但孔慶東卻以第一高票當選,所以做了7天北大籌委會招集人(而非媒體上所謂的「高自聯常委」);
4/ 很多籌委會同學質疑孔慶東和沈彤常去校黨委表忠心(孔是黨員);
5/ 孔慶東和沈彤堅決阻撓4/27大遊行,可能是校黨委授意的;
6/ 孔在5/2改選落選後,就未見繼續投入學運【這是我記錯了,但確實沒有什麼突出表現】;
7/ “六四”後孔似乎也被下放內蒙古【這也可能弄錯了】,後來考回北大讀博,余杰的師兄;
8/ 孔文筆不錯(如《47楼207》)但口吃,所以北大選舉對話團成員他也落選,做了教授口齒好很多;
9/ 孔近來的極左表現,令很多同學非常吃驚;也許是在玩“無間道”,故意挑動國內矛盾?

詳情附後——拙著《六四日記》中有關孔慶東的記述與註釋,各位可參考。

孔庆东彻底熊了 发四千字网志大赞港人
    孔庆东
  

下面這張照片,網絡和媒體普遍說是【1989年初,孔庆东(红圈示)与王丹参与学运,是发起罢课的高自联常委。】其實當時(1989-5-1)二人都不是北高聯常委(孔慶東從來都不是,但在5/1日還是北大籌委會招集人;王丹當時也不是,北大籌委會4/29決議:在北高聯王丹不代表北大,由我任高聯常委,4/30我當選北高聯主席。這張照片是5/1中午中外記者會的情形,王丹的一貫作風是喜歡在記者會上高調亮相,導致外界容易誤認為他是主要負責人(至今外界還依然如此誤會),而實際上卻既不做組織工作(比如這裡手中的稿件全是別人準備的,會場籌備也是別人在做),在學生組織內部也沒有多大影響力,每次改選都被邊緣化或出局(詳情參見拙著)。作為歷史當事人,我能看清楚這些差異,從中明白許多道理,深感幸甚,也覺有責任如實記錄下來,哪怕別人誤解我或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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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封從德《六四日記》中有關孔慶東等人的記述與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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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 星期一

這兩天籌委會領導層有些混亂,沒有組織好今天的全校學生大會。我知道這事莽撞,卻沒順勢推行全校直選,痛失機會。
……


4月25日 星期二

籌委會改組競選

競選會場設在文史樓104。等我進去時,能坐40人的教室擠了70來人,講臺兩邊都擠滿了。說是各系各班來的代表,但門口沒有檢查代表資格,也未查學生證,使此次競選的合法性有所缺憾。……

競選程序是先提名,後演說,再投票……最後唱票選出籌委會“五人常委會”。……結果兩個新成員高票當選,原先籌委會成員則有三人當選,但票數較低:我是37票,沈彤、王丹依次排在最後。[1]
……

獲票最多的是孔慶東。他演講提到的非凡經歷給人印象深刻。他是法律系八五級學生,身為共產黨員卻領導過“擦鞋運動”【可能搞錯了,見註】——北大學生去人民大會堂前擺攤為“人民代表”擦鞋。[2] 這是一個黑色幽默、無聲的抗議,官方卻無可奈何。這既反映出知識的貶值,又諷刺了官員借改革而發橫財的現實。孔慶東給人感覺既沉穩又富於鬥爭藝術,於是在64票中,以47最高票當選,自然也就成為籌委會第四任招集人。[3]
……

“特殊身分”的進修生

一個瘦高個子的參選,令我很是擔憂。此人自稱王振群,是“北大唯一特殊身分的進修生”,因此沒有同學,也不住在校內。大家都睜大了眼睛——這是不是臨時安排“進修”的便衣?王振群還向大家晃了一下藍色學生證(我們的都是紅色),其實國安要做個假證件易如反掌。我不記得他說了甚麼有內容的東西,身上帶有一絲掩藏不住的痞氣。但是,就這麼一個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人,竟然只差兩票就當選,這使我更加擔憂在場代表們的成分。……

王振群雖然落選,後來又在籌委會的幾個宿舍東奔西走,一會兒到聯絡部說他腿長,適合於聯絡;一會兒又到理論信息部說他頭腦清晰善於分析;最後乾脆到秘書處對柴玲吹噓他有整潔的習慣,最適合做機要秘書。總之,他對籌委會的一切工作都有興趣且能勝任。他最終跑到我面前,我一面給予高度讚揚,一面請他做些看門之類的工作。這樣,他乾站了一會兒,便自覺地不見了。從此以後,這個一米九的帥哥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後來不止一個同學舉報他,說他就是昨日在臺下慫恿丁小平、張智勇上臺的那人,但在競選會時我並不知情。

……

4月26日 星期三

四二六社論與學生的遺書
……

五人常委否決四二七遊行

4月26日晚,北大籌委會按照民主機制,否決了五人常委關於四二七不遊行的決議,讓北大學生順利參加了這次史無前例的偉大遊行,避免了一次歷史性的笑話,也使我看到民主機制的優越性。
……
北大本來反對四二七遊行。北高聯在25日晚便通知北大籌委會準備四二七遊行。……

恰恰這時四二六社論出籠,北高聯開始動搖,北大同學反而要遊行了。……

但北大籌委會五人常委多數比較保守,反複討論後以三比二票否決了參加四二七遊行的計劃。孔慶東、沈彤和王遲英堅持認為,中共態度強硬,以不出校門為宜,這樣既避免流血衝突,又可保存同學們的體力。[4] 王丹與我則認為,四二六社論出籠後形勢已有根本變化,此前還可與官方協商妥協,現在這頂帽子扣下,雙方衝突已昇級,目前首要任務是施加強大壓力摘下帽子,否則一切努力都將被此帽子掩蓋;而且目前同學們情緒高漲,只宜順流,不宜逆流。當時我的一個信條是:運動應該是大家推著組織者走,而不是由組織者拉著大家走,組織者最多快半步。

 
擴大會議推翻五人常委決定

出於這樣的憂慮,我把希望寄託在現有的民主機制上。五人常委否決出校後,大家一片嘩然,雖不滿意,但誰也不知該怎麼辦。大家對籌委會的組織程序還不熟悉,我便走上講臺……

聽我解釋完,當即有11個部委與分籌委會聯名。於是召開擴大會議,經半小時激烈辯論後,最終以大大超過2/3的壓倒性多數否決了五人常委的決議。

這晚的擴大會議我特別注意審查代表資格。……

北大同學能夠順利參加四二七大遊行,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勝利。這說明了民主程序較少數獨斷為優,保證了能容納多數人的智慧,因此在重大決策上犯致命性錯誤的可能性低很多。四二六擴大會議也證明,只要本著民主的精神,即使缺乏經驗,也能闖出一條民主的道路和制度。

行政與立法二權開始分離
……


4月27日 星期四 晴

孔慶東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門

清晨6點半我被廣播吵醒。……

但是,我卻不准去領隊遊行!這事來得突然。7點鐘,當我做好準備正要下樓時,孔慶東和沈彤出現在樓道中。孔慶東沉著臉對我說,他不同意我參加遊行,要我留校“坐鎮”。沈彤也附合了幾句,這時王遲英也過來了。我心裏又急又氣,知道這是他們不滿我昨晚啟動擴大會議否決常委的決議,也就是他們三人的意見,於是阻止我出校門。只要我不在,出校後隊伍由他們帶領,以王丹的性格也難以堅持獨自領同學們到廣場。

見我抗議,孔慶東便起用組織程序說,現在5個常委有4人在,可以開個常委會,討論封從德是否應該參加遊行。我盯著王遲英逼問他的態度,王遲英支唔了二聲,不置可否。他總是這樣,似乎永遠沒有自己明確的見解,在籌委會裡幾乎沒聽過他提甚麼建議,哪種意見占上風,他就附議。結果,我的申辯自然是徒勞。既然參加了組織,就得按組織程序辦事,我不再說甚麼,老老實實到2樓240宿舍廣播站,眼瞅著同學們浩浩蕩蕩在喜慶中衝出校門。[5]

孔慶東、沈彤等人的過度憂慮,可能同北高聯主席周勇軍的舉動有關。[6] 面臨與軍警衝突的可能,周勇軍在當局的壓力下,終於承受不住,在27日凌晨連續派遣了幾十個聯絡員,到各校傳達他的“手諭”:以北高聯主席的名義要求各校取消27日的遊行。[7] 但這些舉動已無濟於事。……結果,四二七大遊行有百萬市民與學生上街,沖破了軍警一道道防線,成就了1949年後最大的一次反官方示威遊行。

後來聽許多同學講,這次籌委會的表現很不如人意。原來,隊伍一出校門,便在中關村遭遇警察攔截,孔慶東等人拼命要同學們返校,同學們當然無法接受。途中他們又屢次勸說同學們退回,引起一次次不快。有的同學觀察仔細,發現官方學生會也從中作梗,派了他們的人馬,裝做積極的模樣扯開大旗,走在了隊伍的前列,但在該帶隊衝鋒時,他們卻要捲了旗幟回校。

……


4月28日 星期五
……

推動直選合法化

4月28日中午例會上,我竭力主張儘快進行全校直選,以使學生自治會名副其實地合法化。……

在我推動下,籌委會通過了30日舉行全校直選……

可惜當時大家的熱情還沉醉在罷課、遊行、上街募款、開會等熱鬧場面上……

直選計劃沒能完成,還有一些客觀原因。……也許大家覺得籌委會在25日才作了新的選舉,如果再搞一個直選,感覺和重選一個新籌委會沒有實質差別,沒意識到直選的重要性,反認為多此一舉。我雖一直擔憂25日選出的第四屆籌委會的代表性,卻不能在籌委會上公開質疑,更不可能得到孔慶東、王遲英他們的贊同。因此,在遇到種種障礙後,我精疲力竭,只得作罷,空留遺憾。


4月29日 星期六

王超華要求我主持高聯

本來,王丹一直在北高聯代表北大,但北大籌委會總感到王丹沒有足夠的影響力申張北大觀點,尤其當北大與高聯有分歧時。……故在王超華的提議下,北大籌委會選派我作北大籌委會駐北高聯代表。[8] ……

王超華實際上是希望我去做主席主持高聯。周勇軍由於四二七前夕的違規表現,28日便被高聯罷免,由吾爾開希接任主席。……超華對開希也不滿意,在推薦我去高聯後,她對我講有意支持我做高聯主席,這樣北大就可領導這次學運,她認為北大籌委會在組織上最為堅固、最為完善。[9]
……

“個人記者招待會”

回到北大後,繼續到籌委會開12點的例會。會上,王丹介紹了他與吾爾開希在香格里拉開“個人記者招待會”,並講有便衣跟蹤他們。王丹的做法受到籌委會一些同學的批評,因為籌委會已經立過規矩:常委不得以個人身份見記者。[10]

那晚在文史樓101,北大籌委會舉辦了一次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柴玲對我盛讚楊濤主持與答問時的機智。後來我一直不明白,王丹與楊濤這對搭檔,為何那晚各自分開辦了個記者會?尤其是王丹與開希只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何就懂得要辦和如何辦“個人記者會”?不過,當時這些疑問也就是一絲掠過,沒有多想。


4月30日 星期天

北大研會成功改選
……

王丹開希任“掛名常委”

4月30日晚的北高聯例會,依然在北師大物理樓104召開。高聯例會前,還有一個常委會。這晚記憶較清晰的事如下﹕

一、王丹、開希以安全理由請求留任北高聯,作“掛名常委”。

開常委會時,吾爾開希和王丹顯得很緊張,說昨晚在香格里拉飯店開個人記者會後,中共便衣盯上他們的汽車,若不是幾個香港記者掩護,可能已被抓走。因此他們希望不再到高聯開會,但希望繼續留任,這樣可以利用高聯的組織而起某種保護作用,使中共不敢輕易下手。我理解這種在脫離組織孤立無援的恐懼感,也認為高聯有責任保護他們的安全,參加者在投身時便決定了冒風險,組織也應該利用群體的力量來保護帶頭人,盡可能減低他們可能受到的傷害。由於我到北高聯替代了王丹的常委資格,因此在會上盡力為王丹的請求說話,結果大家決定他們可作為“掛名常委”。[11]

開希躲得很深,他從自己宿舍搬走,藏到一個同學的宿舍,一般人都不知他在何處,這幾天的常委會和例會也不來參加。周勇軍代理他主持會議。[12]

二、我當選北高聯第三任主席。……[13]
……

三、討論各校學生自治會合法化的問題
……

四、討論復課問題
……
我主張分批復課,先部分復課再分期復課……

五、討論對話代表的分配問題
……

六、決定舉行新聞發佈會

這項任務交給北大去籌辦。我負責督促北大籌委會作一切準備工作。……


5月1日 星期一 晴

上午的記者招待會開得很成功,幕後卻有點小波瀾。……[14]

安排北高聯新聞發佈會
……

發言人宣讀九項聲明

北高聯的人已經來了,我請他們到中央的木桌附近。高聯設立了發言人,宣讀了九項聲明﹕[15]
……

孔慶東、沈彤想選掉王丹

自從四二五選出第四屆北大籌委會以來,經過一周的發展,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大家都希望在“五四”之前調整領導班子,以適應“五四”期間的重大活動。

五一中午例會後,孔慶東在29樓外拉住我,對我講他有意將王丹選下去,希望我在晚上例會上支持他。我沒有說甚麼,只是靜靜地聽,心裏暗暗吃驚。過了一會兒,沈彤也對我做類似的表示,我感到是籌委會換屆的時侯了。

請熊焱“出山”

我決心請熊焱復出,因為今晚將選拔北大對話代表。……

高聯常委會形勢分析

五一高聯常委會由我主持。……開希和王丹既為“掛名常委”,高聯會議就沒出席。

這晚的高聯例會也由我主持。……
……

選拔對話代表引發改選

柴玲與父親在前面慢慢走,趙體國和我跟在後面。我對趙體國講了孔慶東和沈彤找我的情況,也詳細講了改選籌委會的想法。他對五人常委的工作同樣不滿意,雖然不怎麼說話,但我清楚他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觀點。我們都感到孔慶東、王遲英的領導能力偏弱,沈彤與官方的關係則很曖昧,為了提高組織效率、迎接五四的大規模活動,籌委會有必要改選。這是一個光明磊落講義氣的漢子,我相信他一定會使改選行得公正。後來趙體國在籌委會上的非凡表現,更使我驚嘆他的深謀遠慮。

沒想到這晚北大例會引發改選的,卻是因為選拔對話代表。……孔慶東自薦作對話代表,但他說話有點結巴,表達意見時觀點不鮮明,缺乏個性,甚至有點官腔,因此大家反對。孔慶東堅持說他有語言才能,大家便開始批評他,認為他缺乏領導能力。在一陣難堪中,他收回了想做對話代表的意思。
……

趙體國的批評和方案
……

會上通過了擴大部委權力後,趙體國當即提議部委分籌委聯席會議行使權力,罷免了第四屆籌委會五人常委,並提議由籌委會全體會議改選新的常委,以適應五四紀念活動的需要。體國的謀略出乎我的意料,我沒料到他能把一個棘手的改選問題,安排得這麼順理成章、這麼漂亮!

三權分立的自然體現
……

籌委會再度改選趨於穩固

北大籌委會全體會議的改選結果,我和楊濤、熊焱、常勁、王丹當選為新的五人常委。

……這五人不光都是籌委會創始會員,既有工作經驗又互相信任,且各有所長,也都較得各部工作人員敬重。……

沈彤與孔慶東忿忿不平

孔慶東對改選及其結果頗感意外,也十分憤怒。他認為是我起了關鍵作用,也一定記著他同我提過撤換王丹的籌劃,這時便衝我激動地吼起來﹕“老封,你搞甚麼鬼?!本來我們這屆籌委會,我剛剛把工作理順,剛開始正常起來,你就又……”眼睛裏充滿怨憤。但孔慶東畢竟有較多的社會經驗,能壓制內心的情緒,在籌委會內很快又找到新的位置,一直在學運中堅持工作。相對而言,王遲英的反應極平淡,完全隨遇而安,柴玲有一次對我說他還會算卦。

沈彤的反應與孔慶東差不多,他在會議快結束時才趕來,顯得既忿忿不平又很疑心﹕“兩次改選,為甚麼都在我不在的時侯?為甚麼每次都是把王丹選上?”另一次改選可能是指4月20日夜裡選出郭海峰那次,那時他正在雨中帶領北大遊行隊伍。沈彤生氣也有道理,實際上王丹與他的票數一樣,並列第五,但他不在會上,大家自然就讓王丹做了常委。[16]

這次柴玲找我做和事佬。以前丁小平被免職後就去搞分裂,為了避免這種問題,柴玲在29樓外將我拉到一邊,說﹕你最好推薦沈彤去高聯籌備對話團。我采納了柴玲的建議,對沈彤介紹高聯最近物色人選協助成立獨立的對話團,也許日後運動中將是焦點性的組織,會在全國電視上發生影響,而他的興趣又一直在宣傳方面。沈彤馬上就答應了同熊焱一起幹,情緒也就很快平息下來。[17]

由此可見,落選人員的善後很重要,許多人因為落選有面子問題而脫離組織,甚至帶著情緒搞對立,實在是組織的損失。

我和王有才對李祿的冷漠
……


5月2日 星期二
……
張炳九與丁石孫
……
據說張炳九很得校長丁石孫的賞識,二人私交很好。……

這晚我們商量好,明日由他帶我們去會見校長丁石孫。我看不出這是他的意思還是丁校長的,不過我也覺得有必要親自探探校方的態度。


5月3日 星期三 晴
……

丁校長贊同校園民主計劃
……
就長期而言,我向丁校長正式陳明籌委會的校園民主計劃。這方面意外地得到校長明確的贊同。丁校長說:“我支持在校園內搞民主改革。學生會也可以改嘛!我願北大做為全國高校的校園民主改革試點單位。”丁校長說,校園民主不僅可以包含籌委會成立時提出的兩條目標,學生自治組織和校園獨立報刊,還可加上第三條:「教授治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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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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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勁修訂補充道:“…24日五四廣場大會由我和趙負責糾察。…大會失敗後,我和趙非常失望,相約辭職。…25日聽說郭海峰宣佈籌委會全體籌委總辭,中午封從德找到我說要召開各系代表大會選舉新的籌委,但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代表,要我去參加以防壞人控制會場。下午選舉時我在場,但沒有出來競選。…”


[2] 據張倫講,這次“擦鞋運動”是劉剛組織的,“為中國的教育籌集資金”。見《爭鳴》1991年7月號第80頁。【可能是我將孔慶東與姬軍混淆了,孔應在中文系,法律系的姬軍參與了擦鞋運動。】

[3] 前面三任是丁小平、郭海峰和熊焱。“六四”後孔慶東到內蒙古教了幾年中學,後考回北大獲文學博士。1998年起以一本《47楼207》火爆登场,人称“北大醉侠”,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但他隨後的變化頗令人吃驚,如吹捧北韓統治者金正日,並稱專制不一定不好;2007年章詒和的書遭禁後,孔公開貶斥章詒和等等。

[4] 其實背後另有原因:沈彤和孔慶東那時與官方聯系並有協議,但沒向籌委會講明。詳見27日“孔慶東和沈彤阻止我出校門”一節的註。

[5] 沈彤沒在回憶錄中提到阻止我出校,反而說我與王丹和他走在遊行隊伍前列,甚至繪聲繪色地描述途中我們的討論。見《Almost a Revolution》第203-204頁。

[6] 還有別的原因。直到91年巴黎會議上沈彤才講了背後的原因:孔慶東和沈彤那時常與官方聯系並有協議:“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建議北大籌委會不要遊行。這是一個條件,如果北大不遊行,北大校方和團系統將以正式的方式幫助學生和政府之間搭橋。”但他們當時一直沒把背後的原因講出來,大家只知道他們常去校黨辦,有的同學甚至憂慮他們出賣學運,但更多是不喜歡他們的黑箱操作。實際上26日晚沈彤與孔慶東並沒有遵守擴大會議關於27日出校遊行的決議,而是暗自“作了許多準備”、“第三次與校方及團委接觸,商量時,提出搞校園靜坐”,凌晨還與師大吾爾開希(他也受到校方壓力)約好五大院校都不出校門,這些動作都是背著籌委會的。另外,周勇軍也說吾爾開希那晚“也曾提不出校遊行的建議”(《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8頁),而馬少方等高聯常委也持類似意見。27日晨孔慶東要去廣播站宣佈取消遊行被楊濤阻止,於是又與沈彤試圖配合官方學生會半路將隊伍帶回,也沒成功(《回顧與反思》第63、65頁)。由此可見,至少政法、師大和北大學生自治會的首領,都受到校方不同程度的壓力,且皆有與校方妥協的舉動,但最終沒能阻止同學們遊行。由此也可看出,八九學運其自發的成分比組織的成分大得多。

[7] 據香港記者記述,周勇軍是27日凌晨“在校方團委的陪同下,以北高聯主席的名義簽發不遊行的信,並乘政法大學團委的車,逐間高校去送信,送到天亮。”見《百姓》1989年7月1日第27頁。

[8] 王有才回憶說,北大籌委會當時投過票,決定讓封從德去北高聯替下王丹。撤下王丹的原因,主要是籌委會內很多人、特別是趙體國和楊國忠不喜歡王丹熱衷於跟記者搞些記者招待會,卻不願意參與組織活動,因此代表性很差。而封從德被選派去高聯後,王丹就不再是北高聯常委,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大家對沈彤也有類似看法。見王有才“六四口述實錄”。

[9] 王有才修訂補充:“應該說,在你沒有離開北大籌委會之前,我一直在你所負責管轄的範圍內工作,這也是我不願意你離開北大籌委會的原因。(另外,你去北高聯能當北高聯主席也是與我希望北大主導發揮作用一致的,所以我是不同意一些人提議撤換你的代表資格的。)當時對話代表團我個人也是支援熊焱、沈彤去的。當時你應該是北高聯主席,所以應該不會希望你去的。因為北高聯更重要。”

[10] 王丹和吾爾開希對學運組織隱瞞了他們的媒體策略,無論是“個人記者會”還是“便衣盯梢”,其實都是二人製造個人形象的媒體策略的一部分。當時我們完全不知道,直到91年巴黎會議上大家都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據當時接近二人的香港記者記述,“四二七大遊行後,學潮曾經沉寂下來,學生代表欲維持這股聲勢,二人遂商量製造緊張氣氛。首先是吾爾開希匿藏起來,王丹以至其他同學散佈二人生命有危險,已被點名,隨時被公安逮捕。後來二人都承認這是策略,因為怕同學情緒渙散,再策動不起來。”(《百姓》1989年6月16日第19頁。據稱這個主意是王丹出的:“我們可以製造緊張氣氛”,見舒琪《天安門演義》第24頁,到海外後吾爾開希承認其實沒有便衣跟蹤)。據當時隨行的程真回憶,她也完全不記得有便衣跟蹤這回事(程真“六四口述實錄”)。又據在場的沈彤回憶,二人的“個人記者會”確實很“個人”,吾爾開希對記者澄清說他不是藏人,王丹澄清說他沒私吞捐款(《Almost a Revolution》第208-209頁)。據記者羅綺萍的文章介紹,“吾爾開希還挺會與記者打交道,差不多每晚都親自或叫他的摯友到記者聚居的飯店”,見《香港經濟日報》5月11日3版“一個學運領袖的誕生——吾爾開希”。“個人記者會”是王丹和吾爾開希以個人超越組織的第一次突出表現,第二次是發起“個人絕食”。第一次時,學運組織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沒想到後來絕食的失控,就是因為已經形成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局面造成的。當時大家只是覺得個人見記者會帶壞風氣,但聽說有便衣跟蹤,二人又要求組織保護,也就沒多說甚麼。這樣也就未嚴格追究、對外澄清,這是學運組織的一個嚴重失誤,而我作為北大代表和高聯主席,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11] 當時我完全想不到,所謂“便衣盯梢”其實是王丹和吾爾開希的媒體策略,為了引起外界關注“二人遂商量製造緊張氣氛”,詳見29日“個人記者招待會”一節的註。

[12] 也可能和昨天一樣是王超華代理主持的。

[13] 實際上我這時犯了一個嚴重失误,沒有意識到媒體的重要性,沒有對外宣佈高聯新換主席的消息,也沒太在意吾爾開希和王丹愛出風頭的毛病,致使外界很長時間都以為他們是北高聯的主席或負責人,導致名實不符及他們得以輕易凌駕於組織之上開展各種“個人行動”,如非組織化的“個人絕食”,而學運組織無力阻止。外界誤以為吾爾開希一直是高聯主席的例子很多,而對王丹則稱為“北高聯負責人”,但也有稱王丹為“高聯主席”的(如《香港經濟日報》5月3日8版)。

[14] 後來才知道趙體國對沈彤和周培勝很有看法,並影響到柴玲等籌委會成員,見《回顧與反思》第112頁。此前他辭過職,原因主要是對沈彤和王丹有看法。

[15] 一些官方資料誤記為王丹主持了這次記者會,如《中國六四真相》第254頁。

[16] 其實應該還有一個原因:大家對沈彤、孔慶東跑去校黨委獻媚的反感。見《回顧與反思》第112頁。

[17] 沈彤對他落選這一段的憶述偏差很大。他很不滿意王丹當選,把他的落選歸因於柴玲故意沒通知他,還借我的口說楊濤任主席的這屆籌委會只有3天任期(《Almost a Revolution》第214-215頁、《回顧與反思》第78頁)。而實際上,籌委會五一改選後就進入黃金時期,變得非常堅固而穩定。外界不清楚甚至低估北大籌委會的作用,一是因為其中主要成員守規矩不去見記者出風頭,二是愛出風頭被內部邊緣化、但對媒體影響卻比較大的成員誤導外界所致。

最后编辑时间: 2012-02-01




附二:

封从德:戴晴在《亞洲週刊》上的謊言(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7日 
    
    
    戴晴關於“八九民運”的謊言很多,包括隨意編造歷史。最近讀到《亞洲週刊》上的『戴晴八九年「六四」前後的活動』一文,其中有:

五月十四日——接受學生領袖請求,到廣場發布《緊急呼籲》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


    這是典型的謊言。因為十二學者原本的《緊急呼籲》的三條全是要求中共讓步:

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運動的學生秋後算賬。
    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
    三,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述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這三點要求比當時學生的兩點絕食要求還要高,政府根本沒有做到,戴晴等人也沒有“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面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緊急呼籲》是在戴晴主持的會議上討論了幾個小時形成的,她全程參加了這次會議並主持了討論。她明知事实是:《緊急呼籲》是針對政府的三點,却故意把它说成是勸學生的。

實際上,戴晴背著大家與中共咨商後,偷偷將學者們原本的三條《緊急呼籲》改為【李鵬出面對絕食同學說一聲“同學們,你們好”,學生就撤出廣場。】結果被廣場學生當場哄下臺。

後來據于浩成、蘇煒、鄭義等人的回憶,戴晴這種做法讓很多知識分子窩火,從此疏遠她。譬如李洪林當時就說﹕“戴晴那樣說很不好,她不應該把學生當小孩一樣的哄,她說的那番代表我們十二人的話,也並不是大家早先商量好的。這個事情這樣一弄僵,往後這個中間斡旋的角色是誰也沒法當了。”(見蘇煒,<十二學者上天安門>,《民主中國》1992.6,頁81-84)一些香港記者也見證了戴晴那時的孤立處境。

知識分子在學生心目中一落千丈,其實是戴晴在搞鬼。其他知識分子中更覺得被戴晴耍弄了。見蘇煒、于浩成、鄭義和蔡詠梅等人的回憶。鄭義回憶中有三段關於戴晴:

一是5月14日,“戴晴的努力適得其反,有學生對我說那是「拉偏架」、「勸降」,對知識界產生戒心”、“當她以自己獨特的政治背景說出那句著名的話(「如果趙紫陽或李鵬來對大家說一句『同學們,你們好』,大家就停止絕食,徹離廣場,好不好?」)之後,她的那點本來有限的政治影響力便即刻化作煙雲飄散!”

二是5月15日,戴晴在電話中對鄭義“勃然大怒,口氣之決絕,令人大吃一驚”,並“砰地掛上電話。後來才明白是昨日她組織的「十二學者天安門廣場勸降」(學生語)被學生噓了,一些學者還說她騙了他們。看來我是撞到她火頭上了。”

三是5月22日,知識界大遊行,戴晴要接「知識界」大旗,被遊行總指揮趙瑜轟走。後來趙瑜對鄭義說起,“頗為憤憤:「這種人,見形勢又好了,全上街了,又來搶大旗!我把她趕回去了,我說:戴晴,回到你的隊伍裡去!」多次遊行中,並無人有搶鏡頭的意識。”(見鄭義《歷史的一部分》第50、70和93頁)

這一“搶鏡頭被呵斥”的場面也被香港記者抓拍到,趙瑜背對鏡頭,正走向高舉“知識界”大旗的戴晴當時尚是一臉興奮璀璨的笑(照片見《百姓》93.1.16號第33頁)。這一場面也被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仔細記錄下來,“趙瑜毫不客氣地對她說,‘回到你自己的單位中去!’”。蔡詠梅暸解道,戴晴被其他知識分子疏遠,就是因為5月14日的斡旋,“他們感到受了欺騙,被人利用了,而且認為戴晴在其間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見香港64記者:《人民不會忘記》第254 頁。


    封从德:戴晴在《亞洲週刊》上的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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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e&Path=394427701/10ae1d.cfm

戴晴八九年「六四」前後的活動


    二月下旬——逐個採訪呼籲特赦魏京生的三十三位作家、科學家。

三月中旬——參加「四十三人」簽名,反對當局對上述呼籲的定性。

四月十五日——雖得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仍按計劃陪台灣《天下》老總殷允芃往見當時中共中央對台辦主任汪鋒,汪告殷「小平同志已經考慮把『四個堅持』從憲法裏拿出來,只放進黨章」。

四月十九日——出席《新觀察》、《世界經濟導報》在北京召開的悼念會,即興發言。

四月二十六日——聲援受處分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發出「正義為本 民主為道 本立則道生」電報,組織北京諸人齊聲援。

四月二十七日——對走上街頭抗議「四二六」社論的學生欽佩,站在街上為他們鼓勁。

四月二十九日——參加統戰部召開的「官員與知識分子見面會」。為共產黨沒有出手鎮壓慶祝。

五月初——受邀在大學演講,肯定青年學生熱情的同時籲請大家復課。

五月十三日——在統戰部與負責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後改為胡啟立)見面,討論新聞法起草。獲知胡的意見:報紙版面可由編輯部做主。

五月十四日——邀集自由派學者作家在《光明日報》座談,期望發出「民聲」。後接受學生領袖請求,到廣場發布《緊急呼籲》勸說同學們讓出廣場。

五月二十九日——得知絕水學生生命危急,再度介入斡旋。

六月四日——得知六部口坦克碾壓撤退學生,接受香港和日本媒體採訪時,宣布退黨。

七月十四日以「涉嫌搗亂」罪名被公安部收容審查,囚禁於秦城監獄。翌年五月十三日,獲釋放。(江迅)■

最后编辑时间: 2014-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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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 WangYoucai   在此声明一下,最近有关我王有才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2014-06-06  独立评论


    在此声明一下,最近有关我王有才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中共为什么要造我的谣?我最近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参与公开活动。虽然可能也有一些其他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我要谋生。中华民主革命党也进展不大,中国民主党也很难做。现在小孩还小,过几年等小孩大一点,经济上压力小一点再来跟你们战斗。

    我本来不想声明什么,我以前认为真的没有必要,有时就文章中随便说一下。
    但是还是有许多人包括一些朋友来问我。确实模仿的有15-20%像。

    我想想还是公开借《独立评论》声明一下吧(其实有个Twitter的假冒我已经在独立评论上提到过):
    所谓“王有才”公开信,不是我这个王有才的。我不可能写这样的公开信谈论王丹。我也不可能对谁言听计从,写这个信的人肯定不了解我的,造谣的不像。我从来没有听说王丹要搞暴力革命。而我在二年前因为愤怒而公开讲过暴力革命。就在独立评论这个论坛上。

    再次说一遍,最近有关“王有才”的twitter也不是我这个王有才的。在朋友没有问我前,我已经有五六年没有上Twitter。当朋友问过我后,我上去看了看,本质不像我。

    我有时会去Facebook,可是最近有一个有我头像的Facebook不是我的。

    我们1993年认为中共还有三十年专横统治中国。本来想以台湾模式和平转型,所以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当时想通过中国民主党方式给中国宪政民主转型提供理论和现实方案。

    后来,特别是在茉莉花事件中,看到中共无所不用其极,台湾模式看起来没有希望。没有迹象显示这条路走得通。

    由于当时非常气愤,陈西,刘贤斌,陈卫,朱虞夫等人被第三次判重刑,所以决定组建中华民主革命党。但是组建革命党非常困难,效果也非常有限。因此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怎么开拓界面,因此开始专注于谋生。

    当然,也没有迹象显示1993年我们的预测有什么不对,不过我个人暂时没有找到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理论和实践方案。

    像韩国通过起诉前总统是不是一个方案?现在能不能找到方案?台湾韩国的方式,苏联东欧的方式,中东的方式,中国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其实,在中共最后暴力统治的十年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从1993年到2023年是三十年。习近平处在最后的十年。十年后在中国大陆,中共就会像过街老鼠,中共倒台。中共经常诱导民众的是中共倒台,中国怎么办?这个由于中共的残暴镇压,确实是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共产党,才有好中国。

    有没有可能有全国性的组织力量,政治力量?怎么才能有这个组织力量,政治力量?有这么多特务线人,怎么可能有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其实法轮功做的是不错的。民运全国性的组织力量政治力量怎么形成?我现在不知道。

    89广州民主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于世文,陈卫夫妇来美国,我跟他们对未来的观点看法一致,改变中共统治的还是80年代经历过生死打击和艰难磨练的全国各地的同仁,特别也包括是坐过中共大牢的一批人。但是现在我们活动的空间有限,许多人谋生都很困难。我自己就有很深的体会,监牢的磨练锻炼了意志,但是降低了在现代社会的竞争能力,谋生能力。这个当然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对近阶段的现状比较悲观。

    在这个最后中共统治的十年里,我们怎么样在特务线人的环视中发展壮大,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和行动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就在这个十年时间里,形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新人辈出。我们互相支持,共同努力建设全国性政治组织力量促使中共倒台。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


    所跟帖: WangYoucai 在此声明一下,最近有关我王有才的很多东西都是假的   2014-06-06 13:40:07  


    作者: 公刘   王有才先生迷失在特务线人的围城中 2014-06-07 09:24:48  [点击:8]
    记得前几年前有朋友告诉我,王有才先生说,我处于特务线人的包围中(大意)。如果王有才先生没有说过这句话,就当做我的判断。

    王有才先生的声明,很诚恳。与其说是声明,不如说是心声的流露,说的是真话。现在能够说真话的“大佬”太少了。生活的压力、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摆布,反映了一个勇士的迷茫和不甘退缩的心路。

    王有才先生在围城中。他不是那些个说大话、说假话的“大佬”,大言不惭地要去围城,而实际上是在作秀,在玩家家。我从头到尾按了纽约“围城”的闹剧。二个大佬一个律师几十个政治庇护申请者,围的城是中国朱纽约总领馆,一会儿说本来要围住纽约中领馆,但是被纽约警察阻扰了,一会儿说,本来三个大佬要进入总领馆(已经不是围城,而是攻城了)。结论是中共早有预谋,笑话奇谭!大佬们也不是早有预谋,鼓噪了好几个月,怎么就想不到围不成、进不去呢?怪谁?怪美国警察与中共串通一气?不会吧。人家美国人当初占领华尔街,怎么就占领成功了呢?还在美国之音上说什么:6月4日我们要将总领馆围到他们晚上关门,即使能围住、围到他们晚上关门,说句粗话:有个屁用!镇住中共还是吓到中共了?纯粹是花架子,绝对是玩家家。我问过参与天下围城的朋友,什么是天下?他说,天下,就是海外的民运人士都起来围住中国驻外大使馆。天下有几个大使馆当天被围了?

    任何决策都必须得民心,除了政治庇护申请者,有多少海外华人华侨和青年学生响应了你们的号召?大家不理这个茬,不陪你们玩过家家。

    王有才先生是认真的,在对形势把握不住的时候多想想多看看,不轻举妄动,不作秀。他赞同王策先生的“三十年”预测,应该比那些胡乱估计“现在是大革命前夜”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要高明得多,现实得多。

    王有才先生难,难在他出狱中共的特线的围城中,但是他没有自甘堕落。:古人说:“沭河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衣,沭河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一个革命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希望王有才先生能够找到一条推进中国政治转型的新路。
    最后编辑时间: 2014-06-07 09: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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