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用三个章节，讲述了邓小平从“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复出工作的历史。

　　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新京报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获悉，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平书信往来，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其中部分书信首次公开。

　　邓小平一开始对“文革”认识不清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开了争论。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党中央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邓小平传》写道。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通过邮局、交管局、移民局、社会福利局等层层网络，美国政府对人口流动心中有数。图为今年7月2日，美国新移民在纽约曼哈顿公民入籍仪式上宣誓。记者 王雷/摄

　　如今的美国人，绝大多数是世界各国的移民后代，祖籍观念淡薄，哪里有工作哪里就是家，一生平均要搬家11次左右。众所周知，美国并没有户籍管理制度。美国人对频繁的人口流动习以为常，也并不觉得有全局管理的必要，反倒是一派自由惯了的态度，觉得哪里适合自己就去哪里居住。

　　简言之，在美国，大城市工作机会多，文化活动丰富，但生活成本和犯罪率高；小城市或者农村生活相对单调，但人情单纯、物价低。实际上，因为美国城市化程度高，农村和城市在生活质量上区别不大，一样的大超市，一样的电视节目，一样的连锁餐厅，所以一些喜欢清静的人，甚至不惜每天通勤超过三四个小时，专门去远离城市的郊外居住。

　　尽管如此，美国各级政府和研究机构出于规划的需要，也都必须知道人口的去向。根据法律，美国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所有人都必须参与。普查的数据是决定美国政治格局的基本依据，因为人口的多少决定了美国每个州在国家议会里的议席，也决定了总统选举时各州的选举人票数多少。除了人口普查以外，政府通过三套相关联的系统，可以准确地了解到人口去向。这三套系统就是驾驶执照、社会安全号码以及护照。

　　所有在美国长期居留的成年人，无论国籍，包括留学生，都需要申请社会安全号，这个长达9位的号码是独一无二的。申请这个号码时，还要填父母的姓名以避免重名可能造成的错误，准确无误地记录下在美人士的信息。社会安全号的原本功能是让国家社会福利局准确发放福利和便于税务局收税，不过越来越多的机构用这个号码作为员工的登记号码。同时它又与美国人的信用记录密切相关，因此在美国办任何和财务有关的事都离不开它。比如租房、到银行开户、买手机甚至装有线电视等，都需要用社会安全号查信用。

　　社会安全卡是一张蓝色的小薄纸，美国警察局的忠告就是牢记号码，而卡则放置在家中安全的地方。因为美国人都随身携带驾照，上边有地址和出生年月日，如果和社会安全号一起被盗，就很容易被人假冒身份。

　　说到驾驶执照，则是由每个州交通管理局发放。在美国生活离不开汽车，因为每个州的交通法规不尽相同，一般规定从外州迁入的30天以内必须办理当地的驾驶执照。即使不开车，也需要申请一张类似身份证一样的ID卡，用于办理诸如图书证、选举证等。申请驾驶执照时除了要填社会安全号码，还要求提供本地居住的证明，这样就有效记录了成年人的居住地点。当然，搬家不迁驾照一般不出交通事故也查不到你，不过本地的许多福利就享受不了了。

　　而美国护照则需要用出生证或者入籍证明去邮局办理，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能准确地知道哪些美国家庭有出国的意愿。最近几十年来，一些外国国籍人士和美国本地的配偶闹矛盾，单方面把孩子带回了原国，等同于绑架。因此，现在为未成年人办护照，要求父母双方在场，至少也要有缺席方的同意书，从这个角度来让跨国私带儿童变得更加困难。

　　总而言之，美国人搬家后，需要至少让几个政府部门知道：社会福利局、邮政局、税务局和交通管理局，外国人还得让移民局知道。所以，虽然美国没有户籍制度，在这个全世界联网的时代，美国政府通过层层网络，却比户籍制度更能捕捉到人口的迁徙趋势。