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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99%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看 亟需启蒙/六四幕后黑手称低估中共 引环球时报调侃
發佈時間: 8/13/2014 11:02:03 AM 被閲覽數: 197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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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99%中国人不把自己当

人看 亟需启蒙


京港台:2014-8-13 23:16| 来源:凤凰财知道 |


  按:本文为张维迎教授在8月9日举办的财知道智友会第二期上的演讲实录。

  张维迎:首先谢谢智友会组织这一个读书会。我先讲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想谈谈启蒙。启蒙的本意就是原来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看不见,在一种愚昧状态当中生活。而启蒙的核心就是“灯”,让我们自己清醒,从愚昧当中解放出来。 我们所谓的“愚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知道人究竟是什么。可以说,我认为现在大部分中国人,60%以上甚至于说99%,不把自己当人看。怎么不把自己当 人看呢?人和动物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吃喝拉撒,吃喝拉撒这些方面一般动物都会有。生物性欲望的满足方面人和动物是一样的。能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的,其实是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也是康德讲的。

  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有理性、能思考、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包括了要去表达。如果你想说一个话,别人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这就是你不把自己当人看。启蒙就是要认识到人就是人,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有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有了自由,我们才活的有尊严。如果没有自由,你就没有尊严,这一点非常重要。

  西 方在几百年前,尤其是十八世纪,无论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还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或像德国康德这样的人,他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权利,什么是人的尊严。我们中国一直没有经过这个阶段,我们直到在一百多年前,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开始了思想启蒙。

  但是这个思想启蒙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基本上就中断了,被“一个主义”代替了中国人应有的启蒙,然后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好多思想界的人做了一些启蒙性的工作,到1989年也中断了。到现在仍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启蒙,启蒙在中国是一个“半拉子”工程,也就是一个“夹生饭”。中国人对基本的权利,对自由这些东西的认识都是非常模糊的,也包括对民主的看法。自由是比民主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自由的理念,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我这几年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理念、思想、观念对人类的重要性”。人类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观念历史。人类的所有创新,其实都是从观念变来的。我在这几年对传统讲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疑问,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解决人类的很多问题。比如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个东西是讲不通的。 我们看一下人类的历史,其实你的生产力、技术很大程度上是由上层建筑来决定的,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我们看一下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比较,为什么最新一些技术 的创新都出现在那里?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出现在中国?那么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就是我们的产权制度等等约束了人们创造的自由。

  甚 至从一般的技术来讲,其实就是由一个想法导致的。如果没有自由思考环境的话是不可能的。比如新的电动汽车特斯拉为什么在美国出现了,在中国为什么出现不 了?在中国搞企业的人就会想这个事能不能去做,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些约束性就导致很难有创造性的思想,更不用说社会科学这个行业了。

  自由就像空气一样。不是说搞社会科学的对这个敏感,搞自然科学的就不敏感。自由就像空气,无论搞什么学科如果没有自由空气的话,人的思维本身就会僵化。

  我 在书里面谈了好多例子,在这里我也不多讲了。由于我是搞经济学的,大家知道经济学家谈的都是利益。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只受利益的驱动。我想这是一个 悖论。按照经济学传统假设的话,经济学家说什么与人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因为人们最大化自己的效益、利润。无论经济学家主张什么观点,人家知道自己怎么做,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有没有经济学家、有没有经济学都不影响社会。

  但 是,话说回来要经济学干什么?我们之所以研究经济学或其他的社会科学,就是我们相信理念在影响人的行为。过去经济利益上的很多理解比较片面。我们过去认为 利益是客观的,尤其是物质主义的利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们好多对利益的理解是通过观念进行的,或者说利益是由观念构造的。举一个例子,几十年前在中国 被灌输这样一种理念,工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是矛盾的,工人、农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是矛盾的。如果要追求利益的话首先要打倒资本家、地主阶级,但 是现在来看显然这不是利益所在。当你打倒资本家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这样,任何消灭资本家的地方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是最惨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是最没有保障 的。

  再 进一步看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完全是一种理念的产物。从马克思最初对经济的批判,到认为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有计划的协调机制,到最后斯大林,再到中国搞计划经 济。看起来我们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理念错了。计划经济制度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国和苏联的灾难是最惨重的,仅仅大跃进就几千万人饿死。 这在和平时期真是不可想象。理念无论好或坏都会对人类发生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人类需要一种正确的理念去引导的。

  我想讲的第三点,就是思想市场的重要性。 人类新的理念、进步的理念,只能是人类自身创造的。当然创造思想的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并不是像过去经济学家讲的那样,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其实并不一样, 有一部分人比大部分人更善于思考,更能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这些新的观点一开始是少数人提出的。这些人一定是很孤独的,而且受到多数人的反对。但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些人提出的观念不断的被人们所接受。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制度,我们就生活在其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对人类的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扼杀了思想的自由、思考的自由,扼杀了思想的话,人类进步的种子就扼杀掉了。我们的所有进步都隐藏在新的思想当中。

  我们知道,思想的自由竞争并不一定导致被普遍接受的思想一定就是最好的思想。因为要受到来自于人类本身无知的限制。我们接受一个观点,最后也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人类要避免犯巨大错误,不同的思想自由竞争是唯一的办法。 从历史上来看,如果思想市场是市场化的,是非强制的,没有一个思想可以长期的主导社会。如果施加了一种强制,使某一种思想变得垄断之后,就会遏制其他的思 想,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像刚才讲的计划经济,再往前讲,中国历史上思想市场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 化。但是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否定儒家的思想,再到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这种思想都是错误的,无论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从此之后中国的思想就非常单一, 除了南北朝期间比较混乱的时候有新的佛教又起来。无论是扼杀或者是树立垄断地位,其实都是对思想市场的破坏。

  人类的社会所有进步都是多元化的,包括观念、思想的多元化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在生物学上是怎么进步的呢?一定是由变异引起的,变异就是跟之前不一样。如果不允许变异,如果把变异扼杀掉的话,人类恐怕跟猴子差不多。新的思想就是一种对传统的变异。我们知道在多元化的状态下人类才能够取得进步。

  中 国这二千多年停滞不前,为什么二千多年停滞不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思想被垄断了。我们只接受一种思想,就不可能再进步。反观欧洲是不一样的,中世纪的时候 是黑暗的,基督教的统治也是垄断。但是在后期文艺复兴之后不同的思想出现了,这才导致了他们的进步。这一点用在今天也非常重要。如果总是要追求一种思想,追求所有人有统一思想的话,中国不可能进步。所以思想市场非常重要。

  我认为人类所有的自由里面最重要的自由就是思考的自由和言论自由。我 们可以自己思考,但人类的思考如果仅仅是自己思考而不跟别人交流的话,你的思考不会达到一定深度的。只有在交流的情况下,你自己的思考才能到达一种深度。 为什么说这个自由最重要呢?跟我前面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相关的。没有其他任何的强权或反自由的东西,只要允许人们思想的自由,可以避免人类很多的灾难。比如 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只要可以实现思想自由,只要每个人可以在媒体上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话,大跃进是搞不起来了。即使毛泽东想发动,有人追随,有人就会反 对。我们会看到好多事实证明这个东西是不对的,那么就会停下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好多灾难都可以说是由于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 上讲,思想自由是人类所有自由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有了思想自由,专断的、独裁的权力其实都可以被摧毁。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讲,如果要维持一种绝对集权的话, 限制思想自由和消灭思想市场就是必然的。这是我讲的第三个意思。

  第四个意思,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功利主义主导的改革。两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提出功利主义之后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功利主义讲目标是第一的,为了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只 要目标是正当的,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在我们国家来讲,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有一个社会福利或效率为导向。用在中国的话就是国家 利益,只要我们认为国家利益是神圣的,所有对人类其他权益的侵犯都是正当的。好比说我们认为国家利益就是要经济发展、快速的发展,快速发展的话就要去建好 多新的高速公路、厂房设备,这时候就要有拆迁。要拆迁的话,因为我的目标是正当的,所以用什么手段拆迁都是次要的。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功利主义政策。经济 学家论证要市场,因为市场提高效益,这也是功利主义的。

  现在到了这个阶段,要从功利主义转向一种权利优先或权利主义。简单来讲,人类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人的尊严,无论出于任何目的都是不可剥夺的。西方经过启蒙思想家的努力,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尽管有些经济学家、经济理论是很功利主义的,但是并不能够动摇西方世界基本的权利哲学。由于中国没有经过思想启蒙的洗礼,所以这种功利主义一定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损害。

  到 今天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我们再看一些新的改革措施的时候,我认为不能仅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不能用GDP的增长来判断某一个政策是好还是坏。当 然我不是绝对的反对功利主义的,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还是判断、成本计算的标准。在人类的基本尊严、人权的问题上,我们不可以用功利主义。这种思想如 果能够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如果能够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共识的话,就可以避免由于发展而导致的很多负面的影响。现在社会的很多不安定因素都与个人权利的维护 有关系。

  我 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未来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要基于个人自由、权利、尊严的基础上。所有的政策不能越过这条底线。甚至未来对民主制度 的评价,也不可以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搞民主的话,我们比较一下印度。印度是民主国家,但是经济发展很难,在印度修一条公路太难了,中国很好,效率很高,这 种思路可能是错误的。当然也可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个质疑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很多集权的东西看起来有效,做起来很强有力、很快见效,但是从整体 不一定是有效的。举例子来讲,正因为这样北京的城墙都拆掉了。现在到中国的很多城市去看都是千篇一律,我觉得这是功利主义的思维,也是跟政府有关系的。




六四“幕后黑手”称低估中共

引环球时报调侃


京港台:2014-8-13 20:36| 来源:多维 |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8月13日罕见地大谈被当局视为六四“幕后黑手”的万润南,并揶揄其只能定义为失败者。这名“六四”后流亡法国的传奇人物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同学,并著有《胡锦涛传》。作为当年叱咤中关村的四通公司掌门,当“六四”来临时,他曾为抗议学生提供资助。

  海外至今仍会举行活动纪念“六四”

  在此之前,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文章《万爷在巴黎》,讲述作者与万润南的会面和谈话,披露当今万润南的生活以及对于当年“六四”的思索。万润南称“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

  《环球时报》8月13日发表署名单仁平的文章《“万爷在巴黎”的讲述令人感慨万千》。评论说,万润南的这句话令很多人印象颇深。的确,当年那批人跑出去后成立“民主中国阵线”,万润南任“秘书长”,他们预言中共政权将在6年内垮台,甚至有人认为只需3年。

  “但中国不仅稳住了阵脚,而且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了新潮流。这一巨大的事实看似是历史进程的一次扭转,其实它是历史规律的一次坚持。万润南们的悲剧在于看错了这一事实的性质。”

  随后,《环球时报》揶揄万润南们总是把历史潮流挂在嘴边,“但其中一些人总是搞错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他们仍生活在西方对中国的启蒙时代,无法超越西方带来的思维角度,造成致命的误判”。

  《环球时报》说,万润南已经老了,他在巴黎的生活更加“个人化”。他当年的同伴们大体溃散得七零八落,他们显然没有前途。“万润南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定义成失败者。”

  对于万润南称“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环球时报》评论更认为,“这更像是自我安慰和解嘲的话”。

  万润南是昔日四通集团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的顶级风云人物,后被定性为1989年政治风波的“幕后黑手”之一。他在那之后出走西方,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头面人物。

  如今海外民运渐趋稀落,而万润南的声音也渐渐稀少。作为胡锦涛的学弟,他也曾多次在海外发表文章或者演讲评论胡锦涛,尤其是流传甚广的《胡锦涛传》。当年在清华园,万润南与胡锦涛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

  附文:

  万爷在巴黎(一)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一

  万润南坐在路边小酒馆的绿色座椅上等我们。象5个月前的见面一样,又是个雨天,他仍头发短促、下颌上留一片花白胡子,套一件蓝色的夹克。

  空气都湿漉漉,但巴黎郊外比北加州的小镇要诗意得多。那乏味、标准化的老年公寓、孤零零餐厅里的粗壮大妈,被蜿蜒的小路、妩媚的法国姑娘替代了。

  我们坐下来,他点了阿尔萨斯的红酒,还有味道不佳的鲑鱼。因为心脏问题,他再不能大口饮酒。在三十年前的中国商业世界,除去大胆与精明,他还以豪饮著称。他曾戏称自己体内有一种特别的酶,可以分解酒精。

  

  “四分之一地方都堵死了”,他用拳头来作比心脏,为我讲解心房与心室的关系,哪个部分出了问题。他的声音镇定、平稳、缓慢,很少表现出强烈的情绪。这是一种奇怪的抽离感,在谈论自己,仿佛谈论的是另一个人。其中还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坦诚,似乎对所有事都可开诚布公。

  他气色颇佳、谈兴也浓,丝毫看不出危险的迫近。比起上一次,气氛更为放松与亲密。可能是他对我增加了了解,也可能是巴黎的气氛使然。

  他钟情巴黎,这里的梧桐树、小巷与洋房,正像他成长的上海的法租界。更重要的是,这还是雨果的故乡。在他狂热、匮乏的青年年代,“革命”魔咒般地存在,没什么比雨果的《九三年》更能捕捉到这种革命的崇高与残酷。

  25年前的逃亡开始时,法国是第一个接纳他们这些流亡者的国家。它不仅接纳、还把最慷慨的荣誉给予他们。那年7月,正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在盛大的纪念仪式中,他们被邀请到主席台上,当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发现中国留学生是第一方队。法国人将整个春夏之交的天安门广场视作对大革命精神的延续,这些青年人与知识分子是“大革命精神”的继承者。

  两个世纪以来,不管是1789年、1848年还是1871年,革命就像是文学、艺术、时装一样,是巴黎最重要的风尚,也是最被庆祝的精神。

  令人嘲讽的是,“流亡”这一个概念正是因法国大革命而起。当“公民们”攻陷了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后,法国贵族们开始四处逃散,他们成为了“流亡者”,它的声誉不佳。巴黎制造了流亡者,也慷慨地接待过形形色色的流亡者,从19世纪的赫尔岑到20世纪初的列宁再到冷战时代的米沃什,更有军人独裁时代的拉美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他们是政治人物、作家、艺术家,常是为了逃离一个令人压迫的政治制度到此。

  但巴黎从未接纳这样规模宏大、面貌清晰的流亡群体。经由电视新闻网的直播,天安门事件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戏剧,延续了整个夏天。从热情高涨的青年到血腥屠杀,它的高度戏剧性更使它深刻地进入了整个世界的道德意识,它不再像是来自遥远国家的悲惨故事,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这幕惨剧逃出的人们,成了天然的道德象征,北京对他们的口诛笔伐,更加深了这一形象。他们的群体也足够庞大与多元,有魅力四射的学生领袖、昔日当权者的智囊、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新兴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代表了一个失败的、被同情的过去,同样代表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这一群精英或许可以为未来中国提供另一种可能。

  二

  “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难度,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他说。这一定是个痛苦的、充斥着幻灭与挫败的发现过程。

  “六年内,李鹏政府将垮台”,这是他在1989年8月22日的《华尔街日报》上的预言,届时他们组建的“民主中国阵线”将回到北京参与自由选举,——“如果人民不投票给我们,这没关系,但他们必须给予选择的机会。”

  如今读来,这预言像是荒诞呓语,不过在当时,它却颇令人信服。他的预言甚至显得不无保守。另一位更年长、也更声誉卓著的流亡作家刘宾雁大胆宣称三年内北京政权必然垮台。

  整个世界舆论都响应这种乐观。随着东欧的转变、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处死、还有岌岌可危的苏联,这乐观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但这乐观也给这群流亡者带来一种奇妙、令人不安的影响。你刚从一场巨大的屠杀中逃离,限于一种深深的恐惧、惊诧、愤怒与无力中,然后你成了道义上英雄,接着又被赋予塑造未来的期望。广场同伴的血迹未干,流亡者们却谈论起可能的政权更替,而他们可能成为新的主人。

  当这些流亡者在巴黎开始筹建流亡政治组织“民主中国阵线”时,他们没有被视作失败者的聚会,反而以某种流亡政府的形象示人。或许西方政府仍谨慎的支持,但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则纷纷表示出直截了当的热忱,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代表到哈维尔的祝贺,“民主中国阵线”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合法性。而在法国,政治人物与公众人物都投来普遍的敬意与支持。密特朗总统公开宣称,一个屠杀自己的青年的政府是没有未来的,在索邦大学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法国政客满脸敬畏地坐在前排,他日后成了萨科齐总统。

  那定是种混乱、复杂、甚至癫狂的感受。在1989年冬天的巴黎,一些流亡者在酒醉后说,明年要把酒桌摆回中南海,向自己的支持者许诺部长、省长之职……

  万润南很少、或许也不愿意回忆起这些荒诞。他甚至弱化自己在当时的重要性。“他们总需要一个跑腿的”,他常这样说。但在当时的流亡群落中,他是少有的具有现实经验的人,他在四通的巨大成功,足以让他被寄予希望——倘若作为主席与副主席的严家其与吾尔开希是精神与道德上的象征,他这位秘书长才是实践这民主理念的具体重任。他在当时在全球媒体上正是这样一个自信、实干的组织者的形象——他既然能从一个红卫兵变成一个成功企业家,为何不能再次从一个企业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但现实的挑战却比所有人想象的更严峻。不仅北京政权的生命力顽强,它逆流而上,直至创造了新潮流。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流亡者也面临着内部的重重困境。当1989年9月的“民主中国阵线”成立的会场里响起《自新大陆》的旋律,人们陶醉于一个可能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如何实现?

  这群流亡者都知道反对的政治理念与制度是什么,但他们能建立一个不同的吗?他们背景各异,也几乎都缺乏政治经验,更糟糕的是,他们还不无痛苦地发现,自己都是所反对的体制的产物,不管是思维方式、言谈举止,都带有他们所痛恨的“党文化”的痕迹。他们都曾是各自领域的精英人物,但在新的试验中,却发现连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

  “在牛津读书的胡志强给我们带来《罗伯特议事日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他回忆说。他们以反对专制、寻求民主的姿态出现,却甚至不知道怎样开一场民主会议,如何表达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意见。

  来自台湾的胡志强也是这个流亡组织与台湾密切关系的象征之一。这也是意外的相逢。自1949年以来,台北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流亡政权。在冷战的格局中,台北与北京均以“真正的中国”自居,都试图在否认对方的合法性。力量日趋衰落的台北,也试图扶植海外的对抗力量。从更早在纽约成立的“民联(全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到突然兴起的“民阵(全称民主中国阵线)”,台北都试图支持、当然也试图操控它。对于流亡者来说,这既让人安慰又令人担心。

  因为经济繁荣与民主转型的成功,台湾正散发出一种迷人魅力,它富有说服力地表明华人社会能创造出民主,大陆不过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台湾。但这也是危险的魅力,大陆的流亡组织不是台北“反共计划”的一部分,它想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在最初的热烈憧憬之后,流亡者很快发现他们的根本困境。倘若他们不能以“夺取权力”为目的,思想与行动都将丧失焦点。与一个世纪前的列宁与孙中山不同,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意识形态可供追寻、也无心创造一个严密的组织,他们都曾饱受这种“革命”的痛苦,想寻求另一种方式。他们一开始就宣称以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

  倘若民主政治是以选民为基础,流亡政治欠缺这基础。他们有同情者与支持者,却没有选民与监督者。他们身在异乡,关心的是中国。他们陷入一种天然的分裂感。这分裂感随着外界支持——不管是经济上、还是道义上的——的减弱变得更加显著。众望所归的“民主中国阵线”似乎滑向内部的混乱与争斗……

  万爷在巴黎(二)

  一

  “你真开过出租车吗?”我问。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这位昔日的四通集团的创始人、天安门运动的“黑手”、海外民主运动领袖曾以开出租车为生。

  很少人说得清这个故事的原委,它是发生在哪个时间,又是在哪个地点。讲故事的、听故事的也没有追究的兴趣,似乎仅仅这个模糊的事实就足以表达出他们的复杂感受——它是感伤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没落;它是犬儒的,海外民运之路压根走不通;它也是自我提醒的,千万别沦为一个政权的敌人……

  这个情节也变成了海外民运的缩影,它的历史、卷入其中的个人命运都暧昧不清、从未被认真梳理过。旁观者或者出于同情不去触碰,或者有意地忽略他们,他们自己则回避对其中常常苦痛、不堪的挣扎。

  “在美国,房子与车子是主要的开销”,他对这个问题保持着一贯的坦然。他的确开过出租车,不是普通的出租车,是专门机场接送的租赁车。那是2001年到2004年,他住在旧金山的Millbrae时。“它们本来都是生活资料,你要把它也变成生产资料”,他接着说,习惯性地用着那代人挥之不去的马克思式的词汇。他租下了一个四室的公寓,将每个房间装上宽带与电话,使之可以独立出租。他的接送机场的业务,不仅解决了车的问题,每个月还有两三千美元的现金。

  他的企业家精神从未消失。在整个90年代,他在忙于流亡政治的同时,也仍以一个创业家的身份活跃着。这既是流亡政治的需要,它可能提供组织活动急需的经济来源,也是个人生存的无法回避的问题。

  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商业成功再也未能重演过,很多时刻,他还运气不佳。他在巴黎投资过餐馆,结果他的合伙人卷入一场戏剧性十足的凶杀案,让他损失了几百万法郎。他也曾纵情于美国的科技股票,每日紧盯着纳斯达克的指数。在高峰期时,他在尚未被摧毁的世贸大厦租了办公室。他的投资哲学颇有成效,他只买交易量大的股票,因为它的价格空间比较大,他也严守“见好就收”的原则。他的判断一度准确,相信科技股票被高估了,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000点跌到3,000点时,他仍然赚钱,看起来他的商业才能再度绽放了。

  但他没有预料到它仍会继续下跌,当跌到1500点时,他赚的钱又全部赔了出去,世贸大厦的办公室关张了。这让万润南陷入尴尬。在流亡圈子中普遍的说法是,投资本金是流亡的朋友们所凑,他们信任与期待他的投资眼光,他不仅令他们失望了,经济损失还令他们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在普遍匮乏的环境中,损失让人际关系更加脆弱。

  “打击不大,不过是白忙了一场”,他的描述与传说的不同,投资人都收回了本金。对他个人来说,后果比“白忙一场”更严重。他的身体就是那时搞糟的。那是忙碌与刺激的三年,从早晨开盘,他就紧盯屏幕,“一天不吃饭、不喝水,也毫无感觉”。

  接下来,他进入了一个艰难时刻,也远离了熟悉的世界,租房、开车、休养身体。他不太承认人生的困顿,总以更乐观的眼光来面对它。他不仅把出租车从“生活资料”变成了“生产资料”,还变成了学习经验。他的很多客户都是往返于中美之间的工程师与创业者,他们往返于新竹、中关村和硅谷之间,技术、管理、资金在其中流动,产业的转移也迅速发生。他的客户中也有雄心勃勃的中国创业者,包括创办UT实达康的吴鹰与新浪的投资者茅道林。

  “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他打趣地回忆说。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面貌再度发生变化。它不仅未如很多人预言的那样崩溃,反而迅速地崛起,变成了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整个世界都急于进入这个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在它激升的贸易额中分得一部分。他熟悉的那个中关村也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的四通公司曾希望模仿IBM、也被称作“中国的IBM”,但如今中关村的另一家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中国的公司不仅再是模仿者,它也可能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这股新兴商业力量没如他当年期望的那样,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它成了现有政治秩序的合作者。北京政权似乎也焕然一新,那个屠杀自己青年的极权体制的形象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世上最成功的发展主义政府。

  相反的,流亡者跌入了历史的夹缝中。取代共产党的想法早已变成了笑料,流亡组织四分五裂、丧失公信力,人们如今甚至很难想象他们曾获得的巨大影响力。在流行的看法中,流亡政治多少就象是对19世纪的流亡者马克思观点的确认——“一所学习丑闻与平庸的学校”。他当然也成了这流行论调的受害者,即使他个人从未直接卷入这些丑闻中,但是他变得如此无关紧要。想起昔日四通的巨大影响力、西方报纸的“计算机天才领导反对组织”的标题,都象是遥远的神话。

  二

  万润南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中国的流亡政治还是不错的”,他常这样说。为这结论作证的是历史的、其他国家的流亡者们。俄国的流亡者互相暗杀,孙中山的内部组织更是一团糟,东欧在冷战时代的流亡政治更是边缘得不得了,他们被彻底地遗忘了。

  相较而言,1989年后的中国流亡者,他们的内部纷争仍是温和的。他们大部分努力消散,但仍有少部分人在坚持,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彻底消失。万润南也属于这微弱声音的一部分。他仍出现在巴黎的人权广场的六四纪念活动上,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分析中国政局,撰写回忆与评论文章——行动与组织的空间萎缩了,抵抗变得更为个人化。

  不过,很多分析却总象隔着什么。这或许也是流亡者最大的损失,他与自己熟悉的世界斩断了联系,同时也未能顺利地进入新世界。相比于同代人,万润南有着惊人的适应能力。但这代人的普遍缺陷也仍存在着。他们在一个荒芜年代成长,对一个正常的、多元世界的认识开始得太晚。他热爱法国,却从未试图学会法语。在客居法国与美国这么多年后,他对这两个国家的理解仍是概念的、模式化的。他对中国的分析,也与互联网上普遍论调没有太多区别,似乎他的独特阅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一种独特的视角。

  这可以理解,他从来是一名行动者、组织者,而非思想者。这或许也与他相对幸运的流亡生涯有关,他总能营造一个小圈子,在其中获得安全与温暖,他从未陷入彻底孤立的绝境。

  他坦然接受了这边缘化的命运。几年前,他曾被戴晴提醒(或许是半开玩笑的)——在中国未来的变化中,将没有你们的位置,他则回答说,中国的变化好比一场化学反应,有参与物,也有生成物,我们是促成这场化学反应的温度、压力与催化剂,在将来的生成物中,没有我们的位置,但我们有其作用。

  在谈起昔日的竞争对手,他也有种特别的宽容。谈起曾被大肆宣扬的“陈万之争”,他说那是完全被夸张的,说起和他曾势同水火的朱嘉明,他说他有才华、有雄心,劝去和他多谈谈,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事件。他甚至主动帮我联络那位“攻击”他的女记者,因为没人能代表真相,你必须多方探寻。

  他的温和态度令人很难想象他当初的意气风发,他在流亡政治内部掀起的“倒万风潮”。他曾被一位流亡记者称作斯大林式的人物,用铁腕控制钱与人。他也接受了流亡的命运,很有可能,他将终老异乡。

  这是与命运的和解吗?“我随遇而安,得过且过,是被卷入政治的”,他总喜欢这么说。他也引用梁启超,“先时之人、应时之人”,他本应是“应时之人”,却无意中变成了“先时之人”。这是一种自谦,还是另一种意义的推卸责任——强调历史之大势,也意味着个人无需为失败负太多的责任?

  不过,他的确在退入一个更个人的世界,这与他的年龄、经历、身体状况都有关系。在微信的朋友圈里,他以“万爷”的名义分享他的感悟、所拍照片、追忆往昔,“万爷”正是他清华读书时的外号,在青春时代,人人故作老成,称彼此为“爷”。他也带着孙儿前往法拉第街10号,那曾是民主中国阵线的办公室,也在索邦大学的礼堂前留影。

  25年前的民主中国阵线正是在此成立的,大会进行时,悬挂的横幅“民主中国阵线成立大会”突然倾斜下来,正在发言的他的反应颇富机智:“这预兆民阵前途有波折,但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他希望把这些喜悦、挫败的经验告诉下一代吗?还是期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对于家庭,他似乎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担心变成他们眼中的“loser”。他说了好几次“神话”与“笑话”的比喻——在历史上,“神话”与“笑话”的角色转化不断发生着。

  这“必然的胜利”比他想象的漫长得多。也是在1989年的成立大会上,来自台湾的代表康宁祥劝这位意气风发的秘书长——你们走上的是一条曲折的不归路。康宁祥是台湾党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深知,台湾的流亡政治人物的窘境,即使解严开始了,已经在美国10年的许信良通过偷渡才回到台湾。

  这不归路或许让他焦灼,他却没准备回头。他自称是被卷入历史中的,但造成他的命运轨迹的仍是他的主动选择。在1989年夏天,他的主动选择让他成为“国家的敌人”。在此刻,他选择了不与北京妥协,要一名难民的身份终老他乡。

  我们相约下次去他的新居再聚,它仍在修建中,这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好一个落脚点了。他所居住的巴黎郊外的Orsay Ville,是高科技创业区。他戏称一生都是在“硅谷”度过的——除去旧金山,中关村、Orsay Ville都被称作各自国家的硅谷。

  在我追问了几次之后,他也终于承认,他最想念的地方仍是中关村。是啊,那正是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而且看起来这灿烂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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