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强暴 倪育贤抛阴谋论
今开记者会“澄清事实”
【明报纽约讯】涉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性侵犯两名未满十八岁华裔幼女的民运人士倪育贤，原定于昨（9月28日）于长岛苏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但倪育贤本人和受害者家属均未露面，法官Joseph Santorelli将下次出庭日期定为10月26日（周三）。倪育贤今日下午将在法拉盛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公布他对事件的说法。
倪育贤昨晚对本报记者表示，他是完全无辜的，他相信美国的司法公正，相信法庭最终将还他以清白。倪育贤认为，整个事件有某种政治势力在背后操纵，有人利用无辜的孩子达到政治目的，整个事件后面的背景非常复杂。倪育贤事件曝光后，纽约民运和侨界人士均表震惊。许多人认为，民运领袖纷纷落马，丑闻连连，反映出海外民运已走向穷途末路，整个民运界好比《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除了门前的石狮子，几乎找不出干净人了。
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侨领王涵万表示，从刚开始的王炳章假护照事件、彭明假钞票事件、王希哲大闹国会、魏京生自我沉沦、阮铭搞台独、侯德建吸毒、王丹同性恋淫乱、吾尔开希夜总会泡三陪、倪育贤招妓、薛伟张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残，到最近的柴玲信用欺诈、刘青私吞公款等等，民运界的丑闻不胜枚举。他认为，自己在民运界经营二十多年，从“充满希望到深深的失望”。现在海外民运界的许多人，有不少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曾与倪育贤一起打拼过的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副主席郑源认为，如果倪育贤确实涉案，他为倪的堕落感到不齿，也为海外民运感到悲哀。郑源认为，民运界某些“领袖”的人品确实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来更是跟邪教和台独势力混在一起，这样的海外民运“没有前途”。与倪育贤熟识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负责人兼组织部长石磊表示，台湾政府长期涉足海外民运，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资助扶植的个人出事后，整个组织便一蹶不振，这样的海外民运无法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他认为，近年来许多海外民运组织与异教团体和台独势力关系密切，对民运的整体形象伤害很大。
石磊表示，虽然他无法判定倪育贤是否真有性侵犯问题，但他认为，某些“把持民运组织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样的人出不了头”。他认为，民运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那些受台独势力控制、将反华反共作为民运第一目标的人不出局，整个海外民运将迷失方向，更谈不上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
（《明报》2005年9月29日）
倪育贤先生“我的自白”
__答《新报》记者问
记：老倪，近來還好嗎？前幾天，網上有個帖子，說你在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二月回国两次，在移民局作证时被揭发，被录了相，还登有照片，你看到了吗？
倪：《北京之春》的亚衣也来电查证此事，我告诉他这是中共造谣，现在，每隔三个月左右，纽约的中共国安小组一定会给我造一次谣，在网上上演一场围剿我领导的民主党的戏码，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例行公事，你们希望我作出反应，因为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会信谣传谣，我当时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共产党一造谣，我们就跟着反应，既无聊也可笑。
记：我们都感到很生气很着急，你倒稳坐钓鱼台，还说好笑！
倪：我好笑的是这么拙劣的作假居然也也可以取信民运精英，有的还起劲地帮着转贴，根本不作查证，就帮助造谣者扩散谣言，更可笑地还发表一些幸灾乐祸的评论，真让人哭笑不得，古有明训，说“谣言止于智者“，现在在民运圈内，倒了过来，是“智者止于谣言”。
记：你的意思是智叟们一碰到谣言就都变成愚公了。
倪：其实这次造谣，明眼人应该是一眼就可以看穿的，因为只要稍稍留意这段摇帖的文字就可以看出破绽百出，比如，他一面污蔑我秘密回国，是所谓“双面间谍”，（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回国就一定成了双面间谍的逻辑。）一面又指控我是反华叛国，既然充当共谍，那就理应是共之忠臣，怎么有可能“反华叛国”呢？而 “反华叛国”明明是共产党污蔑民运的专用术语，这就恰好证明谣帖的作者是中共打手无疑，谣帖还捏造说在美国作家Anne Thursston为我写的英文传记《一个中国的奥德赛》中还记录，我曾经强奸了一个中国男子，这种匪夷所思的诬陷充分说明这个造谣帖的荒唐，然而，有人居然马上读而信之，这应了一句西谚，人容易信自己内心希望的事情，而不愿再去分辨事实的真相。
记：也许以前的造谣帖都是匿名的，这次是具了真名实姓，所以欺骗性很大。
倪：其实，署名张胜太对造谣者来说更是致命的败笔，因为既敢署名，为何没有联络方法，可见其诈，而张胜太确有其人，他是我领导的民主党的一名候补中委，现在张胜太已出来辟谣，造谣者的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
记： 网友们纳闷的是，多年以来中共打手凭空给你安了那么多恶名，造了那么多谣言，你好象从不回应，也不澄清，有人就说你不辩解就是默认，这一次有人就说，这么多天了，都不见老倪出来反驳，可见这是真的了。
倪：这就是造谣者期待产生的心理效应，造谣者用冒名匿名假名等手段上网造谣，再加上到处发传单，然后就躲在角落里窥视，盼你出来作出反应，因为你一作反应，他的阴谋就成功了一半。
记：这么说这次他们又成功了一半了？这怎么解释？
倪：这次我是被朋友们你们逼着作出反应的。我先在这里表个态，以后凡是对匿名攻击我一概不予理会，以表示我对造谣者的蔑视。因为你一反应，你就已经被造谣者引上了被告席，你必须把正事放下来，用种种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说出这些事实，恰恰就是造谣者所希望得到的情报或线索，因为这些事实一经披露，造谣者马上可以用另一种身份来“验证“你的事实的“合理性”，并且完全正当地提出种种新的质疑，进一步要求你提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你提出的事实的可靠性。如此反复不已，你就可能永远被他牵着鼻子走下去，一直到你跌进造谣者预设的陷阱里，在这种不对等的博弈中，造谣者永远居于优势，因为议题受造谣者主控的，被诬者只有辩解的分，你身在明处，而造谣者永远躲在假面具堆成的掩体后，不停地施放暗箭，更妙的是造谣者还可以不停地变换身份和调整方向，他甚至可以身兼评论者和裁判官的不同角色，对被诬者予取予求，现在共产党在海外破坏民运的主要战术就是造谣和制造内斗，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一遇到造谣就马上反应，这就很可能被共产党拖下水。
记：你说的有道理。因为只要我们还不知道造谣者的真实身份是谁或者明明知道是谁但出于种种原因还不能公开指证的时候，被诬者的辩白总是被动的，而造谣者却始终可以审判者的面目出现。对此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实例？
倪：就举眼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为例把。
记：是关於刘宾雁写你的《第二种忠诚》一事吧？
倪：对，前几天你为了给我辟谣，在网上说倪育贤是目前民运人士中唯一判过死刑的老反革命，说老倪回国通共简直荒唐得不可思议，但是，马上就有人站出来振振有詞地反驳，说倪育贤被判过死刑是刘宾雁在他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里写的，这是善良的刘宾雁被狡猾的倪育贤欺骗上当的结果，后来刘宾雁已经后悔了。我们知道，刘宾雁已经过世，所以有人以为可以随便捏造刘宾雁说过些什么，或者没有说过些什么，于是又会扯出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中的倪育贤故事的真实性问题。其实刘宾雁早在国内因《第二种忠诚》一文而受到中共官方围剿之时早已对全部事实进行了多次的核实。现在，因为要对造谣者的诬蔑作出回应，我们就必须要重新去寻找刘宾雁当时调查倪育贤案的所有证据资料，这样我们就陷入了造谣者给我们预设的连锁陷阱，如根据他们的逻辑，任何一个别有用心的人都可以否定任何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因为大部分历史事件的记录者都已经过去，无法作证。然而，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可以明白，如果指刘宾雁在这一本舉世皆知的重要作品中对文中最重要的歷史事實——即主人公倪育贤的是否被判过死刑这个关键情节都没有经过调查核实就写进文章欺骗世人的话，那无疑就是在指责刘宾雁的人格和侮辱刘宾雁的智商，造谣者为了彻底地颠覆倪育贤的形象，断然谎称倪育贤当年被关的上海黄埔看守所是不关政治犯的，根本不可能关押死刑犯。这是彻头彻尾地造谣。其实，文革前后，中共大开杀戒，下放杀人权，当时不但区法院有权杀人，甚至县法院看守所也都关押死刑犯和执行死刑，而且不是单个杀，往往是成批杀，例如上海市川沙县公检法在1970年一次公判中就枪决了十余名现行反革命。只要是经过当时的红色恐怖时期的过来人，都是有目共睹的。我自己经历的是我从1977年3月到1999年1月，差不多两年时间就一直被关押在黄埔看守所的死囚牢房里，亲历多起反革命被判死刑的实例。我的难友63岁的高飞就是在1978年5月1日直接从黄埔分局我的同一囚室内直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
记：是非叙述一下细节？
倪：好，我记得很清楚。下午两时许，牢房门口来两名法警，履行了驗明正身的手续。高飞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犯，他是因为给毛泽东写匿名信攻击文革而处死的。现在有一专门写书攻击民运的家伙说黄埔看守所不关政治犯，所以造谣者就说刘宾雁上了当，说黄埔区从来没有杀过人是无耻的谎言。造谣者也许没有想到他们说上海市的区县法院从来没有杀过人，实际上是把成千的在区县一级被中共残杀的牺牲者的冤案一笔抹杀了，他们确实是在为共产党开脱罪责。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那个要否定《第二种忠诚》真实性的造谣者的目的还不仅仅是为了抹黑我倪育贤一个人，而且也包藏着要为共产党法西斯暴行涂脂抹粉的真实意图。其实共党打手对我的抹黑有时并不仅仅只是针对我本人的仇视，由于我实际上长久以来一直是纽约民运的具体的操作者，所以中共国安纽约小组为了掌握民运活动的一些关键性的情报就一直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和侦察，我的经验是，只要我有一个星期没有在公共场所露面，我的周遭就会发生一些异常的情况和接到一些奇怪的电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我这样的民运组织者和实际操作者纳入他们的视野之中。当然这对于中共的政治利益和外交活动的安排都有着重要利害关系。所以尽管我们身处在美国自由社会的土地上，但是我始终感受到我的自由受到中共的威胁，中共不倒，海外民运人士其实还是生活在中共一党专制暴政的阴影里。我现在握有确凿证据证明我在前几年遇到的所谓刑事案件是中共势力一手策划的一起政治诬陷案，其真正目的是要阻断我坚持海外民运革命路线的可能性。庆幸的是由于美国司法的公正性，中共罪恶图谋被彻底粉碎了。
记：听说，有些民运头面人物也在此案後面推波助澜。
倪：确实如此，这件事一度让我很伤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些朋友幸灾乐祸，不知处於何种心态。他们得知陪审团宣布无罪，居然让他们有些失落。还有朋友问我“居然连一点错误都没有？”
记：老倪，我觉得你上面的谈话已经涉及到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就是中共专制势力对自由世界的渗透和控制的问题。其实中共在海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以维持他们对海外华人社会的腐蚀和操控。这是海外民运力量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的问题。
倪：我的一个切身的经验是从事民主运动的每一个实际操作者都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你如果真心地要投入到为中国老百姓争取自由的事业中你就必须随时准备遭到共产党及其附庸的仇视打击和陷害。我从1962年上书毛泽东要求改革农村政策而被开除出军队以来，我已经度过了整整四十年的反共生涯，在这四十年中，可以说我是有三十年是在遭受中共的诬陷诽谤和虐待中度过的。本来我到了美国以后自以为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但是后来生活经验告诉我，共产党的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威胁我的基本人权，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来达到继续迫害你的阴险图谋，只要你坚持反对专制和争取民主的立场，只要你坚持为自由和民主而斗争的信念和行动，共产党及其打手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限制你的自由和制造你困境甚至危险，你要反共吗？你就必须面临种种意料不到的誣陷和打擊。你如果害怕這種命運，你要珍惜自己的羽毛，你就無法堅持為自己的理想而鬥爭。因爲你面對的是一個掌握著強大的國家資源的無所不爲的極權專制集團，如果它發現你的目的是要從根本上終結它的統治，你要顛覆它的政權，那麽它也一定會無所不用其極來打擊你，如果它能夠做到，它至少要讓你銷聲，只要可能，它甚至還要讓你匿跡，我清楚地記得 1979年1月1日走出監獄大門的那一天，看守所張所長給我講的最後一句話，“小子，你知道不知道，別看你能说会道，你是交上了好运，只差一点点你就永远不能讲话了。出去以后希望你永远记得我的话。”
记： 真是很残忍。我还想听你讲一点在美国发生的事。
倪：好把，明天我们继续谈。21/7/07
记：昨天我们谈到中共打手对你的造谣战术，大多是出于政治利害上的考虑，你能不能加以说明？
倪：我投入海外民运已经二十年，二十年来，中共打手总是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关键的问题上对我实施抹黑战术。
记：愿闻其详！
倪：1989年春，国内民主浪潮狂飆突起，急需海外支援，但当时唯一的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正陷在中共挑动的王胡内斗的癱瘓狀態中，自顧不暇，我不得不挺身而出，領銜起草《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联络了当时海外著名的学者如余英时，唐德刚，杨力宇等58人联署发表声明，与国内学者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公开信相呼应，一时对中共形成强大政治压力，（此事记录在陈希同的平暴报告中。）我又组织了《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征集了数万人的签名，天安门学运爆发以后，我马上与陈军、吴牟人三人成立了支持大陆民运办公室，与广场上的吾爾開希、刘晓波直接联络，提供帮助。5月4号在我的倡议和组织下发起了纽约历史上第一次三千人大游行，警告中共，不准用暴力镇压学生运动。六四惨案发生后，我又领导了规模浩大的游行和绝食运动，六月中旬，因为要紧急援救大陆受害者我又秘密赴港，安排有关事宜，一直秘密监视我的纽约中共国安小组发现我突然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倒倪风波凭空而起。
记：有这印象，好像是指控你有经济问题。
倪：此事我背了二十年的黑锅，锅都不重了。也不想再提了。
记：还是讲讲往事吧。
倪：一九八九年六月中旬，即我离开纽约一周之时，纽约《世界日报》用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刊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余英时等十八名学者宣布退出民主化联络组，并要求清查倪育贤的帐目”，我在香港忙的昏天黑地，突然接到理事黄雨川要我立即回美处理紧急事务的报告，当时还完全蒙在鼓里，回来看到报纸后我马上与余英时先生联络，余先生表示，完全不知道《世界日报》要发表的新闻的内容，他本人也根本没有任何要求查帐的意图。后来才知道，是另有他人冒用余英时先生的名义发表了这个新闻。余英时先生得知此项风波之后甚为不安，亲笔写信向我致意，并予以澄清。但是，我认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查帐是正当的，于是立即把全部帐目交出，由当时纽约三家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和《中报》派出记者组织查帐组公开查帐，我唯一的要求是查帐的结果必须在新闻媒体上公开，查帐结束以后，查帐组负责人纽约华文记者联合会会长〈世界日报〉权威记者于金山先生代表查帐组在查帐结论上签字，宣布倪育贤的帐目是完全清楚、无懈可击的，次日这个公告发表在〈世界日报〉等三家中文媒体上。为了证明以上事实，我将余英时先生的亲笔信及于金山先生亲笔签字的查帐公告附在本文之后，以昭公信。本来，我以为虽然这件事情是有居心叵测的人精心策划和一手挑起的，但是查帐的结果已经证明了我的清白，也可以算是坏事变成了好事，然而，我还是没有想到，造谣者并没有因为查帐的结果而停止对我的诬陷。二十年来，中共及其打手不下数百次地在中外各种媒体上造谣说余英时先生因为倪育贤有问题要求查帐，他们借余英时先生的令名清誉给我倒了二十年的脏水，当然我不可能对这个诬陷再去作什么澄清，但也因为我从不作出反应，所以中共及其打手更是师法戈培尔 “谣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的战术，把所谓贪污“六四”捐款的恶名死死地扣到我的头上，以至于今天还常常发生这样让我啼笑皆非的场面，在一些民运头面人物聚集的会议中，总是有人感慨万千地表示宽容地说：“老倪这个人，虽然在经济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文章还是写得不错的，反共还是坚决的。”我听到了也只好苦笑了之，因为我也实在没有那个时间和经历去和这些宽容为怀的老朋友门唠叨去讲那些陈年旧事。“世事已随浮云去，人情更遂江水长”。有道是：“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记：你我多年的交情，我还是第一回见你这样感慨。
倪：我有时想，其实这也许是上帝在考验我们中国民运人士的意志力。也许不断地遭受诬陷诽谤和误会真是我们这一代民主主义者无法逃避的宿命。
记：突然想起马英九先生最近的一段话，他说，他以前以为做一个领导人只要任劳任怨就可以了，现在知道还必须要“任谤”。
倪：台湾政坛上的恩怨与我们大陆政治受害者遭受的磨难相比不过是杯水风浪罢了，这就是威权政治和极权政治的区别。
记：上面的例子是从金钱上做手脚， 有没有从其它方面做文章的例子？
倪：尽管现在人人知道中共治下的社会男盜女娼是普遍现象，中共贪官从上到下都是三妻四妾，但是中共打手还是把制造男女问题上的谣言作为打击民运人士的一个惯用伎俩，中共用所谓嫖娼罪来关押国内异议人士，已是司空见惯的做法。但是他们对我的抹黑却是花样翻新，令人作呕。
记：我在海外也听到过这样的传闻，有个民运朋友还幸灾乐祸地传播谣言，讲得眉飞色舞，口沫橫飛。有一次，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只好公开摊牌，要对方摆出事实来。结果弄得不欢而散。
倪：那是1999年11月，達賴喇嘛邀请我与项小吉等另外的民运朋友到印度达兰莎拉作客，我还计划在回程渡经香港时化名闯关，在国内公开修宪运动，所以行程高度保密，连家人都没有告知具体计划。当然，纽约的国安小组很快就察觉到我又一次消失在他们的视线外，大为紧张。为了掌握我的动向，他们在网上突然暴出一条耸人听闻的花边新闻，有板有眼地说，中国自民党主席倪育贤在法拉盛因嫖娼被109分局逮捕，一时舆论哗然，因为这段谣言情节编的十分详细，其中有说我被捕后对警察辩解说“我不是自己招妓，而是帮朋友拉皮条而已”，因为纽约民运圈的人也找不到我，也不知我的去向，有人就信以为真，一时传得滿城風雨。魏京生的妹妹魏玲听到传闻后，向当时的纽约民运圈中的某大老询问，其居然故弄玄虚地说，“总是无风不起浪嘛”。于是，倪育贤嫖妓被捕的新闻竟然成了一个既成事实。直到我闯关回来民运同仁才知道是有人故意造谣。我以为这件事不过是个笑话，但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今年我去欧洲，组织民主党分部时，还有个民运老朋友关心地问我，“你那个嫖妓被捕的事有没有影响到你那个刑事案子的处理？”我回答，根本没有嫖妓被捕这件事，他才恍然大悟。上面提到的事又重新发生了一次。因为我从来不屑于公开出面对那些无中生有的造谣作出反应，所以从1999年以来，中共打手们不厌其烦地在网上“揭露”我所谓的嫖妓被捕的罪名。项小吉每次跟我谈到此事都愤愤不平，仗义地说，要不要我出来帮你证明你那段时间正好我们都在印度。我非常感谢小吉的好意，但是我知道，真的这样做，说不定还给朋友添麻烦，中共要刻意地造你的谣，你还真是只能当他是狂犬吠日。不过我心里很明白，中共这样做，要败坏我的声誉，果然是它的动机之一，但还不是它的根本目的，它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刺激你跑出来亮相，以便它掌握你的真正的动向。所以，它总是不早不晚，在你跳出它视线或它觉察到你有新的政治动作的情况下再采取造谣战术，而且我发现它的造谣战术规模的大小与我们政治动作的效果成正比。
记：这就是说当共产党发现你领导的民运力量对它有杀伤和威胁时，它就会用造谣战术进行牵制和反制。
倪：正是此意。可惜的是，我们民运圈的朋友们，特别是那些只耍笔杆子和嘴皮子的朋友，常常不分是非，不问真相，不加调查，就对我们说三道四，甚至落井下石，真是令人痛心。
记：你不必在意这些飛短流長，历史不是他们这些人创造的。古人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倪：我是凡夫俗子一个，有时也不免为此寒心。
记：这种孤寂，如何排遣》
倪：我把晋人嵇康的一首小诗贴在案头，以浇心中塊垒。“莫偕无道行，耻与群小立，薄彼轻侮徒，不屑与同席！”
记：这一次中共打手造你回国的谣言布置周密，策划周到，来势汹汹，看样子比以往的做法更加狡诈和凶狠，这幕后的背景到底为何？
倪： 自从我去年8月决定重组民主党以来，中共明显大大加强了对我及我所领导的民运组织打击的力度，有些做法已经超出了中共在海外进行秘密政治斗争的常规，很有些进行超限战的味道了。
记：请你作更具体的说明。
倪：比如去年中共得知我们要召开世界代表大会，重新确立坚决推翻中共政权的革命路线，制订“组织、组织、还是组织，群众、群众、还是群众”的工作方针并明确提出要在2020年推倒中共政权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之后就对我及我所领导的民主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围剿，中共在幕后进行了很多史无前例的动作，制订了坚决把倪育贤搞臭搞垮的一整套计划。企图把新生的对它有致命威胁的民主党扼杀在摇篮中。
记：在允许的范围内，你是不是可以向我略做介绍。
倪：首先，中共设法在我们组织里寻找代理人，为了策反我们的干部，他们不惜重金，先把意志软弱的人拉下水，然后千方百计地制造我们组织的分裂，这个阴谋后来被我识破，并且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并且阻止了中共线人的破坏活动。中共的做法已经从背后策划改变成公然出马，赤膊上陣，比如有一次，中共打手居然把一大堆半尺高的我的所谓档案资料拿到自民党办公室，而这些资料只有中共市一级的机要部门才可能取得的。向党的干部进行策反，要求他配合进行彻底搞臭倪育贤的联合行动，更可笑的是，他们居然不惜工本把诬蔑我的造谣材料发送到纽约市政府部门，所有的华人律师楼，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造谣大会战，他们还竟然把攻击我的黑信张贴在法拉盛的大街小巷，这个做法使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
记：他们好象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不怕这种行为会彻底地暴露他们的政治面目而引起美国情治部门的注意吗？
倪：实际上，他们已经触犯了美国的法律，他们的行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恐怖活动，它是在用政府的资源威胁所在国公民的人身自由，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证据，必要的时候就要通过司法手段解决中共在美国进行政治迫害的问题。
记：中共势力如此疯狂、如此嚣张地打击你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倪：这是因为中共真正感觉到革命民运的路线及其推动的组织发展对中共政权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如果不把这股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无法扑灭的局面，因为以前的民运基本上是停留理论层面，而且推行的是改良主义的路线，这样的民运，共产党是不会害怕的，而我领导的民运强调的是组织的发展和实际的行动，而且更具威胁的是我们的组织结合了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的参与，半年以来，光纽约一地，我们已经发展到五百多人，预计到年底我们可以组成一千人的民主党队伍，而这是一个有组织的队伍，有坚强和明确的民主理念，试想一千人的反共示威队伍不停地出现在中共使馆的门口，不停地出现在共产党要员访美的场合，共产党当权者不会感到芒刺在背，坐立不安吗？更要命的是这个党还在竭尽全力的发展国内的地下组织，并且日益与国内的抗暴维权斗争连成一线，毫无疑问，共产党对这样的组织当然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搞垮这个组织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而搞垮这个组织、打击这股力量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他的领导人搞臭、整倒。这就是共产党对我进行超限造谣战的真实背景。
记：老倪啊，老倪，你这样折腾法，如果我是胡锦涛我也不能放你过去啊！
倪：不是我喜欢折腾，而是我越来越感到形势逼人。国内的官民矛盾正在逼近临界点，我们再不抓紧最後的机会，把民主政党建立起来，就会错失良机。
记：你是不是认为二零零八年中国一定有重大事件会发生？
倪：是的，我似乎已经听到一场民主革命临近的脚步声，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把一个理性的、革命的民主政党建设好，风暴一起，人民就可能要流比“六四”惨案更多的血！
2007-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