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2012年11月15日，当七位上了年纪的男士身穿相同款式的深色西装从红色的幕布后大步走出时，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的世界各大媒体记者见证了中国政治进程中独一无二的重头戏。七位常委亮相的每一个细枝末节都经过了仔细设计，甚至包括每一位常委所佩戴的领带式样：新任命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打了一条蓝色领带，而他的六位同志则戴的是深浅略有不同的红色领带。在七位常委中，至少有四位被认为是“太子党”，即中共内部原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或近亲。

　　2012年11月15日，七位新常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采访十八大的中外记者见面

　　布朗本人同时还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担任副研究员。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吉密欧为布朗的新书写了书评，指出布朗在早前的几本书里给中国领导人勾勒出了较为人性化的形象，在此基础上，他在新书中提供了来自多个信息源的大量轶事和评价，尽其所能地向人们介绍这些新领导人在刻板深色西装之下的人物性格。那些未曾花费过大量时间试图剥去领导人脸上仔细画上的层层面具的人，无法真正体会做到这一点有多难。这不仅仅是关于处在层层保密机制防卫之下的中共内部运作情况。高层领导人的家庭成员的存在被当成是一项“国家机密”，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两位领导人的夫人在公开场合的亮相被官方宣传吹捧成了开放的标志。

　　布朗虽未给出任何爆炸性的揭秘，但他确实向人们提供了有关高层领导人生活轨迹和行为动机的非常实用的总结和洞见。对于塑造了当代中国及其领导群体的面貌的某些事件，书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解释和背景信息。

　　吉密欧在书评中写道，布朗正确地认为，1966至1976年间造成巨大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是习近平主席以及他的同龄人所受到的最重大的影响；这一代中有很多人受到了迫害，他们的生活和家庭因此分崩离析。

　　正如布朗所指出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达13.6亿的国家，负责治理中国的却只有区区2,500多人，还不及欧洲大多数村庄的人口多。在这些高级干部当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太子党，布朗的新书很好地解释了帮助一个人登上顶峰的某些其他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来自没有亲缘关系的高级领导人的提携。

　　布朗提供了关于五位常委的一些有用洞见，他们和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一起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其中包括俞正声，他似乎是因为与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家庭之间的联系而获得提拔的。布朗写道，“（中共）就像一家部分由家族经营的企业”，俞正声代表了邓小平家族的利益，“就好比一个董事会成员在一家已经上市的家族企业中代表关键股东的利益”。

　　这一背景，连同来自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支持，足以抹去兄长1985年叛逃美国给俞正声仕途造成的污点。那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前高官给中国的间谍系统造成了巨大破坏，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遭到暗杀。

　　布朗的新书还使我们得以一窥领导人在达到政治巅峰之后的生活面貌。这是在谈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时难度最大的一点，但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而《新皇帝》一书若能提供更多这方面的材料，将会更加引人入胜。

　　吉密欧谈到，对于那些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不了太多新鲜或者启发性的信息——而书中不时一语带过的事件或历史背景可能会让知识储备不够深厚的读者感到困惑。

　　但总的来说，布朗颇为精彩地向人们介绍了中国的精英政治圈子以及身居中国政界高层的领导人——这些高层领导人都是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