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被宣布调查，经了漫长等待的民众终于等到了官版结局。繁华落尽曲终人散，一场反腐狂欢盛宴之后，外界似乎再找不到可以更兴奋的热点。但是对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来说，却是“战果累累，不言初胜”，迎接他的将是更“难啃的骨头”。对于今日的中共，习近平所表现出的罕有强势对于整治一两个贪腐“大老虎”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消灭阻扰改革利益集团这只拦路虎。有中国政治观察人士直言，严惩周永康只是表象，实际上，中共的最终目的是要强力清理附着于政治权利之上、大发经济横财30年的“官倒”利益集团。
昔日“官倒” 今日“官商”
“官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官员或官员的亲属，利用权力占有计划物资转到市场高价出售，从价格双轨制（同一种产品国家与市场的不同定价标准）等中谋取利益。“官倒”这个词在今天并不为中国年轻人所熟知，但是25年前的六四天安门广场，“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曾响彻云天。之后，中共控制媒体对这个话题的讨论，“官倒”遂淡出中国的日常用语。但是其实，直到今天，“官倒”在中国依然阴魂不散，只不过换了一个称呼——“官商”。
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中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官倒”现象，是市场改革以来，政治权利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大规模介入，也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转换。双轨制创造的第一批暴富群体，逐渐形成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就如当年疯传的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一车皮一车皮的倒卖电视机，生产电视机的国营企业利润统统进入了赵大军的私人腰包。1992年开始的国企改制潮中，大量国有资产如滔滔洪水一般流失而去，科龙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当年以9亿元人民币的付出鲸吞了136亿元总值的国企，“左手倒右手，公有变私有”，恶意蚕食国企的人摇身一变成为身家亿万的财富新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倒腾钢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笨重物资的老“官倒”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正如中国的发展日异月新，公权换金钱的腐败形式也与时俱进，逐渐衍生出通过行政审批、工程招标、土地买卖、医药购销、企业转制等商业贿赂方式。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老“官倒”，我们姑且称之为“新官倒”。新形势下的“新官倒”，虽然手法上有新的变化，但实质上也是利用手中的特权谋取私利，蚕食国有利益，其危害比老“官倒”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日中共领导人所谓“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的慨叹，改革受到利益集团阻挠的现实，皆是来自集权钱于一身的新“官倒”们。
周氏家族的“官倒”之路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产生了飞速的发展，“官倒”们的财富也呈几何级数增长，百万、千万已是昨日黄花，刚被官方公布检查的周永康家族，传言涉贪金额高达千亿（人民币）甚至更多。传言真假暂且不论，通过梳理周氏家族聚敛巨额财富的诸多手段可以发现，左右还是离不开“官倒”之路。
从媒体曝光的信息显示，在昔日“白手套”米晓东具体操办下，周永康之子周滨作为中间人，曾将数批国产的采油树设备销往伊拉克米桑石油油田的中方作业公司；已被判处死刑的四川商人刘汉曾以2,0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周滨价值只有五六百万的旅游景点；周滨岳母詹敏利的德淦石油，曾以1,000多万的低价从中石油获得合作项目，转手就以5.5亿卖给了东北民营企业家王乐天；周氏家族还通过多个房地产项目，获得土地和开发权后，迅速倒手赚取差价；另外还有温邛高速公路等项目同样属于这一模式……
虽然周家也经营一些不在周永康直接影响力范围的生意，比如周永康的兄弟在家乡江苏无锡获得了五粮液的经营权、奥迪汽车的专卖权，以及中旭系的文化板块的很多项目。但是总体而言无论是实物、项目，还是公司股权，周家往往并没有耐心去真正地经营，而是采取简单的倒买倒卖的方式牟利，在“官倒”这条敛财之路上大展拳脚。
习近平打周实为反“官倒”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做官发财”这一观念已演化为一种思维定势。中共实行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让市场化飞速发展的同时，也让金钱至上的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头脑。落后于经济领域开放程度的政治领域，更容易受到庞大物质利益的诱惑。以利益为结点的官商勾连遍布朝野，屡打不绝。红顶商人、涉黑官员、洗钱的白手套……共同结成了千丝万缕的网，他们“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成为“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铜墙铁壁”。
在2004年的反贪污电话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发言“管好你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和工作人员，发誓不要使用权力谋取私利。”可见，在上位之前，习近平已对权利“官倒”深恶痛绝。上台后，习近平更是多次警告官员“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71岁已退休的周永康是中共改革开放35年来被立案审查的最高级党政官员，也是1949中共建政以来，首名因涉贪腐受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的女人们照片疯传 央视工作人员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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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一张被指认为周永康第二任妻子贾晓晔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经央视工作人员确认，照片上的女子并非贾晓晔。腐败现象人人痛恨，腐败分子人人喊打，但不能以讹传讹，让道听途说掩盖了事实真相和反腐本意！ 大老虎周永康落马，还未开审，网络迅速亢奋地进入扒皮节奏，尤其热衷于“扒”周的私生活中的“女人们”，传说哪个主持人是其情妇，哪个明星与其有染，现任妻子贾某是当年哪个官员介绍的，还贴出了这些女人的照片。跟以前反腐报道中类似情色化消息一样，这些消息并没有靠谱来源，多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想象猜测的小道消息。从一个细节就可看出这些消息的不靠谱，周永康第二任妻子贾晓晔的照片在网上流传，不过经央视工作人员确认，照片上女子并非贾晓晔。连照片都没弄清楚就传说各种风流韵事，可见其扯淡。
 围观贪官落马后的反腐报道，最热衷的就是关于他们的情色和性了，没点儿这方面“佐料”，都不好意思说是“反腐报道”。有统计说，多数落马的贪官都有情妇。——一方面是贪确实与色相随而生，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权色本就是不可分割的联合体。更重要的是，媒体在报道贪腐故事时偏爱对情色细节的报道，使情妇在贪腐故事中显得尤为突出。一些媒体对贪官情事性事的报道，比很多地摊非法黄色小杂志的尺度更大，更黄更暴力。 重庆贪官雷政富的故事无人不知，可是，有几个人知道他真正贪了多少，是怎么贪污腐化的，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寻租，并一步步走向堕落的？人们对雷政富贪腐的了解，都集中在与赵红霞的不雅视频中。人们议论雷政富的长相，议论那不堪的“12秒”，议论与赵红霞是怎么相识、怎么上床、并怎么被敲诈的，并津津乐道地计算“一次12秒，被敲诈300万，每秒得25万”。人们对雷政富的了解所以只剩下情色，源于媒体的报道都集中在这些方面。 当然，媒体会抱怨，记者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公众喜欢看情色故事；而公众会抱怨，媒体这么报道，公众只能看这些故事。互相推卸责任，其实这是一个互相激发的恶性循环，互相的恶趣味臭味相投，眼球与利益互相利用，催生出黄色化、下三滥的贪腐报道。 首先，尽一切可能去往贪官身上吐口水和泼污水，是我们的一种文化传统。“尊官畏官”的官本位传统刺激出的一个对立面是强烈的仇官情绪，一方面当官员在位时，因为其掌握着权势，社会会以一种无以复加的方式去围着、宠着、 仰视着官员，崇拜权力，屏蔽其一切丑闻。可当官员失势时，就会拿出吃奶的力气去踩他，把官本位社会中受权力压制的那股气和仇恨全发泄出来，泼向落马的官员。官员在位时享受着各种特权，可一旦落马，不仅权力瞬间消失，甚至基本的公民权利都被舆论的道德审判所剥夺，可以随意涂污和谩骂。成为阶下囚的贪官成为被批判和奚落的对象，成为众矢之的，失去了澄清权和辩护权，所以媒体和公众似乎是可以随意往他身上安罪名，将其描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妖魔和臭流氓。 情色化的反腐报道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常的舆论场下对官员行为过度神秘化、封闭化下的一种反弹。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平民的私生活不应受到舆论的关注和评判，而官员不一样，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公权力，许多生活很难以公私截然分开，他们8小时之外的许多行为不仅涉及私德，还涉及公德，应该在舆论和公众的监督范围之内。可在现实中，在8小时内的监督尚未完全的语境下，8小时外更是异常神秘和封闭了，媒体根本不可能做半点监督和曝光——即使当年胡长清、张二江等人的风流韵事已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情况下。这种过度禁忌和神秘下，公众只好把一种监督热情转移到对“死老虎”私生活的关注上，在中国，一个落马贪官是可以被随意唾弃、编排和奚落的，死老虎可以随便打，他那最神秘的生活当然会最受关注。贪官情事被爆炒，是舆论对神秘和禁忌的一种“报复性反弹”——瞧，这些主儿在私下就干着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所以我们的贪腐报道也是极其反新闻规律的，高官一落马，媒体关于其落马的原因和腐败细节，第二天立刻就能“挖”出来，网上立刻铺天盖地，玩了多少女人，贪了多少钱，跟哪些商人来往，是因牵扯到谁而落马的，同僚的评价，甚至收钱的过程，都写得非常清楚。效率真高，仿佛一切尽在媒体“掌握”，记者一夜之间就神通地挖出所有猛料。与落马后立刻爆出大新闻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些官员在落马前没有任何负面新闻。落马前新闻的静默，与落马后新闻瞬时爆发如江河决堤，完全反新闻规律。 反腐报道的情色化和小道消息化是一种病，但应该吃药的绝不仅仅是媒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