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麼公知要給邪教説話，為邪教洗地，要跟邪教站在一起。這就跟公知要為恐怖分子洗地一樣，表面上有些不可思議，但一定有他內在的邏輯和真實的原因。很簡單，因為無論是邪教分子也好，恐怖分子也好，他們都具有搞亂中國的企圖和動作，這與公知的想法不謀而合，這才是公知要一起站隊的原因。

    不能説每一個邪教分子都關注政治，但邪教的背後是政治，這一點毋庸置疑。否則，美國也不會容留中國的幾大邪教教主，這就跟美國收留中國的幾大分裂勢力頭目一樣，政治目的不但明顯而且陰險。美國是一個資本至上的國家，資本講究的就是利益至上。有利可圖的事情才會去做，無利可圖的事情，哪怕再符合道義，也絕對不會出手。所謂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有理”，“自私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這些公知一直給我們灌輸的自由主義要義，正是從美國移植和引進的，這才是美國價值觀的核心，是"普世"價值的內核。站在美國的角度，中國的邪教分子也好，恐怖分子也好，民運分子也好，都是撕咬中國的有生力量，都可以服務於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所以都得到美國的支援。美國現在是個很懂戰略的國家，統一戰線策略用的爐火純青，一切能夠反華亂華的社會力量，美國都要團結和利用。美國還可以通過自己的資金和培訓，把這些反華亂華的社會力量變成反華亂華的政治力量。所以，邪教組織背後是美國，恐怖組織背後是美國，民運組織背後還是美國。邪教分子、恐怖分子、民運分子在美國的統一點撥下，找到了共同的目標，産生了共同的利益，共同服務於美國的對華戰略。

    所以，當一些公知律師為邪教分子在建三江鬧事並借此攻擊體制，當一些公知為昆明恐暴事件洗地而把責任引向體制，當一些公知把招遠邪教殺人的社會憤怒情緒引向體制，一點都不用奇怪，他們本來就是同一個反華亂華戰壕的戰友和兄弟，為自己的戰友和兄弟洗地，這有什麼值得奇怪嗎？

    而且，民運分子看起來雖然與恐怖分子和邪教分子篤信一些教義有所不同，但實質民運分子信奉的不過是一種隱性的宗教教義，他們把民主搞成了一種宗教的形式，或者説他們把宗教搞成了一種民主的形式。他們把他們的那套民主理念視為神聖不可質疑，並冠之以“普世”之名，講的是順昌逆亡；談的是自由，卻只是“我們在討論自由，你丫閉嘴”的自由，把不同於自己觀點的人一概扣上“五毛”的帽子；講的是民主，卻從骨子裏拒絕多樣性，把不同於自己模式的模式一概貼上“獨裁”的標簽。更確切的説，他們認定民主的唯一標準，就是是否得到美國的“認證”；他們認定自由的唯一標準，就是是否得到美國的“加持”。他們把美國觀點視為金科玉律，把美國標準視為至高無上，把美國利益視為高於一切，對於一切不符合美國觀點的、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沒有得到美國認證的、不能讓美國滿意的，都要貼上“獨裁國家”，“流氓國家”等普世通用的標簽。即便這個國家是自己生於斯長于斯的祖國，只要和美國利益、美國模式、美國標準有了衝突，那一樣都要視為異端而仇視之並搞亂之。為了他們的“民主”教傳播，可以鄙視一切道德，挑戰任何底線，而且絲毫不會有愧疚感。這跟招遠打死無辜女子的全能教教徒殺人之後仍然説自己“不後悔”，沒有任何本質層面的區別。

    民運分子的表現難道不是具有鮮明的邪教特徵嗎？他們是一種隱性的邪教，打著民主利益，傳播美國理念，維護美國利益，是“民主全能教”，更是“美國利益教”。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一旦做了公知，就讓人感覺不可理喻，好像邏輯和智商瞬間被清零了一樣，都頃刻間成了逆向種族主義者，開始鄙視自己國家的一切。他們的言行和舉止讓我們很容易想起那些邪教分子，是因為他們是用的幾乎同一種傳播方式和同一種洗腦方式。所以，把公知視為一種邪教分子，可能更接近他們的本質，也就能夠解釋他們的很多行為。

    當多家海外媒體報道，一封署名“王有才”的公開信披露“民運分子”X丹指令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儘快與逃亡美國的“全能神”邪教創始人趙維山聯繫，在中國境內展開暴力抗議活動，我絲毫不覺得奇怪，他們不這麼做才是奇怪的。他們所要做的和正在做的，不過是印證了我前面的分析。而且，國內的民運分子，如“死磕”律師，早就和邪教分子一起戰鬥了，海外的民運分子長期遠離中國，對國內同行的政治敏銳性還是明顯低估了。當“死磕”律師，把邪教分子稱為“公民”的時候，他們已經是自己人了。民運分子的“公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法律概念，而是一個政治概念。不是每個人都能被民運分子視為“公民”的，只有跟他們理唸有相同或相通的地方，他們才會以“公民”相稱。見過那些被他們罵為“五毛”的人被他們稱為“公民”嗎？他們説要民主，民主之後要建立“公民”社會，但別忘了還有一條，他們還要民主了之後殺人全家，挂人路燈,民運分子周亞輝不就叫囂殺光兩億人才有民主自由制度嗎？同樣，在印尼符合美國標準之前，他們殺了四十萬與自己意見向左的左翼，在南韓符合美國標準之前，他們殺了十萬左翼。把左翼殺光了，才具備他們民主的條件。因為這種“民主”，只允許在他們自己人的圈子裏輪流做莊。可見，他們的"公民"社會是不允許他們心中的“敵人”存在的，那是他們自己人的社會。“​順昌逆亡”這才是他們的“自由”本質，“朕即民主”這才是他們的“民主”本質。

    因此，從本質説，民運也是一種邪教，所以，公知也會表現出邪教徒的某些行為特徵。

　　本文選編自新浪部落格

中国最近为何变得那么强硬？

看来英国人看的很明白！

鸟儿不早起 倍可亲

英国媒体6月10日刊载评论文章：多极化世界中的美国外交困局。文章称，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危机只是一个更多极化的世界能够带来的残酷现实的早期例子；中国最近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奥巴马逼得太狠。文章摘编如下：

　　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连任竞选时，努力做到了一件事：他没有让外交政策成为竞选议题之一——这对民主党人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

　　自杜鲁门被指“丢掉中国”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寻求将民主党对手塑造为不敢直面外国挑战的软骨头。然而，由于刚刚实施了极具风险但颇为成功的刺杀本·拉登的军事行动，奥巴马在竞选连任期间没有遭受以往常常会遭受的那种抨击。他的挑战者罗姆尼很难拿外交政策说事。

　　18个月过去了，奥巴马脚下的政治基础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在他准备于西点军校就外交政策发表重要讲话之际，他发现自己正受到批评人士的抨击——这些人士对奥巴马作为领导人多次表现出的优柔寡断提出了批评。

　　最为响亮的批评声音来自奥巴马在国内的政治对手，但这些将其斥为一位缺乏领导力且厌恶风险的总统的言论，也在美国的一些最重要的盟国引起强烈共鸣。从沙特阿拉伯到日本，各国官员一直在自问，美国是否还会为他们提供防卫。

　　奥巴马在2008年的当选反映出美国国内外的一种普遍看法，即美国在全球的干涉“太多了”。虽然奥巴马似乎仍受到美国国内公众的支持，但他也面临着一个相反的指责，即美国如今在全球的干涉“太少了”。

　　就连美国国务卿克里似乎也在近期的一次讲话中对国际社会的这种看法表示认可。他在耶鲁大学向学生们表示：“我们不能允许过去十年过度干涉主义的后遗症在今天引发过度孤立主义。世界其余大部分国家不会因担心美国的存在而夜不能寐——它们担心的是，如果没有我们会发生什么。”

　　白宫一名官员此前表示，奥巴马将在西点军校的讲话中阐明美国是如何打算“领导国际社会、同时又不过度干涉”。但持续的抨击让奥巴马不得不采取守势，急于捍卫他的谨慎战略。

　　他在最近的亚洲之行中表示：“这种战略可能不总是那么令人兴奋、不总是那么引起关注，在周日早间节目中也不能引发有趣的辩论。但它能避免失误。”

　　过于谨慎?

　　奥巴马的“罪过”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处理对外事务的风格过于胆怯；二是在他总统任期内美国开始从其在世界各地的势力范围撤退。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鲍勃·科克(Bob Corker)表示：“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们的对策一直是最低限度的卷入，仅此而已。与我会谈的每一个盟国的政府都会问我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还会出现在(那些需要我们的)地方。”

　　从某个层面上说，所谓奥巴马态度过于消极的说法，是华盛顿就外交政策展开的长期思想辩论的一部分。当奥巴马首次当选总统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这反映在他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主动接触穆斯林世界以及他与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的长期关系上。鲍尔现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倡导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的主要学者。

　　其实，奥巴马最近几年已经展示出自己是一位更植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总统，更致力于捍卫国家利益，对道德事业持谨慎态度。人们不应对此大感意外：奥巴马甚至在首次竞选期间就已向记者表示，他尊重老布什的外交政策。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沉默表明，他相信避免犯错要比表现得果断更重要。

　　去年9月，奥巴马在对联合国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就我们决定别国内部事务的能力而言，美国所秉持的谦卑态度来之不易。”

　　芝加哥大学学者、知名现实主义思想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称：“奥巴马在叙利亚问题上犯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没有坚持自己(就使用化学武器)设定的红线，而在于压根儿就不该设定红线。” (米尔斯海默补充称，他相信奥巴马“95%支持”他的观点。)

　　然而，这一世界观却让奥巴马站到了很大一部分美国外交政策权威人士的对立面——这些人士既有左翼阵营的也有右翼阵营的，他们虽然在伊拉克问题上有过痛苦的回忆，但仍本能地坚持干涉主义。

　　有些支持者担心，奥巴马的谨慎可能成为其无所作为的借口。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表示，自己相信奥巴马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但“他并不总是将这种直觉转化为外交战略以实现他的目标”。

　　奥巴马极为慎重的决策风格使得外界更加认为其优柔寡断和无所作为，这与小布什依靠直觉行事形成鲜明对比。奥巴马在首个总统任期中围绕是否增兵阿富汗进行了数月的艰难讨论，在第二个任期中又围绕对叙政策展开了同样费时费力的一系列评估，但结果却都是：奥巴马决定什么也不做。

　　奥巴马引起的很大一部分焦虑，根子在于他去年9月就是否向叙利亚发射“战斧”导弹公开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在白宫草坪上踱步思索的奥巴马最后决定将这个问题踢给国会，人们的这种焦虑情绪也因此达到了顶峰。在中东之外，几乎没有哪个美国的盟友对拟议中的打击叙利亚行动的细节感到担忧：让他们感到担忧的是，他们看到美国总统先是发出威胁、后又认定自己没有政治权威来实现这一威胁。

　　曾在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瓦利·纳斯尔(Vali Nasr)表示：“我们失去了曾在该地区享有的某些光环。”纳斯尔近来一直强烈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战略。

　　自那以来，叙利亚战争的人道主义灾难除了有所加剧再无别的改变，但奥巴马却自始至终抵制政府内部要求加大干涉力度的压力。就连那些赞同他谨慎立场的助手们也承认，这是一段不光彩的插曲。

　　欧亚局势的发展也让人们更加感到，美国总统丧失了左右海外局势的能力。在美国五角大楼预算遭到削减之际，中国正日益致力于其领土主张，挑战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

　　在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有能力吞并克里米亚、并让东乌克兰部分地区陷入动荡，而西方只仓促做出了在短期内有效的回应。沙特情报部门前主管图尔基·费萨尔亲王(Prince Turki Al-Faisal)表示：“狼在吃羊，却没有牧羊人赶来营救羊群。”

　　全面撤退?

　　关于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第二个、也更为普遍的说法——即美国正从世界各地撤退——则更难站得住脚。毕竟，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是美国有史以来卷入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冲突——这项任务今年将正式结束。

　　中东对美国撤退的抱怨最为强烈。然而，即便是在从伊拉克撤军之后，美国在中东也仍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原因是它几十年在该地区大举扩张。在里根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正是冷战处于巅峰时)，美国在中东驻军人数的平均值是8800人，现在则是3.5万人。

　　退役海军上将、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Blair)表示：“过去几年里，我们逐步将我们的中东战略军事化，这并不总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在中东和南亚的部分地区，奥巴马引起人们愤怒的原因不在于他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沉默，而在于他大力使用无人机或网络攻击来打击伊朗。

　　实际上，中东盟友发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与奥巴马的信誉没多大关系，而是更关乎利益方面的根本分歧。华盛顿最关注的，是在不发动一场新战争的前提下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然而，沙特和以色列认为伊朗会与它们争夺地区影响力或对它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它们对美国愿与这样一个国家举行谈判感到愤怒。

　　不少逊尼派占主导地位的海湾国家，是从教派的角度看待叙利亚战争的，它们希望打败什叶派的伊朗。然而，这场冲突的教派性质正是美国不愿卷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亚洲，奥巴马政府正在扩大美国的军事存在，它与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签署了协议，使得美国能够更多地使用这两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并与日本深化了合作。有人认为，中国最近之所以变得强硬起来，是因为奥巴马逼得太狠，而不是因为认为他软弱可欺。

　　欧洲是美国大幅缩减军事部署的地区之一。然而，如果欧洲各国政府不是在削减自身的防务预算，要求美国扩大在欧军事存在的主张就更容易站住脚。此外，有人认为俄罗斯敢于吞并克里米亚是因为美国减少了在德国西部的驻军，这种说法有些牵强。

　　小布什任内的白宫官员托马斯·格雷厄姆(Thomas Graham)表示：“我们应该发愁的不是在波罗的海国家增加北约驻军，而是此事是否会引起俄罗斯民众的不满，进而被普京所利用。”

　　华盛顿上演的怒气冲冲的辩论有时忽视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即“其他国家崛起”导致的相对实力的根本转变——这些新生代的大国正在提出自身的主张。从许多方面来说，奥巴马政府面临的危机只是一个更多极化的世界能够带来的残酷现实的早期例子。

　　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似乎找到了新的办法来逐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它们以一种远不能成为开战借口的方式在南海或克里米亚推进领土主张。美国人总是在谈论总统要有果断的领导力，但他们很少谈到美国需要新的战略来应对上述那种挑战。

　　曾任奥巴马政府官员、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的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着重指出了这一已经发生改变的外交政策图景。他说：“考虑到国际政治的这一结构性转变，美国有必要改变做法，但我们仍然很难直面新的现实。”

　　内外交困的奥巴马执政团队推出的“重返亚洲”政策近日在全世界引起了普遍的不安，使得原本欣欣向荣的亚洲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谋求和平发展的中国外部环境立即险恶起来，为此美国的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为此喝彩，世界舆论不得不强烈地忧虑“美中能否和平共处”。

　　针对中国和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美国强化了在亚洲的军事同盟和武力威胁。近日美澳签署军事协定，正如英国媒体所言，“它的矛头都是直指中国的”。

　　同时美国更是加剧插手中国南海问题，制造军事冲突和地区对抗的热点，以及之前的美国航母战斗群悍然开进黄海，以及之前更早的台海紧张局势，都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过是强化的“美国威胁”恶性刺激的结果。

　　美国对华的“炮舰政策”，迫使中国在力争和平发展的同时，被迫加强了军力和反介入的军事准备。

　　中国并不惧怕美国的“炮舰政策”，在朝鲜战场，在越南战场，中国曾迎头痛击美国对东亚的“炮舰政策”和对华威胁，才争取到今天的和平共处。中国真诚地欢迎美国珍惜惨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和平共处和互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